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篇  企業理論與企業發展

章  企業理論的進展003

第二章  投資阻塞問題的解決方案017

第三章  中國民營企業的成長：逆向並購還是自主研發？032

第四章  中國民營企業如何“走出去”：逆向並購還是綠地投資？048

第五章  市場制度環境、地方政府行為與外資進入模式063

第六章  我國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不同攀升路徑的比較分析080

第二篇  組織形式選擇、政府作用與經濟發展

第七章  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103

第八章  政府與市場的權衡：一個比較分析115

第九章  中國大部制改革的組織經濟學考察125

第十章  垂直管理與屬地管理的比較制度分析141

第十一章  省管縣與市管縣的比較制度分析154

第十二章  中國工業反哺農業的政府作用機制及其福利效果177

第三篇  地方政府行為、地方官員治理與經濟發展

第十三章  中國地方政府間競爭的收益與成本分析199

第十四章  所有權結構、自私性努力與投資阻塞問題210

第十五章  “中國模式”的激勵理論考察：基於地方政府的視角228

第十六章  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給機制分析241

第十七章  中國地方政府間競爭下的區域市場整合251

第十八章  地方政府行為取向及其調控策略研究268

第十九章  中國式分權下的地方官員治理研究283

第二十章  新形勢下中國地方官員的治理效應研究304

第四篇  組織理論與區域經濟發展

第二十一章  中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組織經濟學考察331

第二十二章  中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內在機制研究350

第二十三章  長三角與珠三角發展模式的比較制度分析363

第二十四章  京津冀協同發展中的功能疏解和產業轉移研究384

第二十五章  京津冀區域經濟協同發展中產業轉移的區位選擇406

第二十六章  京津冀協同發展中的環境治理433

第五篇  投資阻塞與李約瑟之謎

第二十七章  李約瑟之謎的解釋451

第二十八章  權威委托機制與李約瑟之謎470

章  企業理論的進展

內容提要：本章在交易成本/自生能力的視角下評述了企業理論的進展。交易成本經濟學是企業理論的思想框架，是企業理論的前期工作；財產權利理論抓住了物質資產所有權這一要點，著重於解決投資阻塞或曰套牢問題；關鍵資源理論抓住了關鍵資源控制權這一要點，著重於解決進入權分配問題；采購契約理論抓住了規定或曰設計不完全這一要點，著重於解決事後適應問題；自生能力理論抓住了要素稟賦結構這一要點，著重於解決生產成本小化問題。約束條件的改變是企業演化的重要壓力，而把國內的“默會知識”和國外的“編碼知識”結合起來則是企業理論前進的重要動力。

關鍵詞：企業理論；交易成本；自生能力；文獻綜述

企業理論的進展情況(尤其是基本框架和主要方向)是研究企業理論時必須了解和把握的“編碼知識”(codified knowledge)。隻有在當代經濟學前沿(包括思想和模型兩個方面)的基礎上繼續前進，纔有可能防止學術上的“低水平重復建設”。與陳志俊和丁利(2002)的不完全契約視角以及楊其靜(2002)的契約視角不同，本章主要是沿著交易成本/自生能力思想這條“主干道”前進的，所以在這個過程中有可能一筆帶過甚至完全忽視了一些在思想方面和模型方面與交易成本/自生能力框架相關度不是很大的經典文獻。本章的基本結構如下：部分評介了交易成本經濟學(TCE)；第二部分評介了財產權利理論(PRT)；第三部分評介了關鍵資源理論(CRT)；第四部分評介了采購契約理論(PCT)；第五部分評介了企業自生能力理論(EVT)；第六部分評論了TCE、PRT、CRT、PCT和EVT之間的聯繫和區別。沿著文獻綜述的路徑前進，本章認為，交易成本小化和生產成本小化都是企業具有自生能力的必要條件，但交易成本小化是一階條件，生產成本小化是二階條件。

一、交易成本經濟學(TCE)

羅納德·科斯的經典文獻(Coase， 1937)開啟了傳統廠商理論把企業視為生產函數的“黑箱”，打開了現代企業理論把企業視為內部組織的“大門”。科斯認為，企業是對市場的替代，這種替代之所以能夠發生是因為企業組織交易的成本小於市場組織交易的成本，企業的擴大必須達到這一點，即在企業內部組織一筆額外交易的成本等於在公開市場上完成這筆交易所需的成本，或者等於由另一個企業家來組織這筆交易的成本(Coase， 1937： 394)。這實際上給出了企業的邏輯起點——回答了為什麼會有企業，企業和市場都不是剛開始就以預先設定的形態產生出來的，而是彼此間以齊頭並進的方式演化而來的。

奧利弗·威廉姆森把科斯的交易成本思想發揚光大，形成了交易成本經濟學(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 TCE)。TCE的基本觀點是，一項交易要選擇可供選擇的交易成本小的“治理結構”來完成，要把屬性各不相同的交易與成本和效能各不相同的治理結構“匹配”起來，經濟組織的核心問題在於成本(Williamson， 1985； Williamson， 1996； Williamson， 1998)。企業和市場都是治理結構，這一結構主要起源於交易成本，自動適應和合作適應的效果隨治理結構的不同而不同(Williamson， 1996，中譯本：280；Williamson， 2002b： 181)。無疑，上述學者和張五常(Cheung， 1983，中譯本：364)的下列觀點是基本一致的：企業是什麼或者不是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不同的交易成本下組織經濟活動的各種不同方式。

TCE為了描述或刻畫交易的目的而倚重的主要維度是：(1) 交易重復發生的頻率；(2) 它們受影響的不確定性程度與種類；(3) 資產專用性條件，其中TCE的許多可辯駁的含義取決於資產專用性這一重要的維度(Williamson， 1985，中譯本：78；Williamson， 1996，中譯本：51)。資產專用性是指資產能夠被重新配置於其他備擇用途並由其使用者重新配置而不犧牲其生產性價值的程度，它是和可擠占準租金聯繫在一起的(Klein, Crawford and Alchian， 1978，中譯本：203)。TCE的基本行為假設就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有助於把注意力重新集中起來，還有助於區分可行的締約模式與不可行的締約模式(Williamson， 1985，中譯本：67；Williamson， 1996，中譯本：4648)。隻要對經濟組織問題進行認真的研究，終勢必把以下三個概念綜合起來：一是有限理性，二是機會主義，三是資產專用性的條件(Williamson， 1985，中譯本：64)。

TCE是如何對交易進行治理的呢？當隻考慮交易頻率和資產專用性時，有效的治理可以分為三種情況。對於非專用的交易，包括偶然性的契約與經常性的契約，主要使用市場治理結構(古典契約)。對於混合式的偶然交易和高度專用式的偶然交易，需要實行三方治理(新古典契約)。對於中間產品市場的交易行為，可以采用兩類專用交易治理結構(關繫契約)：一是雙方結構，其中雙方都自主行事；二是統一結構，即在縱向一體化的企業內部進行交易。至於第三種因素即不確定性，已被假定為其嚴重程度足以要求人們做出關於適應它的連續性決策問題。對於標準化的交易，無論不確定性的程度有多大，都能用市場治理來解決；對於具有資產專用性的交易，不確定性程度和資產專用性程度使得締約問題變得困難重重(Williamson， 1985，中譯本：104115)。

TCE據以運作的範式問題是縱向一體化(Williamson， 1996，中譯本前言：19)。TCE關於縱向一體化(內部化)的理論在整個體繫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在簡單的實用模型中，威廉姆森把科斯意義上的組織成本稱為治理成本，不同的治理結構對應不同的治理成本，比較結構分析認為：(1) 當資產專用性的水平極低時，無論從規模經濟還是從治理成本上看，都是市場采購更為有利；(2) 當資產專用性的水平極高時，則內部組織更為有利；(3) 對於中間狀態的資產專用性來說，這兩種成本隻有很小的差別，這時很容易出現混合治理；(4) 在更一般的情況下，如果從生產成本的比較上看企業處處皆不如市場，那麼企業決不會僅為了生產成本上的考慮就實行縱向一體化，隻有當契約方式遇到困難時，企業與市場的比較纔會支持縱向一體化；(5) 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大企業比小企業更容易實行縱向一體化；(6) 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M型企業的縱向一體化傾向要比U型企業更為強烈(Williamson， 1985，中譯本：126133)。實際上，上述所有問題都可以歸結為“效率邊界”問題(Williamson， 1985，中譯本：136)。

交易成本經濟學(TCE)是財產權利理論(PRT)、關鍵資源理論(CRT)和采購契約理論(PCT)的直接或間接的思想源泉，科斯以來的企業理論的主流方向正是在模型化交易成本經濟學(TCE)的過程中不斷向縱深發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