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著他序
社會政策與社會主義,表面迥然不同。社會政策得以資本主義為骨干,社會主義則以民生問題為基礎。二者的出發點,既然歧異;經過的路程,又夷險不一。而歸著點卻相離不遠。試觀我國現在情狀,除少數大商埠,略有資本主義的具體化外,姑勿論窮鄉僻壤,即一般內地,多半在渾渾噩噩時代。生產與消費,都處在天然狀態之中。若采用極端的社會主義所主張之攘奪手段來解決民生問題,必至殺人放火,無所不為,且無異割雞而用牛刀。故用溫和的民生主義,來預防資本階級的跋扈,實在是對癥發藥。而社會政策,即是我們對面一塊大鏡。凡資本主義的一切有形無形的罪惡,統統映在我們眼簾之內。欲預防資本主義之形成,自然容易。譬如走路,殊途同歸。所以說歸著點相離不遠,就是這個道理。童果順君留學日本明治大學,斐然獨出,於受課之餘,將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泰鬥瓦格納所著的財政學,就其理論上重要部分,擇要撮出,纂成一書,復撰附錄二篇,關於社會政策的由來,瓦格納的社會政策思想,加以敘述,以與正篇相映並論,顯豁明了,無復餘蘊。就中參考松下芳男所著的《瓦格納的社會政策論》和瀧本美夫所著的《瓦格納的財政學》,融會貫通,原原本本,如數家珍。凡若田野森林礦山鹽鐵工場住宅銀行鐵道等等,關於國有說或私有說;復次如財政上稅收的意義,稅收的原則,稅收的體繫,以及如何利用國家征稅權力來矯正社會之不均,均有極透徹的分析,與最簡明的論斷,便於披覽,易於記憶。當此訓政伊始百廢待舉之時期,不特知往察來可資借鏡,且由社會政策而進於民生主義,似為今後許多國家經濟進化必經之階段焉。
陳長蘅[ 陳長蘅(1888~1987),重慶榮昌人,字伯修,號建公,1906年入四川遊學預備學堂英文班,1911年赴美留學,1917年獲哈佛大學碩士學位,為中國人口學家、經濟學家。回國後先後在北京大學經濟繫、南京中央大學法學院經濟繫任教,後曾擔任曾任重慶朝陽法學院經濟繫教授兼繫主任、浙江英士大學財政學教授等。新中國成立後曾任上海文史館館員、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和上海市人口學會顧問等。——整理者注。]序於立法院財政委員會
民國十九年六月上旬
原著自序
一、瓦格納氏的生平,與他在財政學界的地位,此處稍稍來介紹一下:瓦格納(Adolf Wagner)氏於1835年3月生於德國聯邦巴伐利亞國的埃爾朗根(Erlange)地方。他幼年即很穎悟,18歲入哥廷根大學,後又進海德堡大學,前後三年,於1857年7月卒業,得博士學位。翌年秋,奧國首府維也納高等商業學校設立,聘他為經濟學及財政學教授。1863年,應洪堡大學之聘,去維也納。後俄國多爾帕特大學以厚幣聘請他,1865年夏,遂在該處為經濟學財政學統計學教授。1868年歸至南德,擔任弗萊堡大學教職,1870年遂被聘為柏林大學正教授,而成為德國學界的權威,時年僅三十有五歲。1872年,與施穆勒(Schmoller)、布倫塔諾(Brentano)諸鴻儒,發起組織社會政策協會,提倡社會政策。其後,1881年,加盟於基督教主義社會黨,而為副首領。1882年至1885年三年間,被舉為普魯士議會議員,輔助保守黨的俾士麥宰相,實施社會政策。1885年以後,乃絕緣政治關繫,專心於學術的研究著作,其著作中,以《財政學》四卷(1883年—1901年間出版)、《經濟原論》、《教科及參考經濟學全書》為最有名,尤以《財政學》為最。1917年逝世,享年八十有二。
瓦氏為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及講壇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貢獻於學界頗多,其業績最放有異彩的,為他的名著《財政學》一書。他以社會政策的思想為立論之中心,別開財政學的新生面,實可以說是近世財政學的代表者。
二、原來財政上的事項,以學問上稍稍來論及的,在十三世紀有阿奎那(Thomas Von Aquin, 1227—1274),卡拉法(Carafa, 1487年卒)等。至十六世紀,如布丹(Zean Bodin, 1530—1596),十七世紀如奧布雷赫特(Obrecht, 1547—1617)、波尼茨(Bornitz,生死年不詳,約在第十六世紀後半至第十七世紀前半的人)、貝索德(Besold, 1577—1638)、克洛克(Klock, 1583—1655),霍布斯(Hobbes, 1588—1679)、配第(Petty, 1623—1687)、洛克(Locke, 1632—1704)等,已有秩序的繫統地論及。及至十七世紀後半,有所謂官房學派出現,塞肯多夫(V. Seckendorff, 1626—1692)、賈斯汀(V.Justi, 1702—1771)、宋南菲爾斯(V. Sonnenfels, 1733—1817)等,為斯派的牛耳,貢獻於財政學的進步不少。及沃班(Vouban, 1633—1707)、布阿吉爾貝爾(Boisguillebert, 1646—1714)、魁奈(Quesnay, 1694—1774)、米拉波(Mirabeau, 1715—1787)等的重農學派興起,把財政上的議論,統以經濟學為基礎來列論,迨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出,財政學與經濟學一新其面目,然而財政學能夠得有空前一大進步,略達於“大成之域”的,還要算是十九世紀德國學者之賜。德國在十九世紀之初,就有勞(Rau,1792—1870)氏,繼之有烏姆芬巴赫(Umpfenbach, 1832—1907)及其他諸家,此時已比其他諸國的財政學,有撥一頭地之概。及史泰因(Lorenz Von Stein, 1815—1890)、瓦格納(Adolff Wagner, 1835—1917)二氏出,財政學更劃,而得抵於“大成之域”。史泰因氏把財政學以國家諸學為基礎,極力主張財政學為國家學的一主要分科;又作比較財政史的研究的,以他為最早,所以他的功績是永不可沒的。至瓦格納氏在財政學界上差不多占有古今獨步的地位。
三、瓦氏的財政學,最特色的,是應用社會政策思想來列論,而主張確立社會政策的財政制度。即他以為現時社會貧富的懸隔,是文明社會的一大禍根,若不加以防遏,則有妨害社會的安寧、人民的福祉,所以有依國家權力來矯正它的必要,故研究財政學的理論,當應用於實踐上,即要依據此種觀念,以樹立實際的政策的。他說:德國的財政學者,對於國家的觀念,應觀察為有機的,又歷史的,國家為法治國當然所執行的職務以外,並當啟發社會的文化,使盡力維持其治安的職務,如依國家的助力,使提高下層社會的地位,原來亦不失其職務之一。即瓦氏主張以國家之力,來矯正富的分配,而財政影響於富的分配之處甚多,依其方針如何,得以矯正分配的不平等,所以社會政策的思想,貫通瓦氏的財政學之全部,在他稅收論中,又為顯著。瓦氏以稅收的目的,不僅在於應付支出,更應以整理或變更國民所得的分配與個人所得的消費為其目的,所以學者或稱此時代為財政學史上之國家學的社會政策的時代。
四、瓦格納的財政主張,我覺得在現在仍就很可適用,尤其是資本主義尚未十分發達的我國,用他這種財政主張做手段,很可以消除資本主義的滋長。總理所倡的民生主義、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其初步辦法,頗與此相類似,所以我就他的財政學內,關於含有此意義的重要部分,即國家企業經營與稅收政策兩部分中,提綱絜領地來說一說,以供國人研究上的參考。
五、本書是去年春我在日本時匆促寫成,所取材料以瀧本美夫著的《瓦格納的財政學》與松下芳男氏著的《瓦格納的社會政策論》為多。歸國後,因職務紛繁,無暇整理,今承內子勞鳳玉君檢出騰抄一遍,得以付梓,志此以謝。又本書草率編成,辭不達意之處,不免不少,尚希讀者指教並原諒。
中華民國十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編者識於南京立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