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錄
篇 綜合研究篇
章 總 論 
節 產業組織的含義和研究意義 
第二節 國外產業組織理論的發展與要點 
第三節 中國的產業組織研究及若干問題 
第四節 本書的安排和內容體繫 
第二章 企業制度與有效競爭 
節 中國企業制度概述 
第二節 企業制度與市場結構 
第三節 企業制度與市場績效 
第三章 中國市場及市場中介組織的發展 
節 中國市場及中介組織發展概況 
第二節 幾種主要的市場和中介組織現狀 
第三節 創造有利企業有效競爭的市場環境 
第四章 中國經濟發展進程及其對產業組織的影響 
節 中國經濟發展概況和特征 
第二節 中國產業組織的演進和特點 
第三節 歷史的矛盾及其對產業組織發展的制約 
第四節 改善產業組織結構的政策設想 
第五章 改革時期的中國產業組織及政策思考 
節 改革時期中國產業組織的基本狀況 
第二節 三個產業組織問題專題 
第三節 促進產業組織合理化的政策設想 
第二篇 專題研究篇
第六章 企業集團與有效競爭 
節 西方工業國家及我國香港企業集團的發展特點 
第二節 改革前我國企業的組織形式和聯合形式 
第三節 我國企業集團的發展及其特點 
第四節 我國企業集團工作存在的主要問題及解決途徑 
第七章 大、中、小企業合作的一種基本關繫：繫列分包制 
節 “二重結構”的基本格局和繫列分包制 
第二節 實例分析 
第三節 中、日比較：繫列分包制與下承包制的一致性 
第四節 結論和建議 
第八章 對中國工業集中度的初步觀察和分析 
節 概念、研究意義和方法 
第二節 中國工業集中度的現狀和特點 
第三節 中國工業集中度變化的主要原因及結論 
第九章 流通業的產業組織和有效競爭 
節 傳統體制下的流通業 
第二節 改革以來的流通業 
第三節 促使流通業有效競爭的思路 
第十章 跨國公司 
節 跨國公司的基本概念 
第二節 跨國公司的幾種組織形式 
第三節 跨國公司的若干經營特點 
第四節 對於跨國公司的爭議及若干評價 
第五節 深入研究跨國公司機制，做好引進外資及向國外投資的工作 
第三篇 部門研究篇
第十一章 纖維業產業組織研究 
節 基本情況 
第二節 纖維業的市場結構 
第三節 政府政策和企業行為 
第四節 資源配置效益 
第五節 小結及建議 
第十二章 鋼鐵生產和流通的產業組織 
節 鋼鐵生產和流通的市場結構 
第二節 政府和企業行為 
第三節 鋼鐵業生產和流通的效益 
第四節 結論和政策思路 
第十三章 機電工業產業組織的若干特點 
節 機電工業的技術組織特點及發展 
第二節 機電工業的市場結構 
第三節 機電工業的市場績效 
第四節 機電工業產業組織影響因素淺析 
第十四章 汽車工業產業組織結構和發展政策分析 
節 汽車工業產業組織結構及特點 
第二節 汽車工業發展政策比較分析 
第四篇 國外研究篇
第十五章 國外產業組織理論：框架、發展及借鋻意義 
節 產業組織理論的框架及概念 
第二節 產業組織理論的發展及其與企業理論、規制經濟學的相互促進 
第三節 研究國外產業組織理論的借鋻意義 
第十六章 國外產業組織政策簡介 
節 產業組織政策的意義與基本內容 
第二節 直接管制政策 
第三節 反壟斷政策的形成——美國早期的反托拉斯政策 
第四節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的產業組織政策——後進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的特殊問題 
第五節 產業組織政策與不發達市場——韓國的政策 
參考文獻 

再版前言
首先要感謝孫冶方經濟學獎基金會與知識產權出版社，給了1991 年出版的《產業組織及有效競爭——中國產業組織的初步研究》再版機會，還使我們有機會回顧編著此書的背景等情況，結合中國產業組織及其政策的變化，討論今天的中國產業組織有效競爭的有關問題。
一、研究目的、主要成果及問題
1989 年年初我們開始啟動中國產業組織研究項目。直接動因是我們獲得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條件下有效競爭的理論和政策》（1988 社基168 號）的資助，要按資助計劃啟動研究。更深的動因背景是1986 年、1987 年中國政策研究部門和學界日益重視中國產業政策研究，產業組織及其政策研究開始受到關注。1987 年我們工作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開始與世界銀行合作準備啟動中國產業政策問題研究。當時大家重視產業政策及產業組織研究，重要原因是想探索如何用計劃（政府干預）與市場結合的方式解決中國產業發展的政策問題。研究啟動之時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根據中共中央十三大政治報告的說法是建立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但是我們課題組的基本共識已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必須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產業通過市場機制發展。實際上是認為產業發展的基本條件將是市場經濟。
在研究參加者的努力下，項目按計劃目標實現；研究報告按計劃進度完成；報告內容全面，亦有重點，理論和實際相結合，描述研究了當時中國產業組織及有關政策的實際；出版了也許是本繫統研究中國產業組織實際的專著，即本書；成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由吳明瑜、王慧炯同志負責，UNDP 資助的《經濟發展政策與規劃產業組織及有效競爭——中國產業組織的初步研究(校訂本)研究》分項目I（李泊溪負責）的子課題《中國產業組織研究》的預研部分。應邀對分項目I 咨詢的哈佛大學國際發展研究所所長帕金斯（D.H.Perkins）教授曾半開玩笑地說：“作為一個資產階級學者，我對你們的‘計劃’興趣不大，但是研究產業組織的確極重要。”
項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即本書也獲得學術界好評。本書榮獲1995 年度孫冶方經濟學獎。
這次研究還有重要的意外收獲。1990 年9 月北京亞運會前夕應邀來訪的日本產業組織研究權威東京大學植草益教授，在對課題研究提供咨詢建議的同時，還做了兩個重要知識貢獻。一是指出市場經濟下政府干預的依據是市場失效。他說當時中國改革明確的方向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本質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下的計劃是政府干預。那麼政府制訂計劃、進行干預的根據何在？是社會化生產的客觀比例？植草益教授自問自答，說根據客觀比例制訂計劃進行干預，是理論假設，但認識未必客觀，政策難以操作。市場經濟下政府干預是因為有市場失效。市場失效，經濟學理論有操作性定義，比較客觀，政策干預可操作。二是通過對產業政策干預與規制的共性及區別的討論，說明了政府干預手段的不同方式、性質及特征。產業政策干預是政府對競爭性產業的干預，要重視市場機制。政府規制是針對市場機制解決不了的自然壟斷、寡占競爭、外部性、信息不對稱等問題的干預。兩種干預針對的都是市場失效，但干預機制、手段有所不同。考慮到有關認識事關對政府干預、計劃和市場的根本關繫的認識，幾個月後我們再次邀請植草益教授來中心做了有關政府干預和規制的專題報告。報告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
心和國家體改委等機構共用的辦公樓公共會議室公開舉行，多位國家體改委的同志，如時任體改委秘書長的楊啟先同志都來參會。報告所講，當時中國政策研究及學術界還較少討論，內容新，有理論高度，政策建議操作性強，很受歡迎。報告成功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胡欣欣的翻譯專業流暢。會上植草益教授還說他關於經濟規制的書擬請中國社科院經濟學研究所的朱紹文教授和胡欣欣譯成中文。在時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馬洪秘書和即將到中國發展出版社任職社長的朱兵支持下，這本中文名由朱紹文教授後定為《微觀規制經濟學》的書一年多以後出版了。書的內容、介紹的理論及思想，對當時中國形成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方向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府干預主要針對市場失效等的共識起了積極作用：1992 年年初書還未出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唐若霓就撰文介紹該書A；10 月中共十四大正式明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書適時恰好出版，立即洛陽紙貴，很受歡迎。
這次研究的主要收獲是關於20 世紀80 年代中國產業組織的繫統梳理及對有關思想認識和政策的繫統研究，成果表現就是本書的形成及出版。作為本繫統研究中國產業組織及其政策的專著，本書的成果集中反映在三個方面。
，比較全面地描述了20 世紀80 年代中國產業的市場結構、市場行為和市場績效，即中國產業組織的整體全貌。市場結構研究的基本結論是：對工業按523 個行業（小類行業，1980—1985年）和上中下遊55 個行業（中類和小類，1980—1987 年、1988年）集中度的梳理及比較研究說明，中國產業集中度與發達國家乃至韓國、印度相比都顯著偏低；1980 年以後產業集中度基本變化趨勢是下降的，同時有15.6% 的小類產業集中度在“六五”時期有所上升；集中度下降與中國市場的發展、一些行業技術經濟門檻較低、需求快速增長有關，亦與中國獨有的體制格局有關；集中度上升則表明在基本體制格局相同的情況下，企業改革、市場放開及一些產業較高的技術經濟門檻，擁有這些優勢的企業能更快發展；對32 個代表產業小經濟規模（EMS）及其與中國市場規模關繫的研究表明，中國產業規模經濟水平偏低，由於中國市場規模大，規模經濟很難成為進入障礙，中國能兼得規模經濟和市場競爭之利。市場行為的研究主要通過纖維紡織、鋼鐵、機電業三個產業和企業集團、外包制和流通體制改革三個專題展開。研究發現，盡管中國市場化的體制改革還處於初級階段，但企業行為已經明顯市場化：追求利潤，重視營銷和差異化發展，利用企業集團和外包分工更快發展；改革，特別是計劃管理體制、價格體繫、流通體制的改革及企業制度的改革（實行企業經濟責任制、發展企業集團等）是企業行為日益市場化的基本推動因素，如鋼鐵企業鋼材自銷比例隨著改革深入逐漸提升，1979 年為3.6%，1981 年為19.9%， 1986 年達22.6%，自銷鋼材價格實行國家指導價和市場協議價；中國產業集中度很低，企業卡特爾等合謀行為不多，普遍存在行政性地方分割和政策差別待遇，依賴地方資源（棉花、礦山）的小紡織、小鋼鐵、小輕工企業發展較快。市場績效研究的主要發現是：反映產業資金利潤率指標1980年以後持續下降並且方差顯著變小，表明中國資金流動性和市場化都有較快進展；集中度以下降為主，但產業規模水平和專業化水平普遍提高，隻是多數產業小企業比大企業發展更快；產業技術經濟水平指標隨著產業規模擴大呈現不同趨勢，紡織指標水平（電、煤、紡布用紗消耗指標）隨產業發展而下降，進入門檻和集中度亦較高的化纖、鋼鐵指標水平則普遍提高。不同類型產業市場績效指標差異表明，中國的產業資源配置效率有提升的，亦有下降的。
第二，中國產業組織及其變化既受市場共性因素影響，亦受國情特殊因素影響。20 世紀80 年代中國經濟市場化還處於初步發展階段，但中國與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產業組織的共性已經顯現。如集中度高、技術經濟門檻高的產業規模經濟水平提升較快，集中度變化與A 本書第十二章第二節介紹了有關政策。1984年5月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擴大國營工業企業自主權暫行規定》明確統配產品鋼材計劃內產品2%可以自銷，超計劃部分全部可以自銷；自銷價格在上浮20%內自行定價，或由供需雙方協商定價。1985年1月取消20%限制。市場需求增長及市場行為關繫密切。中國國情特殊因素影響也很大：變化的體制及政策的影響，如流通體制和棉花購撥體制改革刺激了產業較快發展，但資源行政控制權下放及價格雙軌制改革使管制更嚴的大企業發展相對較慢；中國工業發展的歷史因素，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地方工業的發展就是集中度較低的重要影響因素。
第三，提出了一些至今還有意義的基本政策建議及有關看法。如提出能兼得規模經濟和競爭之利的有效競爭是判斷中國產業組織及其政策合理性的基本原則，中國有能有效競爭的有利條件。又如指出產業組織有效競爭需要競爭性市場，為此需要有市場競爭政策及相應的制度規則，包括制定實施競爭法或者《反壟斷法》；解決中國普遍存在的行政性差別待遇，中國的競爭法應有禁止行政壟斷的規定，需要解決廣泛存在的差別待遇及經濟分割帶來市場失效和“生存技術”不適用問題。基於產業不同特點確定相應的產業組織政策，包括根據不同產業（如研發密集產業和“夕陽產業”）的經濟及技術結構特點相應確定不同的產業組織政策；根據不同產業有效競爭的市場結構特征（分散、高集中、寡占等）確定相應政策。繫統配套與分類推進結合改革基本的制度體繫，包括進行企業制度、商品交易制度、資本市場制度、財稅體制等基本市場制度的改革，提供競爭政策及支持規模經濟和技術進步政策能有效作用的基礎。本書的研究仍有許多不足之處。除沒有明確指出中國的產業組織研究就是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產業組織研究外，還存在研究深度不平衡（市場結構主要是集中度的研究，市場行為及市場績效的研究較弱）、基於國情的政策研究深度不夠等問題。這些不足，有多方面原因，也與作為課題負責人的我們的認識和知識水平不夠有關。
二、中國產業組織及其政策：變化的格局和三個基本認識
本書出版於1991 年。自此以來中國產業組織及其環境變化巨大。基本經濟環境變化巨大：中國經濟增長迅速，經濟總量按
GDP 計1990 年位居全球11 位，目前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1992 年中共十四大明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後，經近30 年努力中國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已經基本形成；中國經濟已經並將進一步全面開放。中國產業組織已經發生深刻變化：中國已經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架構，但是阻礙市場機制更好地作用的問題仍有不少；經濟發展、改革深入，市場競爭日益激烈，以及21 世紀初前後以互聯網、新能源為基礎的新產業企業的興起，各行各業都發展起來一批行業巨頭甚至是全球規模領先的大企業；國有企業改革進步巨大，民營企業也發展很快，目前國有企業按國務院國資委央企口徑計算資產60% ～ 70%已經證券化，工業民營企業按銷售產值計算2017 年已占54.7%（國有企業、外資企業分別為23.4% 和21.9%）；由於市場巨大，中國產業的生產和市場集中度已經普遍大幅上升，但因其他多種因素，多數產業的生產和市場集中度仍然低於國外；中國產業規模經濟和專業化的水平已經顯著提升，但產業技術的先進水平與發達先進國家相比總體看還有差距；產業市場化水平已經比較高，大多數產業競爭激烈，但能源、金融等少數產業因政府管制較多，競爭仍受較大限制；全球化的發展、國內競爭日益國際化和中國企業越來越多地走出國門，全球價值鏈和產業鏈的發展及中國企業的地位上升同時在許多重要領域還相對落後，中國產業組織已經受到國際化因素的深刻影響。
中國產業組織的制度政策環境已發生深刻變化。在中國，所謂產業組織政策有關的法律，主要指《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屬於狹義產業政策範疇的產業組織結構調整法規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小企業促進法》。中國早在1993 年就出臺了以規範市場不正當競爭為主旨的《反不正當競爭法》（該法以後有所修改，如增加了禁止利用網絡進行不正當競爭的規定）。產業組織結構調整有關法規，作為各種形式的產業政策法規的部分一直存在。2002 年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小企業促進法》。2007 年出臺、2008 年實施的《反壟斷法》，作為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律，其出臺及開始實施標志著中國產業組織法律體繫架構基本形成。法律體繫形成，有利於產業組織政策依法實施。但是政策乃至法律的有效運作仍有許多問題。這與法律體繫不夠完善有關，還與認識、政策、制度問題對法律運行空間的限制有關：產業市場化進程不平衡，大多數產業市場競爭性已較強，但石油、金融等產業仍有較多準入及價格管制，市場化進程滯後；與產品市場相比，要素市場化進程相對滯後；已經市場化的產業政府干預仍然過多、行政部門裁量權偏大；產業必須進入綠色發展的階段，環境、健康等政府規制，已成為影響產業組織及其政策的重要因素，政策協調成為重要問題；影響支持市場競爭性的市場基本制度規則，仍然存在許多必須解決的基本問題。解決這些問題涉及多方面的改革及政策調整，首先要在以下三個基本問題上有更深入的認識。
，需要根據繫統和可操作結合原則，從頂層到實施工具把握和理解政府與市場的關繫。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明確市場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政府針對市場失效等問題要更好地發揮作用。政府發揮作用需要有針對性的政策工具。主要的政策工具，一是計劃或者規劃A，二是政策實施工具或者手段。計劃是有目標和實施措施及工具的政策安排。政策實施工具服務於計劃
及公共政策的實施，還有維持市場機制及市場秩序的獨立作用。中國目前的計劃是與傳統計劃體制下的指令性計劃有根本性不同的指導性計劃：計劃的目標領域是有限的，主要針對需要政府和企業及民間合作推進的目標領域，或者說是存在市場失效的重要領域；計劃有目標，還有實施方案和相應的工具，實施方案本質上是圍繞目標的工具組合及基於階段目標和條件的安排；計劃從目標到工具都是一定條件下中央和地方政府間及政府和民間溝通協商的產物；計劃及其實施，重視信息指導，重視激勵及與市場機制相結合；計劃有綜合性的和專項的，可覆蓋不同層次，有戰略、規劃、計劃、行動計劃等不同名稱。政策實施工具或服務於計劃及公共政策實施，或服務於維持市場機制及市場秩序。兩種工具作用、基本功能不同，亦有內在聯繫。經濟計劃和政策及其實施工具，如果沒有與市場機制有機結合，就會因為計劃目標或者工具確定不當破壞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中國在市場和政府或者計劃與市場關繫方面的問題集中反映在三方面：政府和市場的邊界，目標和工具的配合，競爭政策與發展計劃的協調。政府和市場的基本界面原則上清楚，遇到涉及多個因素的目標的設計及選擇問題時，政策問題的性質和邊界就不太清楚了。目標和工具配合的問題是存在政策目標和政策實施工具錯配問題，結果出現政策實施低效，甚至會因此引起政策目標合適與否的爭論。競爭政策與發展計劃或者政策的協調問題，突出的是沒有形成明確的競爭政策與發展計劃的協調規則問題，如在確定產業政策時沒有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可或缺的競爭法審查。相對於目標選擇問題，中國目前更突出的問題是工具設計及其實施和政策協調問題。
第二，需要基於重視信息和激勵的原則設計選擇政策實施工具。目前存在功能作用、經濟和法律性質、使用方式不盡相同的多種政策實施工具。東京大學植草益名譽教授在前述《微觀規制經濟學》中指出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干預經濟是因為存在市場失效，即市場機制不能解決公平收入分配問題、宏觀經濟穩定問題和某些場合下的資源有效配置問題；市場經濟下的資源配置是企業及個人的微觀決策，政府干預企業決策是微觀干預；根據干預的作用及強制性特征程度，微觀干預可分為規制和誘導性干預兩類。質認證等準入或價格、數量、標準管理等行政管理及司法手段，對企業的行為進行控制或限制或規範的監督管理。規制是強制性的，可分為以經濟發展和經濟秩序健全為直接目標的經濟規制，以解決環境、健康、安全等社會問題為直接目標的社會規制，企業必須接受。誘導型干預是非強制性的，是政府用信息、稅費引導及適當的資源支持等方式，按照政策目標引導企業的經營決策，包括產業政策、科技政策、中小企業政策等的支持引導。誘導型干預是通過激勵引導企業的干預，與市場機制比較協調，企業需要有關政策就要接受相應的監督管理，不需要有關政策就沒有相應的政策管理。規制還可以分為間接規制和直接規制。間接規制是指僅在市場主體行為可能影響市場機制作用時，政府纔進行干預規制，如基於競爭法的規制。直接規制則是市場主體隻要行為就必須接受的規制，如對獨家經營的自然壟斷企業進行準入及價格規制，對自然資源使用者或者其業務的數量限制，信息不對稱時的資質、質量等標準及其公示的規制，主要是針對安全、環境、健康問題的社會規制。直接規制未必限制競爭，如用拍賣分配數量配額，標準、資質有規制但隻要達標就可以經營及競爭。微觀干預或規制都要有經濟和法律依據。依干預及規制的目標、經濟和法律性質，政府的微觀干預及規制分為民商法干預和公法干預兩類，公法執行主體是政府，公法干預亦稱作行政干預；行政干預中，誘導型干預和競爭政策規制，對企業干預較弱，而社會規制和直接規制對企業干預較強。合理設計選擇政策實施工具還要求合理確定政策工具使用的方式（審批或報告，事前、事中或事後等）和條件（技術、經濟及其標準）。政策即使目標合理，目標和實施工具錯配或者工具設計不合理不科學，政策效果也會受損甚至失敗。
第三，需要正確理解產業組織政策的體繫及其與產業結構政策乃至其他政策的相關關繫。產業組織政策的意義，首先在於它有利於處理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馬歇爾衝突”，即競爭推動規模經濟及技術進步有可能帶來壟斷因而限制競爭。解決“馬歇爾衝突”是市場經濟的永恆課題。而且今天的“馬歇爾衝突”不僅指競爭和規模經濟的矛盾衝突，還包括競爭和網絡經濟、範圍經濟的衝突。因為信息技術的發展帶來互聯網公司贏家通喫，帶來平臺經濟商業模式跨業跨國的快速擴張及對已有業態的顛覆。其次它能幫助解決發展中國家追趕及創新必須解決的特有的市場失效問題。這種市場失效，與發達國家高科技產業創新需要解決的市場失效不同，不僅需要科研政策支持，還往往需要更廣泛的產業政策支持，產業政策的重要支持方式是協調及支持競爭優勝者的相機性租金（contingent tents）政策工具。因此可能影響競爭公平性，甚至帶來政府失效。後，產業組織政策，如中小企業政策還有社會政策的意義。因此基本的產業組織政策包括三方面基本政策：競爭政策，法律體現就是《反不正當競爭法》或者說《反壟斷法》，及基本的反不正當競爭的政策；產業結構及產業技術政策中競爭的相關政策及規定，如支持企業並購但限制並購可能帶來的過高控制市場，支持專業化、繫列化但限制過度的垂直控制，支持企業合作研發但防止可能形成技術壟斷，政府采購需要競爭等；中小企業政策的有關規定，如支持中小企業專業化和繫列化發展的政策，允許中小企業經濟不景氣時的價格卡特爾，支持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金融政策等，限制大企業濫用市場優勢延遲對中小企業支付的政策，政府采購中小企業優惠政策等。競爭政策在產業政策體繫中有重要作用，與有關政策存在多方面的協調關繫：法律協調，凡與競爭有關的產業政策法規立法時，必須進行競爭法審查以保證法律的協調，如法律明確不允許將提高產業集中度作為產業政策目標並用行政手段推進，中小企業價格卡特爾合法的條件是競爭法主管機構同意等；有關企業行為的政策協調，即使是政府支持的國企的合並，除非有法定的適用除外規定，也必須進行競爭法審查；有關產業政策支持對像的確定等規定及相應流程都必須體現公平競爭規則。由於產業發展與生態、健康的可持續發展關繫密切，作為市場經濟基本法的競爭政策還必須與環境、健康等社會規制政策等協調。
三、需要深入研究探討的幾個問題
除了前述幾個基本問題外，我們認為還需要深入研究探討中國產業組織及有關政策的下述問題。中國是否仍然需要明確有效競爭是中國產業組織政策的基本原則？筆者認為有效競爭仍然應該是中國產業組織政策的基本原則。除前面已經提出過的馬歇爾衝突和中國發展中國家的特殊問題原因外，還因為中國有現實的政策需求。中國一些產業已經出現有很高市場份額的大企業，其企業的市場行為及其並購、投資等是否已經不利於競爭與創新及如何應對？中國仍然存在政府干預過多，既阻礙競爭，又阻礙規模經濟及技術進步的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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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及再版前言一定還會有疏漏甚至錯誤之處，我們歡迎各方能不吝賜教提出寶貴意見。如果本書再版能使更多研究者和讀者關心中國產業組織及其政策的研究，我們將感到不勝榮幸。 

 王慧炯 陳小洪 

 2019 年7 月20 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