了得網經濟_比較81

內容簡介

2016 年即將到來，中國經濟的“新常態”也將步入第三個年頭。如何在新常態下實現“保增長、促改革”，回答“中國的崛起能否繼續”的全球提問，恐怕更重要的是弄清狀況，找對根源，走對方向，纔能走好轉型之路。許多經濟學家們的老生常談，其實都是常識，背離常識、經驗、比較分析，自以為可以獨創一套，是無法取得成功的。本輯《比較》圍繞三個重要話題：中國經濟轉型和增長、比較制度分析與不平等，提供經濟學家們的洞見和思考。

作者簡介

吳敬璉，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歐國際工商學院（CEIBS）寶鋼經濟學講席教授，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比較》輯刊、《洪範評論》主編，國家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副主任、國家規劃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國際經濟學會（IEA）榮譽主席，北京樂平基金會發起理事，阿拉善生態基金理事會理事長。吳敬璉倡導並努力推進市場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是“整體改革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研究成果，對中國改革和經濟發展轉型的實踐產生了重要影響。

市場失靈與公共政策讓?梯若爾

消費、貧困與福利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委會

轉型與增長隆國強王小魯許成鋼白重恩田國強埃裡克?伯格洛夫

青木昌彥的學術思想錢穎一星嶽雄等

缺失與誤導：《21 世紀資本論》讀書筆記雅諾什?科爾奈

公平的挑戰：談科爾奈對《21 世紀資本論》批評的精髓王一江

已測度的、未測度的、錯誤測度的和不足為據的悲觀主義：對《21 世紀資本論》的評論

迪爾德麗?麥克洛斯基

不平等，我們能做什麼？安東尼?阿特金森

監管型國家的法治約翰?科克倫

評《人為制造的脆弱性》廖岷

在線試讀

**個話題是中國的經濟轉型和增長，參加討論的經濟學家有隆國強、王小魯、許成鋼、白重恩、田國強和埃裡克?伯格洛夫。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全球經濟依然存在諸多不確定性，而中國也處於增長速度換擋、結構調整陣痛、前期刺激政策消化疊加中。他們一致認為，在此背景下，進行深層次改革，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尋找新的增長源泉纔是正途。隆國強強調了三點：一是轉型增長的緊迫性；二是促進經濟的轉型增長，要特別著力推動機制的建立，包括改革國有企業、深化與專業人士流動有關的制度改革、推行有利於調動人的積極性的改革；三是一定要以全球視野，堅持在開放中推動轉型，在開放中保持中高速的可持續增長。王小魯從消費和儲蓄嚴重失衡的角度來討論當前的經濟政策。他認為，持續運用凱恩斯主義政策的做法需要反思，政策的重點應當轉到適度提高消費，降低投資和儲蓄，為此應當讓產業投資回歸市場，強化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資，降低企業的社保繳費率從而減輕企業負擔，與此同時促進社保全覆蓋。許成鋼從軟預算約束的角度，分析了當下中國高企的債務問題。他強調，中國債務的性質非常危險，其他發達國家的政府債和企業債，是以**為主體在市場上發行，而中國債務的主體是銀行，且大量以抵押貸款的形式存在。經濟下滑時，抵押貸款的價值就會下降，銀行壞賬率會上升，嚴重威脅中國的金融安全和財政穩定。自2008 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出現了一些常規經濟學無法解釋的特殊問題，比如經濟增速在下降，但實際利率在上升；實際利率上升，但投資回報率在下降；勞動力成本在快速上升，卻出現了通貨緊縮。白重恩將中國經濟分為政策扶持部門和市場部門，用這個新結構”來解釋上述特殊問題。他指出，要解決這些問題，就要降低政策扶持部門的投資和過度擴張，為此，需要容忍增長率的暫時下降；從政策著力點來看，則要從刺激投資轉向降低企業成本，如減稅、降低社保繳費等。田國強則指出，當前中國經濟增長持續大幅下滑背後的深層原因，是市場化改革不夠深入，市場經濟制度不夠完善，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之間的治理邊界不夠合理。因此，必須進行深層次的制度性方面的市場化改革，而深化改革還是要從經濟學的基準點和參照繫說起，違反經濟學常識，改革隻有失敗。埃裡克?伯格洛夫通過比較9 個成功避開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找出了這些經濟體的共同經驗在於轉變了增長模式。他指出，要成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融入全球價值鏈、更好的信息技術和產業、表現良好的FDI 、較高的全要素生產率、收入均衡、金融體繫等都有重要影響。**個話題是中國的經濟轉型和增長，參加討論的經濟學家有隆國強、王小魯、許成鋼、白重恩、田國強和埃裡克?伯格洛夫。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全球經濟依然存在諸多不確定性，而中國也處於增長速度換擋、結構調整陣痛、前期刺激政策消化疊加中。他們一致認為，在此背景下，進行深層次改革，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尋找新的增長源泉纔是正途。隆國強強調了三點：一是轉型增長的緊迫性；二是促進經濟的轉型增長，要特別著力推動機制的建立，包括改革國有企業、深化與專業人士流動有關的制度改革、推行有利於調動人的積極性的改革；三是一定要以全球視野，堅持在開放中推動轉型，在開放中保持中高速的可持續增長。王小魯從消費和儲蓄嚴重失衡的角度來討論當前的經濟政策。他認為，持續運用凱恩斯主義政策的做法需要反思，政策的重點應當轉到適度提高消費，降低投資和儲蓄，為此應當讓產業投資回歸市場，強化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資，降低企業的社保繳費率從而減輕企業負擔，與此同時促進社保全覆蓋。許成鋼從軟預算約束的角度，分析了當下中國高企的債務問題。他強調，中國債務的性質非常危險，其他發達國家的政府債和企業債，是以**為主體在市場上發行，而中國債務的主體是銀行，且大量以抵押貸款的形式存在。經濟下滑時，抵押貸款的價值就會下降，銀行壞賬率會上升，嚴重威脅中國的金融安全和財政穩定。自2008 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出現了一些常規經濟學無法解釋的特殊問題，比如經濟增速在下降，但實際利率在上升；實際利率上升，但投資回報率在下降；勞動力成本在快速上升，卻出現了通貨緊縮。白重恩將中國經濟分為政策扶持部門和市場部門，用這個新結構”來解釋上述特殊問題。他指出，要解決這些問題，就要降低政策扶持部門的投資和過度擴張，為此，需要容忍增長率的暫時下降；從政策著力點來看，則要從刺激投資轉向降低企業成本，如減稅、降低社保繳費等。田國強則指出，當前中國經濟增長持續大幅下滑背後的深層原因，是市場化改革不夠深入，市場經濟制度不夠完善，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之間的治理邊界不夠合理。因此，必須進行深層次的制度性方面的市場化改革，而深化改革還是要從經濟學的基準點和參照繫說起，違反經濟學常識，改革隻有失敗。埃裡克?伯格洛夫通過比較9 個成功避開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找出了這些經濟體的共同經驗在於轉變了增長模式。他指出，要成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融入全球價值鏈、更好的信息技術和產業、表現良好的FDI 、較高的全要素生產率、收入均衡、金融體繫等都有重要影響。

第二個話題是關於比較制度分析。2015 年7 月，一直關注中國經濟發展並致力於推動比較制度分析與經濟學交流的青木昌彥教授不幸因病辭世，為紀念和推動青木昌彥的學術思想研究，特別邀請了相關學者進行討論。錢穎一教授對青木教授推動建立的“比較制度分析”方法的演化發展進行了梳理，對他的學術貢獻進行了全面的介紹。錢穎一在發言中指出，制度改革在中國經濟改革中有特殊地位，這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必然要求。這也是制度經濟學在中國經濟學界有突顯位置，遠比在發達國家受到更大重視的一個主要原因。斯坦福大學教授星嶽雄，介紹了青木教授如何將主流經濟學理論應用於分析日本經濟，解釋日本經濟的特殊現像，既推動了日本經濟學研究的一般化，還推動了一般經濟學理論的發展；他又如何將比較制度分析方法應用於對中國、日本和韓國的經濟分析。白重恩指出，目前中國的政策扶持部門和市場部門這樣一結構，是和青木教授經濟發展五個階段其中的兩個階段有密切關繫的，根據青木教授的框架，我們應該實現從G 階段到K 階段的過渡，然後再從K 階段過渡到H 階段。但是，從2008 年以來，G 階段又回來了，政府在經濟、在資本積累中所起的作用又變得越來越大，所以很難實現向人力資本積累為主的內生經濟增長轉型的目標。用青木教授的理論框架來分析中國結構的問題，對於我們理解中國經濟有非常大的幫助。青木教授的學生李波指出，我們的資本市場還面臨很多挑戰，在制度互補性方面做得夠不夠，在資本市場發展方面還需要學習什麼樣的配套制度，如何從制度互補性和路徑依賴的角度考慮，怎樣將制度變革和對外開放以及向其他國家學習結合起來，在這些方面，青木教授的很多研究，可以給我們下一步的改革和制度設計提供很大幫助。周黎安從翻譯《比較制度分析》的經歷來講述青木教授的學術精髓，特別是青木教授的分析把不同學科中與制度相關的概念和現像，用博弈論的語言和經濟學的統一分析框架進行了繫統整理和改造。車嘉華不僅是青木教授的學生，還是青木教授*後一篇論文的合作者，他談到，青木老師的工作有兩條線：一條線就是投身實踐，尤其是亞洲的社會實踐當中，既有益於社會，自己也學到了很多東西。另外一條線就是他的純學術工作，尤其是比較制度分析。車嘉華教授認為青木教授的學術生涯經歷了三個階段：*初是研究日本的體制，到2001 年，他又對比較制度有一個整體綜合的分析，然後到生命的後階段，通過對日本明治維新和中國辛亥革命的比較，更多地投身於從理論上探討和分析制度變遷而非制度本身。

第三個話題是關於不平等。自金融危機以來，不平等問題再次引發全球關注，致使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討論不平等的學術專著《21 世紀資本論》成為一本超級暢銷書，至今仍在引發學界的眾多討論。我們選取了四篇文章，討論不平等產生的原因、該如何來度量、有什麼樣的政策能應對不平等。雅諾什?科爾奈謙虛地將自己的文章稱為是一篇“《21 世紀資本論》的讀書筆記”。在這篇筆記中，科爾奈充分肯定皮凱蒂在研究收入不平等中做出的重要貢獻，但更重要的是，他指出了皮凱蒂使用貨幣收入和財富的單一維度來分析不平等所帶來的缺陷。他進而以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制度比較為視角，分析了其他維度的不平等，如自由行動的權利、產品和服務的可及性、工作機會和同工同酬、性別種族歧視、政府服務和福利的可及性、知識和信息的普及程度等。正如他所說的：“在我看來，與歷史上真實存在過的社會主義制度進行比較是一種值得推薦給他人的分析工具。把資本主義制度同其對立面放在一起，可以讓人更鮮明和清晰地感受到它的本質特征。研究從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的轉軌過程能起到類似的作用，因為它展示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特征在現實中的表現，是一種活體實驗過程，而非人為的模擬。”他還著重剖析了技術進步和不同財富獲取途徑對不平等的影響、“激勵→努力→不平等”的三角機制。對於皮凱蒂的政策主張，包括累進性質的所得稅、提高對財富和繼承的稅收等，科爾奈表示認同。但是，他認為，應該全面研究這些改革對特定國家帶來的短期和長期影響，因為他“不相信有放之四海皆能有效的良方”。

王一江教授的文章是對科爾奈“讀書筆記”的解讀。他從公平的內涵、公平與生產力的關繫、公平與激勵的關繫、收入來源與社會道德、財富用途五個方面，概述了科爾奈對皮凱蒂的批評。由於皮凱蒂和科爾奈的問題與觀點和馬克思都有很深的淵源，他還比較了皮凱蒂、科爾奈與馬克思的方法論和政治主張。王一江進一步強調，由於公平問題的復雜性和建立公平社會的艱巨性，僅在客觀、可量化的指標體繫中討論公平問題是不夠的，即使在科爾奈提出的復雜客觀指標體繫之上，還應該加入新的主觀指標，即考慮人們對公平問題的主觀認識和感受。

迪爾德麗?麥克洛斯基教授的文章，基於200 多年來西方國家的發展事實，對皮凱蒂提出了幾點批評：首先，皮凱蒂錯誤地測度了“資本”，將比重和重要性日益增長的人力資本排除在外，而經濟增長的推動力主要來自創新的理念，而非物質資本的積累。其次，皮凱蒂延續了左派們的經濟學理論錯誤，忽視了供給方對稀缺的反應，因此其趨勢預測偏離了市場的調整過程。再次，皮凱蒂的研究重點和政策建議在倫理重要性上誤入歧途，從倫理上看經濟學和政策的重點應該是消除**意義上的貧困，皮凱蒂等人卻執迷於以基尼繫數和收入份額來衡量的相對不平等。大量的經濟史實表明，自古典經濟學的奠基者們的時代以來，“以貿易來衡量的經濟進步”已經極大地富裕了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口，見證了史無前例的個人生活水平的提升，使人類社會經歷了兩個世紀的大富裕時代。大富裕時代給窮人帶來的好處，遠遠大於對富人征收累進性重稅和市場管制等強制性的再分配。因此，從提升窮人生活水平的實際效果來看，關鍵是提高生產力水平，把蛋糕做大，並通過市場機制讓窮人也能分享到發展的成果。

安東尼?阿特金森教授的文章選自他本人的著作《不平等，我們能做什麼》。在文中，阿特金森教授構建了一個稅收—福利模型，來分析縮小不平等的政策舉措的可行性。他以英國為例，運用稅收—福利模型，對15 條降低收入不平等的政策建議進行了定量分析。在這15 條建議中，隻有5 條是再分配性質的，其餘的都是降低市場收入的非再分配性建議。定量研究的結果表明，“稅收和福利這類傳統的再分配政策效果有限”。因此，“要在采用稅收和轉移支付的再分配手段之前，先降低市場收入的不平等。實現充分就業、更為公平的薪酬分配格局、更平等的資本所有權，是任何降低不平等策略中必不可少的要素”。

開篇的2014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讓?梯若爾在頒獎典禮上的演講《市場失靈與公共政策》，對於我們理解什麼是規制，政府與市場的關繫，特別有幫助。文章簡要回顧了產業組織理論的發展歷程，討論了規制的基本目標：保證更高的競爭分散程度，從而降低消費者支付的價格，同時允許企業獲得公平的收益。梯若爾認為，經濟中有很多領域，自由放任和隨意規制都不能真正發揮作用，隻有合理的經濟學分析纔行之有效，而“產業組織理論對我們思考經濟中的一些重要挑戰極為有用。它推動了反壟斷和規制。它讓我們認識到產業之間是有差異的，一刀切的方法不可行。它為規制者提供了大量知識，幫助他們更好地理解市場權力和政策干預的效應，也有助於企業謀劃其戰略。”在談到經濟學家的角色時，他說：“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是經濟學家的首要使命”，經濟學家們一方面必須對市場運行提供縝密的分析，要考慮個別產業的特性和規制者已知與未知的信息；另一方面，還必須參與政策辯論，而決策者和媒體也必須願意聆聽經濟學家的諫言。

“前沿”欄目是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委會對2015 年諾獎得主安格斯? 迪頓的經濟學理論貢獻所做的概述。評委會將迪頓的貢獻概括為三個方面：**，迪頓的研究把對需求繫統的估算（也就是對不同商品之間的消費選擇的定量研究）提升到成熟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新水平，他和約翰?米爾鮑爾的“近乎理想的需求繫統模型”及其後續擴展，至今仍在學術研究和政策評價實踐中被廣泛采用。第二，迪頓對總消費的研究開創了對消費和儲蓄的時間變化分析的微觀計量學革命；他率先對特殊不確定性和流動性約束下的個體動態消費行為進行了分析；他發明了虛擬面板的方法，使研究個體行為的時間變化成為可能；他說明了研究者在理解總消費和總儲蓄時為什麼必須嚴肅考慮加總問題。第三，迪頓率先利用發展中國家的家庭調查數據，尤其是消費數據，來測算生活水平和貧困程度。由此，他幫助發展經濟學從一門依靠粗略的宏觀數據、以理論為主的學科，轉變為以高質量的微觀數據為基礎的實證研究學科。評委會認為，迪頓“始終致力於利用嫻熟的測算和統計方法，把理論和現實數據更緊密地結合起來。他始終致力於通過對加總問題的處理，把個人數據分析和總量數據分析更好地連接起來。很少有學者能夠像他那樣在研究中借助如此廣泛的方法，並極大地促進我們對消費乃至人類福利的決定因素的理解”。

“法和經濟學”欄目是斯坦福大學約翰?科克倫教授的文章《監管型國家的法治》。眾所周知，美國等發達國家，向來以法治——限制政府的權力並保護人們的政治自由——著稱，但是，作者發現，美國的法治正受到來自監管型國家的威脅。他對照法治的十一個方面，從銀行監管、消費者金融保護、證監會、聯邦藥品食品監管局、環境保護署、互聯網、競選資金、教育等領域，分析了當前美國監管型國家對法治的侵蝕。在他看來，監管型國家的權力正在穩步增長，而且缺乏法治上的制衡。更危險的是，利用監管來實施政治控制。課以重懲的威脅和常規法治資源的缺乏，促使個人和企業必須同那些控制監管機構的政治組織或黨派保持一致。因此，科克倫認為，要想及早遏制這種勢頭，就須改革監管型國家，“更深層次也可能更為重要的是，通過改革來保護我們的政治自由”。

“新書架”欄目是上海金融監管局廖岷為我們的新書《人為制造的脆弱性》所寫的評論，他同時也是該書的譯者。文章首先梳理了原書的分析框架，對該書給予了極大的肯定，但同時指出，由於原書作者跟蹤中國不是很緊密，對中國金融狀況的分析“有失偏頗，有些結論也比較簡單”。盡管如此，“本書為銀行危機領域的研究開啟了新的視角，如何結合我國金融和銀行業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成就以及依然存在的問題，去客觀分析總結，應是當代中國金融從業者和學者共同的歷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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