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經濟_產權的政治學：墨西哥的制度轉型

編輯推薦

著名政治學家透析產權對經濟的重要性！

內容簡介

該書解決了政治經濟學中的一個經典謎題：為什麼政治不穩定並不必然導致經濟停滯或者崩潰？為了解決這個謎題，作者提出了針對欠發達國家的產權制度理論。該理論的基本觀點是，政府並不需要提供廣泛的產權保護，而是可以有選擇地保護部分產權，並與結盟的資產所有者分享由此產生的租金，這足以促進經濟增長。

作者選取1876—1929年先後經歷了政治穩定和動蕩時期的墨西哥，通過對其金融業、制造業、石油業、采礦業和農業的經驗研究，剖析了墨西哥的產權保護狀況，論證了他們提出的產權制度理論。在此過程中，作者還構建了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相互作用的通用理論框架。

作者簡介

史蒂芬•哈伯（Stephen Haber），斯坦福大學人文與科學學院A. A. and Jeanne Welch Milligan講席教授，胡佛研究所
Peter and Helen Bing 高級研究員。著有《人為制造的脆弱性》（合著，中信出版社2015年出版中文版）。

阿曼多•拉佐（Armando Razo），印第安納大學伯明頓分校政治學繫教授。

諾埃爾•毛雷爾（Noel Maurer），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事務和國際商務副教授。

章我們愧對哈裡斯女士

第二章變革的動因

《奧巴馬醫改法案》為轉型賦能
打包付費助力專科醫療服務轉型
MACRA將醫療服務模式轉型制度化
語言與心態的改變是什麼意思？

第三章轉型的6個基本要素

一次催化性危機
領導力
文化、治理與醫生參與

章我們愧對哈裡斯女士

第二章變革的動因

《奧巴馬醫改法案》為轉型賦能

打包付費助力專科醫療服務轉型

MACRA將醫療服務模式轉型制度化

語言與心態的改變是什麼意思？

第三章轉型的6個基本要素

一次催化性危機

領導力

文化、治理與醫生參與

數據

醫生與管理層同心協力

經濟激勵

第四章12項轉型實踐之醫生診室基礎設施轉型

實踐1 患者預約

實踐2 患者登記和安排醫生檢查診斷

實踐3 度量醫生績效

實踐4 患者醫療流程標準化

實踐5 慢病協同管理

第五章12項轉型實踐之轉型醫療保健組織之間的互動

實踐6 共享決策

實踐7 服務點——轉診與卓越中心

實踐8 醫療服務去機構化

第六章12項轉型實踐之拓展醫療的範圍

實踐9 行為健康干預

實踐10 家與姑息治療

實踐11 社區介入

實踐12 生活方式干預

第七章虛擬醫療是障眼法？

虛擬醫療的承諾

虛擬醫療真正微小的影響

虛擬醫療和患者的便利

為什麼虛擬醫療不是變革的根本?

轉型實踐中科技的角色

第八章醫療轉型可以復制嗎？

所有的醫療保健都是本地的嗎？

轉型實踐中可移植的案例

一個分層的轉型過程

轉型的時機

第九章如何挑選醫生

要向未來醫生詢問的問題

我該配個禮賓醫生嗎？

前言

政治動蕩與經濟增長之謎

我們撰寫本書，始於回答政治經濟學中的一個謎題：為什麼政治上的動蕩未必會導致經濟發展的停滯？在解答過程中，我們發現許多必須采用的方法和技巧來自人們通常認為的三個不同學科：政治學、經濟學和歷史學。
首先，我們需要構造一個理論，以此分析在何種條件下，政治暴力衝突及其伴隨而來的難以預料、反復發生的政府更迭，不會影響基本的產權制度。為構建這樣的理論，我們又必須提出政府如何能夠以私人品（而非公共品）的形式界定和執行產權的理論。此外我們還需要解釋，即使在政府身份反復變更的時候，能有什麼樣的機制保證政府選擇性承諾的可信度。政治動蕩與經濟增長之謎

我們撰寫本書，始於回答政治經濟學中的一個謎題：為什麼政治上的動蕩未必會導致經濟發展的停滯？在解答過程中，我們發現許多必須采用的方法和技巧來自人們通常認為的三個不同學科：政治學、經濟學和歷史學。

首先，我們需要構造一個理論，以此分析在何種條件下，政治暴力衝突及其伴隨而來的難以預料、反復發生的政府更迭，不會影響基本的產權制度。為構建這樣的理論，我們又必須提出政府如何能夠以私人品（而非公共品）的形式界定和執行產權的理論。此外我們還需要解釋，即使在政府身份反復變更的時候，能有什麼樣的機制保證政府選擇性承諾的可信度。

其次，我們需要檢驗上述理論，這要求將現實世界中的選擇性產權制度的運轉置於政治穩定和政治動蕩的不同條件下展開案例分析。於是我們聚焦於墨西哥，在波菲裡奧•迪亞斯（Porfirio Diaz）的獨裁時代（1876—1911年），該國建立了選擇性的產權制度，在此後的1911—1929年則經歷了革命、內戰、政治謀殺和政變不斷的長期動蕩。對墨西哥的實證研究進而要求我們對其不同經濟部門的產權制度的細節特征，以及產權制度在政治穩定期和動蕩期的演變，都要有深入的了解。

後，我們需要測算不同經濟部門的發展業績。這意味著必須建立企業和產業層面的數據庫，並跨越從政治穩定期到動蕩期的數十年時間。我們還必須借助微觀經濟學的數量分析工具研究這些數據。

本書就是終的研究成果。一個方面，它構建了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相互作用的通用理論框架；另一方面，它又詳細描述了1876—1929年墨西哥的微觀經濟歷史。我們認識到，這意味著不同的讀者可能會從不同的角度閱讀本書。因此，比較妥當的做法是先提供一個導讀，說明我們撰寫本書的由來，介紹我們采用的概念和方法，闡述我們的主要觀點。

在政治動蕩的環境中實現經濟增長之謎

我們撰寫本書的動機，是政治學和經濟學研究對經濟增長的政治決定因素看法不一。從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相互作用的理論導出的符合邏輯的結論是，政治動蕩對經濟增長有強烈的負面影響。然而，對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所做的實證研究卻沒有檢測到這一理論上的相關性。

這個悖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政治學中關於承諾問題的研究。該問題大致可以做如下闡述：任何政府，如果強大到能夠界定和裁決產權，也就有實力為自身利益而侵害他人的產權。所以，如果這樣的政府不能給民眾足夠的理由，使他們相信政府不會為了短期利益而剝奪民眾的財產和收入，那他們就不會進行投資。如果沒有投資，經濟活動就會萎縮，政府也將無法獲得充足的稅收收入。簡而言之，政府面臨一種兩難困境，如果不能找到約束自身的有效辦法，它們將難以獲得足夠的資源確保自身的生存。

現有的理論研究給承諾問題提出了兩套解決方案：坐寇制度以及有限政府制度。坐寇制度的基礎是人們觀察到真正追求自身利益的專制統治者並不會廢除產權，或者把產權產生的所有收入全部征走。因為稅收負擔如果過高，民眾的財產可能被全部剝奪，投資和交易的積極性就會受到打擊，稅基將隨之減少。所以，追求私利的統治者應該把稅率設定在實現“收入化”的水平上。此外，追求收入化的統治者有著給社會提供公共產品的激勵，包括道路、橋梁、穩定的貨幣、標準的計量單位等，因為這些公共品有助於增加社會的總收入以及統治者自己的稅收收入。統治者願意用自己掌握的資金提供公共品，直到提供這些公共品的邊際成本與其促進的經濟活動和稅收收入的邊際收入相當為止。同樣，追求私利的邏輯還意味著統治者有強烈的動力保護和裁決產權，因為穩固的產權會激勵民眾投資，從而增加統治者的稅收收入。

坐寇制度式的解決方案面臨兩方面的難題，一個是現實中，一個是理論上。現實中的難題是，沒有人可以長生不老，統治者的時間概念不是無限的。統治者的年齡越大，他對未來的貼現率就越高，這將誘使他征收更高的稅收，減少對公共品的投資，越來越貪婪地攫取財產。世襲君主制是解決這個難題的一種嘗試。但從歷史上看，該制度的運轉並沒有理論上想像的那麼有效。例如，在英格蘭這個以“穩定”著稱的君主制國家，1066—1715年間的31次王位繼承中有18次出現了政治危機。

理論上的難題則是，統治者對保護產權的承諾完全取決於自願。除了統治者自身追求長期利益化的目標外，並沒有現實的機制約束他。而歷史事實表明，統治者並不總能清醒地認識到濫用權力會損害自己的財富積累。另外，即使某個統治者曾經為鼓勵投資樹立了保護產權的良好聲譽，到後來他也完全可能走上機會主義、掠奪式的道路。統治者在位的時間越長，可以掠奪的累積財富存量就越大。而與此同時，統治者在位的時間越長，年齡就越大，他對未來的貼現率就越高。終，掠奪的動機可能占據上風，導致統治者剝奪民眾的財產或者財產帶來的全部收入。簡單地說，與今天的共同基金類似，專制統治在過去的業績也不能代表未來的回報。

承諾問題另一個眾所周知的解決方案是有限政府制度。有限政府把對個人權利的尊重確立為法律，並且受到自我執行制度的約束，以尊重自己制定的法律，並且不能隨意改動約束自身的法律。有限政府隻有通過正當的程序纔能修訂法律，這些程序也在法律上有清晰明確的規定。

目前的研究剛剛開始詳細分析，約束有限政府的精巧制度構造如何迫使它們遵守自己制定的保護個人政治權利和財產權利的法律。學術界已經提出了多個理論模型，但還沒有形成通用的理論。不過現有的研究文獻指出，關鍵之處在於使政治人物不能逾越法律授予他們的權限。如果逾越，他們將受到政府其他分支或其他層級，或者民主制度下選民的制裁。這些制裁的實施並不是隨意或者臨時性的，制裁機制本身有法律的明確規定。例如在美國，總統要受到兩院制的議會、獨立的司法部門、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聯邦政府執行部門中的職業化公務員隊伍的制約。因此，美國總統不能隨意侵犯某個公民的權利，否則會受到政府其他部門和層級的懲罰。正是由於政府不能隨意行事，由於政治制度能防止政府隨意沒收民間財產及其帶來的經濟收入，財產所有者纔願意投資，不用擔心政府的掠奪。

理論上，有限政府是承諾問題的解決方案，理由如下：，承諾不再取決於個人的意願，而是由作為有限政府基礎的制度的自我執行特性來保證；第二，有限政府由多個部分組成，與專制政府相比，它們的尋租行為面臨更大的內耗成本。事實上，有限政府中參與決策的某些成員所代表或關聯的利益群體可能受到尋租和機會主義行為的損害，所以，多個成員各自代表的利益通過制定決策的正式機制進行交鋒，將有助於防範和制衡任何個人的機會主義政策傾向。

由於理論和實踐兩方面的原因，政治局勢頻繁變動的國家與建立了有限政府制度的國家之間很少有交集。在有關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中，對政治動蕩的默認定義是：政府更迭采取非憲政、難以預測、反復發生和暴力性質的方式。這種反復爆發的暴力可以是小範圍的，如政治謀殺，也可以涉及更大範圍，如政變乃至全面的內戰或革命。理論上，政治不穩定的環境難以建立有限政府。因為按照有限政府的定義，政府官員的選撥機制是基於法律的規定。如果能靠槍杆子把政權打下來，有限政府的機制就沒法運轉。從現實看，直到20世紀90年代，世界上建立了有限政府的國家數量還很少，建立了有限政府又墜入政局動蕩的國家則更少。有限政府在歷史上仍屬於極為罕見的現像。

由坐寇制度統治的國家，則與政局經常動蕩的國家存在較多重合。在某個專制國家的統治出現動搖之後，統治者不再能可信地承諾產權保護，結果將導致經濟崩潰或停滯，至多也隻能保持極低的增長率。原因在於，坐寇式的統治者隻有在自己及其治下的民眾相信它能長期執政時，纔能提供可信的產權保護承諾。如果專制統治者發現自己的王朝即將走到盡頭，他將有極大的動力在剩餘時間裡盡可能地搜刮資源。政府倒臺的概率越大，統治的前景越短暫，廢除產權保護的誘惑就越強。實際上，政治動蕩的因素甚至會迫使統治者廢除產權保護，使其行為向“流寇”靠攏。因為他如果不采取掠奪政策，別人也會掠奪，並利用到手的資源推翻他。

從現實看，任何專制或非專制政府在面臨自身存續的嚴重威脅時，都會產生廢除產權的強烈激勵，因為它們需要大量資源抗衡對手。暴力威脅壓縮了政府以及希望取代政府的政治派別的決策時間界限，他們必須征用財產及其產生的所有收入，否則會被對手壓倒。這些政府的領導人當然知道今天征用財產和產出，將導致未來的產出和稅收減少。但好處在於，隻有這樣做纔能使自己活到明天。

對承諾問題的上述兩種解決方案的理論啟示是，政治動蕩應該與經濟增長存在負相關關繫。首先，政治不穩定的國家難以建立能實現高經濟效率的有限政府。其次，在不穩定的環境下，也難以通過坐寇式政府提供保護產權的可信承諾。政治動蕩、無法提供可信承諾到經濟發展停滯之間，存在著因果關繫鏈條，這套理論被諾思、薩默希爾和溫加斯特等人用來解釋美國和拉丁美洲在19世紀經濟發展成就的差異。在他們的模型中，政治動蕩與經濟停滯之間存在無休止的反饋循環：專制政府設計出為政治服務的產權制度，給特定人群創造租金；這導致其他群體產生控制政府的強烈動力，招致政治動蕩，經濟增長緩慢；進而導致其他群體有強烈動力奪取政權、建立專制統治、設計出有利於自己尋租的產權制度，如此循環往復。

鋻於政治動蕩與經濟停滯之間可能存在的直接聯繫，關注跨國經濟增長數據分析的經濟學家開始對政局不穩定的國家編制數據庫。他們的目標是計算出政治體制不穩定導致的具體成本，也就是經濟增長率的損失。他們希望證實增長率不僅與政治動蕩存在負相關，而且存在從政治動蕩到增長停滯的因果關繫，而非因為經濟停滯引起政治動蕩。

然而，學者們得到的結果同預期並不相符。，尋找政治動蕩與經濟增長緩慢的相關關繫的研究沒有取得一致的結論。某些研究觀測到政治動蕩與經濟停滯之間存在相關關繫，而利用不同數據庫、回歸標準和工具變量的其他研究卻未能得出類似的結果。第二，後續的敏感性分析發現，之前觀測到的相關關繫非常脆弱。有的學者指出：“幾乎所有識別到的相關關繫對變量集的微小變化都高度敏感，許多繫數的正負方向為此會發生變化……特別是，學者們采用的許多財政支出變量、貨幣政策指標和政治穩定指數，同經濟增長之間沒有穩健的相關關繫。”第三，利用時間序列計量學技術檢測因果關繫的研究，未能發現政治動蕩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聯繫。有學者認為：“社會政治不穩定程度（SPI）與人均收入增長率下降之間的因果關繫，似乎比人們的普遍看法要弱得多。此外，這樣的負向因果關繫似乎主要局限於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樣本時纔成立。”其他學者的研究也得到了類似結論。有關政治動蕩對投資影響的研究倒是找到了因果聯繫，但出乎意料的是，找到的聯繫是正向的，政治局勢不穩定程度加劇反而使投資規模增加了。

即使有關經濟增長的研究能夠觀測到政治動蕩與增長緩慢之間在統計上穩健的相關關繫，這樣的結果對承諾問題的研究也隻能是很弱的實證檢驗。政治動蕩可能導致經濟發展的停滯或崩潰，不隻是使增長放緩。其原因不難分析，政體越是不穩固，現任政府和潛在執政者面臨的任期界限就越短，他們必須在當下剝奪財產及其產生的收入，以確保自己能在明天繼續執政。於是，局勢越動蕩不安，政府、各種政治派別和普通民眾對未來的貼現率就越高。

貼現率提高會帶來兩個相互作用的結果。，經濟交易會減少，政治局勢越不穩定，民眾對經濟政策的信心就越不足。他們將越來越難以判斷未來的通貨膨脹率（因為貨幣政策可能大幅調整）、未來的稅收負擔，甚至在未來是否還有政府負責保護產權和執行合同。人們無法確保合同能得到遵守，自然減少交易行為。第二，隨著動蕩的加劇，新的固定資產投資將減少。投資項目的回報率必須超出投資者的貼現率，如果政局動蕩過於惡化，貼現率可能提高到使投資完全消失的水平。在新增投資很少甚至消失的同時，現有的固定資產仍然在貶值折舊。如果投資率僅能彌補生產中損耗的資產，則多能維持現有的經濟規模。如果投資率低於現有固定資產的折舊率，則會導致經濟規模萎縮。

媒體評論

該書是從政治經濟學角度研究發展的範本。想要了解“國富國窮”的人，以及想要了解未來經濟發展趨勢的人，都不要錯過此書.

--詹姆斯•羅賓遜《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作者

該書將政治學和經濟學融入了一個分析框架，挑戰了傳統認識，即政治穩定和廣泛的產權保護是增長的必要條件。通過對墨西哥經濟史的分析研究，作者指出，政治穩定對長期工業化的影響並不顯著，僅為部分人提供產權保護足以促進增長。該書充滿爭議，或許會引起人們再度關注拉美經濟史。

--讓-洛朗•羅森塔爾加州理工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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