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前言



章 新常態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新常態下的中國發展之路

新常態下的有關政策調整

抓住重大問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中國經濟新常態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關於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第二章 金融國際化與現代經濟體繫



杠杆率上升的因與果

杠杆率：基於國家資產負債表的分析

中國的國際收支結構、彙率政策和外儲

亞洲金融危機二十年

城鎮化與土地制度改革



第三章 應對金融新周期增強創新能力



長周期與創新

如何防範繫統性金融風險

特色小鎮的政策紅利與投資風險

新形勢下中國保險資產管理業的改革與發展



第四章 經濟轉型中的產業政策新論



新一輪工業革命與中國制造業發展

產業政策面臨的問題：不是存廢，而是轉型



第五章 經濟發展新途徑及其面臨的挑戰



經濟增長的平臺、周期與動能

從宏觀全局看破解“三農”難題

如何縮小收入分配差距

“四個陷阱”的歷史經驗與中國發展面臨的長期挑戰

產業政策面臨的問題，不是存廢，而是轉型 

吳敬璉 



   

去年林毅夫、張維迎兩位教授在北大有一場引起了學界、產業界和政界廣泛關注的產業政策討論。我讀了他們兩位的講演以後也做了一些研究。今天我把自己學習的收獲跟諸位做一個交流。

采取什麼樣的產業政策，關繫到中國經濟能否保持持續穩定的發展，是一個非常值得深入探討的重要問題。不過去年兩位教授的討論一開場主持人就點明，討論的主題是“中國到底需不需要產業政策”。這樣，討論的重點就從產業政策本身移到了“要”、還是“不要”產業政策上。參與討論的兩位教授對這個問題各自持有比較的意見，一個說中國非常需要產業政策，一個說中國不能要產業政策。這使整個討論變成一個無法證偽的“信念之爭”，很難深入下去，也很難對實際工作提出什麼建設性的意見。



產業政策有兩種主要的類型



為什麼討論陷入到這麼一種困境呢？在我看來，關鍵就在於沒有意識到，產業政策是有不同類型的。我們當前應當面對和研究的問題，不是全稱肯定產業政策，或者全稱否定產業政策，而是應當采取什麼樣的產業政策。或者像哈佛大學的羅德裡克（D. Rodrik）教授在《相同的經濟學，不同的政策處方》（2007）一書裡所說：一方面，“產業政策已死”是誇大之辭，實際上世界各國有越來越多的產業政策在發揮作用；另一方面，“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產業政策，而是更好的產業政策”。

我就從這個問題談起。不管是全稱否定產業政策的論者，或者是全稱肯定產業政策的論者，似乎都沒有注意到，產業政策是有不同類型的。有些人心目中的產業政策，僅僅是中國在上世紀80年代從日本引進的那種產業政策，或者說，是日本在上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所采取的那種產業政策。其實那種產業政策隻是產業政策多種類型中的一種，世界上並不是隻有這一種產業政策。

據考證，“產業政策”是日本人的發明。它由日本政府的通商產業省（簡稱通產省）在1970年前後開始使用。不過早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上半期的統制經濟時代，這種政策的基本內容已經現出了雛形。到了50、60年代，它們就在新的條件下得到了繫統的運用。

戰後初期的日本經濟體制表現出兩種不同的趨向。一種趨向是占領軍當局要求否定日本戰爭時期的統制經濟，實現自由化。在占領軍當局的壓力之下，日本進行了一繫列改革。例如，解散了財閥集團，實現了價格自由化，頒布了反壟斷法，加強了反卡特爾執法。這些措施的朝向是建立起自由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但是同時還有另外一種趨向，就是繼承戰爭時期統制經濟的一些遺產，由政府通過各種政策手段干預經濟。在戰後的日本，掌管產業政策的主管部門特別是通產省與掌管反壟斷政策的公正交易委員會之間經常發生矛盾，甚至“雙方長期扮演了互相為敵的角色”。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以後，前一種趨向有所削弱，後一種趨向則有所加強。

華裔美國社會學家高柏1997年寫過一本書，題目是《經濟意識形態與日本產業政策：1931-1965年的發展主義》 ，詳細地論證了日本在上世紀50、60年代實行的產業政策，實際上延續了日本戰時形成的“發展主義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的代表人物是一批很特別的人物。他們有著雙重特色：一方面他們是馬克思主義者；另一方面是國家主義者，這本書比較客氣地把他們叫做民族主義者，也有人把他們叫做軍國主義者。由於當時馬克思主義者不許在大學裡面教書，有的人就退向書齋為政客們做一些政策研究工作，還有一些人到了東北，幫助關東軍推行統制經濟。戰後，這些經濟學家成為政府對經濟干預政策的主要推手。比如日本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老朋友有澤廣巳，就是戰後初期日本產業政策的重要推動者。向重化工業傾斜的“傾斜生產方式”就是他們提出的。甚至“重化工業”這個除少數東亞國家不見使用的詞語，也是他們創造出來的。總之，一是由於有日本在戰時統制經濟的這種遺產，二是在這樣一批經濟學家的助推下，日本在上世紀50、60年代采取了一繫列後來被叫做“產業政策”的這一套政府干預經濟的做法。

戰後初期的日本產業政策有兩個主要的組成部分，一個是產業結構政策，另一個是產業組織政策。其中重要的是它的產業結構政策。根據日本東京大學教授小宮隆太郎等在《日本產業政策》（1984） 一書中的描述，產業結構政策這一概念意味著“政府為改變產業間資源配置和各種產業間私營企業的某種經營活動而采取的政策。”換句話說，就是運用財政、金融、外貿等政策工具和行政指導的手段，有選擇地“促進某種產業或者某些產業的生產、投資、研究開發、現代化和產業改組而抑制其他產業同類活動的政策”。所以，這種產業政策後來被叫做“選擇性的產業政策”或“差別化的產業政策”。產業組織政策，則是意味著扶植大企業，實現產業的集中化和眾多小企業圍繞大企業進行的“事業共同化”。

不過在去年的那場討論中，許多人沒有注意到另外一種情況，就是產業政策還有別的選項，就是說，有其他類型的產業政策可供選擇。隻要讀一下有關產業政策討論的歷史文獻，這一點是非常清楚的。

直到上世紀70年代初期，日本國內外的許多經濟學家都認為，日本經濟從1955年開始的10%以上的高速增長，就是主要得益於上面所說的這種選擇性的產業政策。但是1973年發生次石油危機使情況發生了變化。由於石油價格猛漲，日本發生了嚴重的經濟衰退，在前後四年的時間中，GDP年平均增長率從10%以上下降到負數。許多有識之士，特別是一些受過現代經濟學訓練的經濟學家對當時執行的產業政策提出了質疑。其中表現突出的是東京大學資深教授小宮隆太郎。他組織了幾十位經濟學家，經過兩年時間的研究，對日本的產業政策提出了一套研究報告。這套報告編成《日本的產業政策》一書在1984年出版。它對日本50、60年代執行的選擇性產業政策從理論到實踐進行了深入的批判性的分析。這些經濟學家並不全稱否定實施產業政策的必要性，而是認為在市場失靈 的情況之下，可以也應該采取所謂“功能性產業政策”來彌補市場失靈，恢復提升市場的功能。

在現實的壓力和學者的批判之下，日本在上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了從選擇性產業政策向功能性產業政策的轉變。按照東京大學的另一位資深教授植草益的說法，從次石油危機後的反思開始，日本的產業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也就是開始從利用補助金、低利貸款、稅收等進行的政策干預，轉向用提供有關產業結構的長期展望和國際經濟信息來誘導民間企業的產業政策。

國際論壇在分析不同類型的產業政策時用語往往不同，但是內容卻是大體相同的，即把產業政策分成兩種主要的類型，一種叫做選擇性的、縱向定位的、或者硬性的產業政策；另一種叫做功能性的、橫向定位的、或者軟性的產業政策。

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開始接觸日本戰後初期的產業政策，接著引進了這一套產業政策。當時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都讀過當時在國內流行的頌揚選擇性產業政策以及它的主要執行者—通產省的書刊，如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 Vogel ）的《日本：對美國的啟示》 、美國加州大學教授約翰遜（C. Johnson）的《通產省與日本奇跡——產業政策的成長（1925-1975）》 等。很少有人知道，還有其他類型的產業政策。更不知道日本經濟學界已經對這套現行的產業進行了深入的批判性研究。

當時我所在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是日本產業政策的主要引進者。中心主任馬洪同時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他既是選擇性產業政策的主要推手有澤廣巳的朋友，也是組織了對這套政策批判的小宮隆太郎教授的朋友。1985年在衝繩召開的中日經濟學術交流會上，小宮教授向馬洪院長鄭重指出，現在世界上一些流行著作對日本產業政策的實際效果普遍存在著評價偏高的傾向，自己和其他幾十位日本經濟學家對這個問題做了全面的考察和討論，現在把這本書送給你供中國朋友參考。馬洪院長回國以後讓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日本研究所把這本書翻譯出來，在1988年正式出版。 不過它的影響很小。我們拿到這本書的中譯稿以後，也沒有做深入的研究。總之，我們當時對於日本產業政策的認知是很不深入、很不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