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 給新結構經濟學實驗班的寄語和交流
新結構經濟學和迎接經濟學大師在中國輩出時代的到來 3
新結構經濟學實驗班招生宣講會實錄 18
你們選擇了致力於引領未來世界經濟學理論新思潮的事業 42
第二部分 林毅夫教授指點學問之道
入門：次學習心得與反饋 51
後發優勢與後發劣勢——關於技術與制度的思考 52
以史為鋻，獨立思考 60
心存經世濟民格局，踏實走好漫漫前路 64
關於思考問題方式的幾點體會 68
前行的力量——讀《解讀中國經濟》講 72
認識事物本質，擁抱“常無”心態 76
從理想到現實問題的思考 80
我輩責任，始於足下 85
後發優勢與後發劣勢 89

求索：第二次學習心得與反饋 95
重工業優先戰略、計劃經濟與經濟發展 96
如何抓住問題的本質？ 107
學術門前的殷殷囑咐 112
審問慎思，追本溯源 115
世無常勢，學恆有道 120
反思近代中國社會的落後與趕超 126
關於“一分析，三歸納”方法的體會 135
經濟學研究之“道” 139
關於新結構經濟學研究方法的思考 143
體悟：第三次學習心得與反饋 147
關於國有企業改革理論的思考 148
從“知”到“悟”的求索 155
撥開迷霧的思想力 160
“常無”心態與新結構經濟學思想方法 166
關於比較優勢與改革的一些思考 171
關於激勵問題與理論建構的思考 175
道術並重，反思歷史 180
思考問題的新角度和新方法 185
再品“一分析，三歸納” 189
精進：第四次學習心得與反饋 193
對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的反思 194
從“認識世界”到“改造世界” 201
現像需要邏輯精煉 206
深思經濟學研究方法 211
認清問題本質，保持獨立思考能力 217
從真實世界來，到真實世界去 220
反思理論假設，辨析關鍵概念 225
保持“常無”心態，做有意義的經濟學研究 230
對新結構經濟學的哲學思考 236
激發：午餐會交流 243
2021 年3 月16 日午餐會交流 244
2021 年4 月14 日午餐會交流 253
2021 年5 月14 日午餐會交流 264
2021 年6 月17 日午餐會交流 276
第三部分 微信群內的專題討論
關於貧窮本質的討論 287
關於俄羅斯轉型失誤的討論 298
關於中國改革開放奇跡與政府角色的討論 309
關於自動化對美國比較優勢的影響的討論 318
關於“假如《山海情》發生在印度會怎麼樣？”的討論 320
關於27 家中美名校借閱榜對比的討論 322
代後記 如何學習做好新結構經濟學研究 324
參考文獻 332

《園丁集》序

唐時韓愈曰：“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在各門各派的學問中，道是學問的根本，業是道在具體情況下的運用。道如老子所雲“玄之又玄”，學者不易把握。古時老師之所以能夠經由授業、解惑來傳道，在於當時為師者通常一段時間裡隻教導幾位弟子，弟子拜師學習老師所專攻的術業，並經由業的學習來體悟道，師生朝夕相處，老師不時提問以了解弟子對所授之業是否掌握，是否融會貫通，弟子對所學之業有疑問隨時提出以求解於老師，在學習交流和日常相處之中，老師經由孔子所主張的“不憤不啟，不悱不發”的適時點撥來啟迪弟子對道的開悟。
現代社會為普及教育，授業的方式從傳統的師徒制轉變為課堂制。受限於課時，課堂教育側重課業的知識傳授。尤其有些課，學生人數眾多，師生互動交流很受限制，老師難於為學生解惑，更遑論憤啟悱發的啟迪。以我在北京大學多年教授的“中國經濟專題”為例，一個班通常有四五百位學生參加，每周兩學時，課上難以互動，課後交流也不易有效進行。而且，中國發展改革過程中的各種現像總是有許多理論可以解釋，學生學習，每種理論讀來都頭頭是道，孰是孰非？如何取舍？學生對所受之業的疑惑難免時時有之。我自己則常常為有些學生因“一傅眾咻”，修完課、考完試就忘了我所授的理論或是臨事無法自如應用而感到挫折。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春季學期的“中國經濟專題”課改為網上授課。我要求學生在每堂課前先自行學習我在2016 年上這門課時錄制的視頻，授課時改為網上答疑，稍微彌補了難於為學生解惑之憾。然而，這種方式缺乏直接互動，仍然無法做到傳道所必需的“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朱熹《讀論語孟子法》引用程顥所言：“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未能幫助多數學生掌握所學之道，一直以來是我作為老師的遺憾。
2020年秋季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和經濟學院合辦“新結構經濟學實驗班”，期學生從北京大學各院繫入學一年的學生中二次招生，九位優秀學生入選。“中國經濟專題”作為實驗班學期的必修課，每周安排兩個小時的授課時間，另外，每兩周安排一次兩個學時的討論。每周授課時除了講解課程內容，我著重闡述如何觀察中國的經濟現像，如何分析、歸納、總結現像背後的因果邏輯以產生課程內容所講授的那些理論、觀點、政策主張，以及如何檢驗和批判性地學習各種競爭性的理論和觀點。由於是隻有九位學生的小班，同學們有不能理解之處，課中可以隨時提問，而且，同學們對課程內容可能有的許多疑惑在根據2020年春季“中國經濟專題”網課中同學們的提問編輯而成的《解惑集》一書裡已有解答，因此，我把每兩周一次的小班討論課的重點放在“道”的切磋上。同學們在課前先書面提交兩周以來的學習心得和希望請教的兩個問題，課上同學們口頭彙報學習心得，我當場給予點撥，課後再對同學們提交的心得和問題逐一給予書面點評作答。這樣的課程安排要求修課學生投入大量的時間和心力，讓我深受感動和鼓舞的是同學們問道之心切而學道的潛力大，四次作業表現出同學們在所學之道上一次比一次精進。一個學期下來，同學們已經從懵懵懂懂的門外漢“登了堂”，快要接近“入室”了，若能堅持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的困知勉行來修習所學之道，假以時日，我確信這九位同學的成就可期。
近代以來中國受辱於西方列強。為了民族的復興，中國知識精英普遍懷有“西天取經”的心態，認為西方所以富強一定有其道理，隻有誠心學習、努力踐行這些道理，纔能夠推動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實現民族的復興。為此，大學教育以西方理論為本，學生需要誦讀熟悉，即使論文課也是以用西方現有的理論來解釋中國的現像或是用中國的數據來檢驗西方現有的理論為要求。學生們從言必稱孔孟轉而以言必稱希臘、羅馬為傲，在應試教育中“過關斬將”勝出的北大學生更是擅長此道。
理論的適用性取決於理論的前提。自然科學理論的前提不會因時因地而不同，可以放諸四海而皆準。然而，社會科學主流理論來自對西方社會的經驗總結或為了解決出現於西方社會的問題，出於簡約的要求，每個理論隻從復雜的經濟社會政治文化變量中抽像出幾個因變量來建立因果關繫而舍像其他經濟社會政治文化變量，那些被舍像的變量就成了每個理論的暗含前提。因此，每個西方主流的社會科學理論必然是內嵌於產生這個理論的國家當時的發展階段和相應的經濟社會政治文化變量之中，當那些被舍像的變量發生關鍵性變化時，盛行一時的理論就會被新的理論所取代。所以，社會科學的理論不管多麼盛行，都不是“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的真理。中國作為一個轉型中的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政治文化變量和發達國家有質的差異，來自西方發達國家的理論在西方國家既然做不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自然在中國也難以做到“放諸四海而皆準”。其實任何社會科學理論都是“刻舟求劍”，如果不能從學習現有的理論中掌握學問之道，以提升自己從觀察到的現像或問題中了解背後的因果邏輯並自己提出理論來解釋現像、解決問題的能力，那麼學習的理論再多，也如程顥所言“雖多，亦奚以為”。
我於1987年回國，是改革開放以來位在海外留學後返回大陸工作的經濟學博士。在研究探索中國發展轉型的現像時，我一再體認到在中國若直接套用西方發達國家盛行的理論來解釋現像、解決問題必然會有“南橘北枳”的局限。因此，1994年我在北京大學創辦中國經濟研究中心，1995年開始開設“中國經濟專題”時，就拋棄既有主流理論，以自己求索理解中華民族復興之路上諸多現像問題的研究心得為講授內容。這些內容時間跨度大，涉及面廣，自成一以貫之的理論體繫。諸多分析論斷，在提出時常常有悖於主流學界的定論，然而一再為中國後來的發展所證實，並且逐漸深化成為這幾年我倡導的探索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轉型和運行理論的新結構經濟學理論的根源。任何理論都是“刻舟求劍”，當然包括我提出的理論，中國又在不斷發展。若要使“中國經濟專題”這門課有助於同學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就要求學生經由這門課的學習體悟到所學之道，並能夠從現有理論知識的被動接受者蛻變為新的理論知識的主動創造者。如果同學們能夠實現這個飛躍，實驗班培養從中國經濟發展轉型的奇跡所蘊藏的理論創新富礦中創新理論、做到“知成一體”的新時代人纔的目的也就能夠實現。
1995年《經濟研究》創刊40 周年時我應邀寫了《本土化、規範化、國際化》的祝賀文章。文中指出，每一個經濟學理論都是一個簡單的因果邏輯，理論的重要性取決於所解釋現像的重要性。重要國家的經濟現像就是重要的現像，解釋重要國家現像的理論就是重要的理論。因此，作為世界經濟中心的國家必然成為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引領世界經濟學理論新思潮的大師輩出的中心。那篇文章也預斷，隨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的終實現，21世紀的世界經濟中心會轉移到中國，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和大師輩出的中心也必然隨之轉移到中國。這是時代賦予中國經濟學工作者的百年不遇的機遇。新結構經濟學實驗班也是為了不辜負這個時代的機遇而設立，希望為我國培養出能夠抓住這個時代機遇的人纔。
作為以傳道授業解惑為職志的經濟學教育工作者，我感謝身處這個從“西潮”漸變為“東風”，讓我有底氣可以推動理論創新的時代。我也感謝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的董志勇院長、鎖凌燕副院長和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的胡博老師、顏建曄老師、王勇老師、徐佳君老師以及兩院其他同仁能夠認同我的理念，志同道合地為創建新結構經濟學實驗班做出許多默默無聞的奉獻，為我提供這個傳道授業解惑的平臺。我更感謝本科實驗班期的畢斯源、郭若菲、黃卓楷、賴端儀、吳夢、葉子欣、趙佳雯、趙祥瑞、鐘睿煊九位同學，在新結構經濟學還沒有像西方主流經濟理論那樣成熟的體繫、實驗班沒有像現有專業那樣完備的課程安排時，願意承擔諸多風險，勇敢地加入了屆新結構經濟學實驗班，並且在課上付出了比其他專業的同學更多的努力來學習。作為創立者，我相信就像我在2020年6月30日和屆新結構經濟學實驗班的同學們見面時所宣講的，新結構經濟學實驗班將會像延安抗日軍政大學一樣，雖然條件很差，但是同學們不僅將參與推動一個屬於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的到來，而且許多同學也將抓住這個時代機遇，引領時代的新思潮。這是我的承諾，也是我鞭策自己和實驗班的同學們攜手一起不斷努力前進的目標。
本書初稿分成兩個部分：部分收錄了三篇文章，涵蓋我在新結構經濟學實驗班成立之前對實驗班的宗旨、目的的宣講，在實驗班宣講會上對同學們提出的問題的解答，以及在屆實驗班的師生見面會上的講話。第二部分則包括實驗班小班課的四次作業和我的反饋。將這些內容整理成書，原因有二：一是學問之道需要反復玩味，參與這門課的九位同學隨著學習和研究經歷的加深，再回過頭來閱讀，每次會有不同的收獲。二是如朱熹在《讀論語孟子法》中引用程頤之言：“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雖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未來讀此書的其他學子若能設身處地體會屆實驗班九位同學的心得，問處便作自己問，那麼也將如親自參與這門課矣！

林毅夫
2021年2月11日庚子年臘月三十

補記：2021年春季學期，我和新結構經濟學實驗班的同學如約每個月進行一次午餐會，多數同學們提交了他們一個月來的學習心得和疑問，我也提供了我的反饋意見，現將這些交流內容補充於本書第二部分。在春季學期時，我也常在微信群裡提出一些問題和同學們討論，內容都和本書探討的如何觀察現像、如何分析問題相關，因此，將這些專題討論作為第三部分收錄在本書中以供參考。後，黃卓楷同學在9月8日寫了一篇《如何學習做好新結構經濟學研究》的學年心得，體會很到位，正好附在全書後，作為“代後記”，也作為全年師生探討交流學問之道的總結。

林毅夫
2021年9月21日辛丑年中秋

新結構經濟學和迎接經濟學大師在中國輩出時代的到來
林毅夫

觀看直播的高三同學們：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今天非常高興來和各位談談我倡導的新結構經濟學與大家所處的時代。各位所處的將會是一個非常好的時代，它將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也將是一個經濟學大師在中國輩出的時代。這是我想講的核心觀點。
現在大家在家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同時又在非常辛苦地準備高考。大家是年輕人，說你們像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你們是國家未來的希望。高考結束後，你們將面臨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次選擇，你們的選擇不僅會決定自己的一生，而且也會決定國家的未來。
我國每年有將近1 000萬人準備高考，其中有超過100萬人會進入經濟管理學科，僅學習經濟學的大概就會有25萬人。我要恭喜這25萬人，因為你們抓住了一個大好的時代，你們當中有很多人將來可能會成為引領世界經濟學理論思潮的大師。
各位也許知道，經濟學是在1776 年亞當·斯密出版《國富論》以後，纔從哲學中分離出來，成為一門獨立的社會科學。從1776 年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世界上著名的經濟學大師基本上不是英國人，就是在英國工作的外國人。這些大師中，亞當·斯密、李嘉圖、馬歇爾、凱恩斯等都是英國人；馬克思是德國人，在英國工作。
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上著名的經濟學大師基本上不是美國人，就是在美國工作的外國人，弗裡德曼、薩繆爾森、科斯、哈耶克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例子。
為什麼這些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大師會集中出現在同一個國家，而且集中在同一個時代？這是由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的本質決定的。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每個理論都是幾個很簡單的變量之間的因果邏輯體繫，而且這個邏輯體繫越簡單越好。
既然理論、邏輯越簡單越好，怎麼能說這個理論是重要的，那個理論不是那麼重要？決定因素是這個理論所解釋的現像的重要性。一個現像越重要，解釋這個現像的理論就越重要。什麼叫重要的現像？發生在重要國家的現像就是重要的現像。
我們知道工業革命發生在18世紀中葉的英國，也就是亞當·斯密出版《國富論》的前後。此後直到次世界大戰之前，英國引領工業革命，是當時世界上的經濟體，是世界經濟中心。發生在英國的現像就是重要的現像。
在解釋經濟現像的時候，有所謂“近水樓臺先得月”，這是因為經濟現像很錯綜復雜，怎麼從中抽像出幾個變量來構建一個理論？通常隻有生長在這個國家，或者是工作於這個國家的經濟學家纔能夠比較好地把握。這就是為什麼當英國是世界經濟中心的時候，英國也是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是經濟學大師輩出的中心。
到了一戰之後，美國崛起，逐漸取代英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到二戰以後，美國的經濟占當時全球經濟總量的50%，美國的經濟現像就成為世界上重要的經濟現像。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報紙上經常用的一個比喻是，美國經濟打個噴嚏，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經濟就會患重感冒。研究美國經濟怎麼“打噴嚏”，會比研究其他國家的經濟怎麼“患重感冒”的影響更大，所以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就轉移到美國。
同樣，由於“近水樓臺先得月”，從二戰以後到現在，世界上著名的經濟學大師基本上不是美國人（如弗裡德曼、薩繆爾森），就是在美國工作的外國人（如科斯、哈耶克）。
沿著這個規律，我相信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會轉移到中國來。大家知道，中國原來是世界鼎盛的國家，中國的經濟、社會、文化曾領先於全世界。但是18世紀工業革命發生之時，中國沒有趕上，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從一個文明鼎盛的國家變成“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落後的發展中國家。
中國的知識分子歷來是以天下為己任，追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鴉片戰爭以後每一代知識分子的共同追求。經過幾代人的努力，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78年年底開始改革開放，中國實現了從1979年到2019年年均9.4%的增長率。在人類歷史上，還不曾有任何國家、任何社會以這麼高的增長率持續發展這麼長的時間。
過去這四十多年中國的變化真的是翻天覆地。根據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指標，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在2014年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的經濟體。我在這裡解釋一下，什麼叫購買力平價呢？同在不同的國家能夠購買的東西不一樣。舉一個具體的例子，一份麥香雞漢堡包套餐，在中國需人民幣（約合2），在美國需，所以中國的物價比美國低，同樣在中國能買的東西比在美國多。在比較各個國家實際的經濟規模時，經濟學家就根據各個國家的物價水平計算每個國家用同樣能買到的東西（稱為購買力平價），用它來衡量每個國家的經濟規模。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我國在2014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的經濟體。
而且面向未來看，中國的經濟還會比發達國家更快速地發展。我想各位在讀書的時候應該也注意到了，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原來是每年超過9%，從2010年開始就逐漸下滑到6%左右。但是6%左右的增長率是什麼概念呢？發達國家過去一百多年的平均經濟增長率是3%，從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發生開始，它們的經濟增長也下了臺階，現在的增長率是2%左右。
中國即便保持每年6%左右的增長，增長率也比發達國家高了4個百分點，所以國際上有很多研究機構（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遲到2035年中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時候，即使按照不調整物價水平的彙率計算經濟規模，中國也會變成世界的經濟體。在人口這麼多、底子這麼薄的一個國家，怎麼有辦法取得這樣持續的快速增長？國內外都稱這是一個奇跡。所謂奇跡是什麼？就是不能夠用現有理論來解釋的現像。但事情的發生一定有道理啊！
從二戰後到現在，有兩百多個發展中經濟體都是像中國一樣希望實現工業化、現代化。但是成功從低收入進入高收入的，目前為止隻有兩個，一個是中國臺灣地區，一個是韓國。估計到2025年前後，中國大陸就會變成二戰以後第三個從低收入進入高收入的發展中經濟體。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前面講的，到2030年前後中國將毫無疑義變成世界的經濟體，發生在中國的現像會是重要的經濟現像。了解這個現像背後的原因所提出來的理論將是重要的理論。
2030年是什麼概念呢？今年是2020年，大家在準備高考。你們進了大學，讀四年本科，再讀五年左右的研究生，拿到博士學位，如果繼續從事經濟學研究，那正好是你們的時代啊！因為那時候中國會是世界的經濟體，中國會是影響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的國家。了解中國的經濟現像、解釋其背後原因的理論將是重要的理論。提出這樣理論的經濟學家就會是引領世界經濟學理論思潮的大師。你們很幸運處於這樣一個時代啊！就像說的：“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
但是更重要的不是成名成家，而是你們提出的理論將會貢獻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同時我們知道，現在生活在發達國家的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比重隻有16%，還有將近85%的人（包括我們自己）生活在發展中國家。你們提出來的理論也會幫助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他們和我們的共同追求：工業化、現代化、追趕上發達國家。
理論的功能是什麼？是幫助我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我想各位在讀高中的思想政治課時都學了這個道理。二戰以後，很多發展中國家擺脫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開始在自己國家的領導人帶領下追求自己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它們的知識精英同我們一樣，都覺得對國家、對社會負有責任。
當時整個發展中國家的知識界，包括我自己都有一種“西天取經”的心態，認為發達國家那麼成功一定有道理，把那些道理學會了就可以回來改造自己的國家，讓我們過上同發達國家一樣富足的生活。這是有責任感的年輕人共同的願望。確實有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知識精英到英國、美國去學習，包括我自己。
但是作為一名經濟學家，也作為一名對歷史感興趣的知識分子，我想說的一點是，到目前為止，我沒有看到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按照發達國家的理論實踐成功的。少數幾個成功追趕上發達國家的發展中經濟體，它們的政策在推行的時候，從發達國家的理論來看都是不正確的。
以我們自己的國家為例。中國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當時國際上主流的經濟學理論是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怎麼解釋二戰以後發展中國家努力追求工業化、現代化，付出那麼大的代價，但不成功的現像呢？新自由主義的看法是，這些發展中國家（不管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非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對經濟干預太多，造成的經濟扭曲太多。這種政府對經濟的干預造成了資源的錯誤配置。政府對經濟的扭曲創造了很多所謂的租金，社會上出現尋租，也就是腐敗。
有資源的錯誤配置，又有腐敗，經濟當然發展不好，所以新自由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付出那麼大的代價沒趕上發達國家是由於政府失靈。那麼，發展中國家要改善它們的經濟，就應該和發達國家一樣有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繫，政府從經濟當中退出，作為一個“守夜人”，除了教育、衛生、社會治安，其他事都不要管，交給市場就好了。
那麼，怎樣纔能建立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繫呢？新自由主義認為價格應該由市場決定，要市場化，所有企業都應該是私有的，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國有企業都應該私有化，然後要自由化，政府不要干預市場的運行。
這個理論非常嚴謹，非常有說服力。有一個笑話經常被用來揶揄經濟學家，就是拿一個問題問五個經濟學家，經濟學家們往往會給出六個答案，每個答案都頭頭是道，誰也說服不了誰。但是在1992年時，當時世界銀行的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勞倫斯·薩默斯（他後來當過美國財政部部長、哈佛大學校長）寫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提到，經濟學家對經濟問題一般會有各種不同的看法，但是對於社會主義國家或者是像拉丁美洲那樣政府干預太多的國家，經濟學界有一個共識，就是這些國家的經濟轉型要成功，就必須根據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用休克療法，把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這些市場必須有的制度安排一次落實到位。
中國從1978年開始的轉型不是這麼做的。我們是“摸著石頭過河”，采用漸進的雙軌制。所謂雙軌制就是“老人老辦法”，原來的國有企業繼續保持國有，政府繼續給予保護補貼；“新人新辦法”，有很多新的勞動密集型的加工出口產業，允許鄉鎮企業、民營企業進入，而且還積極招商引資，按照市場的方式來配置資源。所以在雙軌制下，既有市場在配置資源，也有政府在配置資源。
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國際上的共識是，政府必須退出，讓市場來配置資源，隻有這樣經濟轉型纔會成功，認為像中國那樣的既有市場又有政府的制度安排是糟糕的，比原來的計劃經濟還糟糕。因為政府的干預會帶來大量腐敗的機會，有了腐敗以後就會有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就會有各種社會問題，所以主流經濟學界當時認為這是糟糕的制度安排。
但是40年過去了，我們回過頭來看，主流經濟學界講的腐敗現像有沒有？確實有。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問題有沒有？確實有。但是我國是過去40年中全世界經濟發展快的國家，而且是沒有出現繫統性的金融經濟危機的國家。少數國家像越南、柬埔寨，維持了經濟穩定和快速發展，采取了和中國一樣的被認為是糟糕的漸進轉型的方式。
回過頭來看，蘇聯、東歐、拉丁美洲國家是按照當時國際主流的新自由主義所倡導的“華盛頓共識”，以休克療法來實施轉型。但是，它們出現了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中國的穩定和快速發展它們沒有。中國出現的腐敗與收入分配問題，它們有沒有？不僅有，而且普遍比中國還嚴重。
從這種經驗比較來看，新自由主義在分析、預測中國作為一個轉型中國家存在的問題時頭頭是道，認為政府的干預會造成了資源錯誤配置，造成尋租腐敗，道理很清楚。但是按照新自由主義的建議去轉型的國家，結果更糟糕。
不僅在轉型問題上是這樣，在經濟發展問題上也是如此。二戰以後，很多發展中國家取得了政治獨立，擺脫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開始追求工業化、現代化，希望能趕上發達國家。
當時從主流經濟學中分出一個獨立的子學科，叫發展經濟學。代發展經濟學稱為結構主義。結構主義的看法是什麼？發展中國家的目標不就是趕上發達國家，實現民富國強嗎？為什麼發展中國家現在那麼窮？因為生產力水平低。為什麼發達國家的生產力水平高，發展中國家的生產力水平低？因為發達國家當時有先進的資本密集的重工業和大規模的產業，發展中國家普遍的產業是農業以及小規模的制造業或者礦產資源產業，生產力水平很低，所以經濟落後，收入水平低。
發展中國家要趕上發達國家，就應該在生產力水平上趕上發達國家，這樣其收入水平纔能趕上發達國家。生產力水平要趕上發達國家，就應該去發展和發達國家一樣先進的現代化資本密集型大產業，這個道理是不是很清楚，很有說服力？可是主流經濟學界發現這種現代化資本密集型大產業在市場經濟中不能自發地發展起來，所以就認為市場不起作用，存在市場失靈。當時盛行的宏觀經濟理論是凱恩斯主義，強調政府的作用。在這樣的理論思潮影響下，發展經濟學的理論就提出發展中國家必須由政府主導，直接動員資源、配置資源來發展現代化資本密集型大產業。
發展中國家原來都是出口農產品、礦產資源產品，進口工業制成品，現在要去發展現代化的制造業，自己生產，這種發展方式也被稱為進口替代戰略。二戰以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聽到這個理論都覺得很有說服力，所以基本都這麼做。但是這麼做的普遍結果怎麼樣？跟中國一樣，中國當時實行計劃經濟的目的也是發展現代化資本密集型大工業。這些國家在政府的動員與支持下，會有一段時間的投資拉動的經濟快速增長，但是把這些產業建立起來以後，這些產業都沒競爭力，經濟就停滯了，停滯了一段時間後就出現危機。因此，這些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而且在擴大。
那些主流的思潮——結構主義的發展經濟學或者凱恩斯主義——在解釋發展中國家的問題上很有力量。但是按照這些理論的建議去制定政策的發展中國家，不僅沒有實現追趕上發達國家的目標，而且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二戰以後，有少數幾個東亞經濟體沒有這麼去做，在五六十年代發展的產業都不是現代化的資本密集型大制造業，而是傳統的小規模的勞動密集型加工業。當時從結構主義的理論來看，發展傳統、落後、小規模的加工業，生產力水平那麼低，怎麼能趕上發展現代化的大規模的先進制造業的發達國家？
但是現在回過頭來看，成功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甚至趕上發達國家的正是那些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推行了從當時的結構主義來看是錯誤的發展政策的經濟體。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我們學習理論的目的是什麼？是認識世界，改造世界。但是現在從發達國家學來的這些理論，在認識世界上很有力，可以把發展中國家存在的問題及其原因解釋得一清二楚，可是按照這些理論的建議去制定政策的發展中國家基本上都失敗了，道理在什麼地方呢？
主要的原因是社會科學理論和自然科學理論一樣，是不是適用取決於理論的前提條件，隻有前提條件成立，這個理論纔適用。這一點對自然科學來說不成問題，自然科學可以放諸四海而皆準。自然科學，比如說物理學，拿一個圓球放在一個斜坡上一定往下走，不會從下往上跑；在海平面上燒水，達到100攝氏度一定會沸騰。不管在美國還是在中國，一定都是這樣的。因為自然科學、自然現像的前提條件不會因為時間、地點而變化。
但是社會科學理論是怎麼來的？社會科學理論是來自對重要國家的社會經濟現像的總結。正如我前面講到的，從亞當·斯密到凱恩斯，世界上著名的經濟學家絕大多數不是英國人就是在英國工作的外國人；二戰以後，世界上著名的經濟學家絕大多數不是美國人就是在美國工作的外國人。他們的理論都是解釋所在國家的重要經濟現像，理論模型裡隻有一兩個變量，某個是因，某個是果。可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有很多社會經濟變量，包括產業是什麼，社會組織是什麼，以及文化、價值體繫、政治體繫是什麼，為了理論模型的簡化，就把那些變量舍像了。所謂舍像是指那些變量是存在的，但是和解釋這個現像沒有直接的關繫，所以就暫時存而不論。存而不論的這些變量就變成這個理論的暗含前提。
如果這些被舍像的變量中比較重要的變量發生了變化，理論也會發生變化。這就是為什麼在發達國家經濟學理論會像時裝一樣，流行幾年，過一段時間以後就會被另外一個理論取代。因為作為理論暗含前提的條件在發達國家發生了變化。
各位想想看，如果發達國家的理論在發達國家都做不到是“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的真理，拿到發展中國家來怎麼能放諸四海而皆準呢？理論是有前提的，都“內嵌”（embedded）於提出這個理論、產生這個理論現像的國家的社會、經濟、文化結構當中，將這個理論運用於這些暗含前提不一樣的國家，就會出現“淮南為橘, 淮北為枳”的問題。那些理論看起來都很漂亮，好像很有說服力，但是由於前提條件不一樣，拿到發展中國家來蒼白無力，應該是顯然的。
在座的高三同學大概會有100萬人讀經濟管理學科，在經濟管理學科裡有一門重要的課程叫金融經濟學。現在大學的金融經濟學課程都會教現代金融。什麼是現代金融？股票市場、風險資本、大銀行、公司債，金融經濟學認為這是現代的，是有效的。
但是各位想想看，金融的目的是什麼？是服務實體經濟。這些大銀行、股票市場、風險資本、公司債在發達國家很合適，因為發達國家的資本很豐富，它們所從事的產業資本很密集，它們的生產活動需要大量的資本，它們的技術必須要自己發明，有大量的風險。大銀行、公司債和股票市場可以動員大量資本，風險資本、股票市場則有利於分散風險，所以，這樣的金融安排在發達國家很合適。
可是在發展中國家，百分之七八十的就業都是在農戶和中小微型企業。它們所用的資本非常少。它們當然有風險，但是的風險是什麼？的風險是企業家、經營者的能力。這樣的農戶、企業能不能到股票市場去上市？能不能發公司債？能不能用風險資本？跟大銀行借錢，大銀行會借給他們嗎？在座的很多同學可以去問長輩，如果他們在經營中小企業，可不可以到股票市場上市，可不可以發公司債，跟大銀行借錢容易不容易。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按照發達國家的金融經濟學所教的這些現代金融知識去制定金融制度安排，就會出現金融沒有辦法服務實體經濟的問題。
在亞當·斯密之後出現了很多經濟學大師，這些大師都來自發達的國家，研究發達國家的經濟現像，總結背後的道理，在這個過程中，就把這些發達國家的經濟、社會、文化、政治條件作為暗含前提。如果把這些理論直接拿到發展中國家來用，難免出現“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現像！
正因為認識到這一點，我這些年來倡導自主理論創新的新結構經濟學。我們作為知識分子要貢獻於國家和社會的發展，必須要有理論的指導，但是所用理論必須是根據我們自己國家的經驗總結的。
新的理論來自新的現像，中國的現像是發達國家不曾有過的。但是怎樣來總結中國的現像並形成新的理論呢？我提倡的新結構經濟學認為必須以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歷史唯物主義主張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經濟基礎是由生產力和由生產力所決定的生產關繫共同組成的。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生產力水平比發達國家低，生產關繫與發達國家不會一樣，與這樣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繫相適應的上層建築，包括我前面講的金融以及貨幣、財政等制度安排都不會一樣。而且，由於制度安排不一樣，經濟運行的規則也會不一樣。所以，在總結中國的經驗和現像時，新結構經濟學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
在研究方法上，新結構經濟學則是用現代經濟學通用的研究方法，把現像背後的邏輯弄清楚以後，必須用嚴謹的數學模型來表述，用嚴格的統計數據來檢驗理論的各種假說，這是我這些年倡導的新結構經濟學的內涵；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讓我們了解到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基礎不一樣，和經濟運行相關的上層建築不一樣；然後用現在國際經濟學界通用的方法來研究中國自己的經驗，當然也包括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成功與失敗的經驗，進而總結出新的理論。
對於這一點，我是在1988年就認識到的。1986年我在美國芝加哥大學拿到博士學位，之後到耶魯大學做了一年博士後，1987年回國。當時我是抱著“西天取經”的心態，認為我學了世界上的經濟學理論，可以回來“指點江山”。但是1988年出現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次高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率達到18.5%。過去比較高的年份是1985年（通貨膨脹率達到8%），在其他年份中國基本沒有出現通貨膨脹。
按照我在芝加哥大學學到的理論或者國際上通行的理論，治理通貨膨脹就應該提高利率。利率提高以後，投資的成本增加，投資需求就會減少。利率提高了，儲蓄的意願就會增加，當前的消費就會減少。投資和消費減少，總需求就會下降，通貨膨脹不就下來了嗎？而且當時這被認為是一種好辦法。如果提高利率，投資的成本增加了，隻有好的項目付得起高成本，會被保留下來。那些差的項目付不起高成本，就會被淘汰掉，這樣還有利於資源的配置。
當時中國沒有按照這個理論去做，而是采用了“治理整頓”的方式，用行政辦法砍投資、砍項目。從經濟學理論來講，用行政辦法砍投資、砍項目一定會出現“亂指揮”的情形，會有不少好的項目被砍掉，這樣就會沒有效率。我當時看好像確實有很多這種情形。比如1988年國內旅館非常少。當時在北京二環路附近有一個新大都飯店正在蓋一個新樓，原來的設計是18層，但蓋到13層的時候這個項目就被砍掉了。在北京二環路的黃金地段新蓋的一個高樓，蓋到13層就被砍掉，變成一個爛尾樓了，這是多大的資源浪費啊！
當時我有很強烈的衝動，想寫一篇文章指出有更好的辦法，可以聰明一點，提高利率，用價格配置資源的方式來治理通貨膨脹。可是後來我又反思了一下，如果中國政府像這個理論所認為的那麼不理性，那麼中國經濟一定搞得一塌糊塗！可是從1978年到1987年的9年間，中國平均的經濟增長速度是9%。一個發展中國家要取得一年9%的經濟增長都很不容易，而中國取得了9年的高速增長，而且又是在轉型期。其他很多轉型中國家的經濟都崩潰了，中國經濟不僅沒有崩潰，而且還高速增長，這說明中國的政府一定是非常理性的。
這對我來講是一個開悟。為什麼呢？因為中國大量的國有企業資本很密集，違反了當時中國資本短缺的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企業沒有自生能力，它們的生存有賴於政府的低利率補貼。如果把利率提高了，它們的成本增加了，就會虧損得非常厲害。用現在常用的觀點來看，它們中很多都是“僵尸企業”。讓它們關了可不可以啊？這樣做行不通，原因有幾個方面：是有大量的就業依靠它們，如果把它們關了，大量的失業會造成社會不穩定。第二是其中很多國有企業都與國計民生有關，不能把電力公司全部關了，不能把通信企業全部關了，沒有電力、通信，經濟怎麼運行啊？第三是很多國有企業與國防安全有關，如果把它們全部關了，就沒有國防安全了。
這些資本很密集的產業存在，是違反我國的比較優勢的，但它們又是與國計民生、國防安全有關的，不能讓其中的企業倒閉，有虧損就必須給予補貼。如果提高利率，企業虧損增加，財政必須彌補，財政赤字就會非常高，國家就要增發貨幣來彌補財政赤字。增發貨幣，通貨膨脹就又來了。
發達國家沒有這個問題，因為發達國家的資本很多，關於國計民生、國防安全的資本密集型產業符合比較優勢，企業在市場裡自己能生存，不依賴政府的保護補貼來維繫，踫到通貨膨脹就能夠使用提高利率的方式來治理。它們的前提條件跟我們不一樣，所以適用的理論跟我們也不一樣。從那時起，我基本上就不照搬西方盛行的理論來看中國。面對中國的現像和問題，我會按照中國的實際狀況來想這個問題是怎麼產生的、要怎麼解決。
1994年，我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了《中國的奇跡》。在那本書裡，我們解釋了中國為什麼會實行計劃經濟體制，怎樣轉型，在轉型過程中怎樣取得穩定和快速發展。並且那本書作了一個預測：如果沿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道路來轉型，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在2015年的時候會超過美國，按照市場彙率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到2030年的時候會超過美國。
那時大家都認為我們太樂觀了。我很高興的是，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在2014年時就已經超過美國了；按照市場彙率計算，中國2030年將超過美國已經是世界上絕大多數發展機構的共同認識了。更讓我高興的是，這本書裡面分析了中國改革的道路會遇到什麼問題、怎麼解決，基本上過去這二十多年我國就是這麼一路走過來。
2007年我應英國劍橋大學的邀請去做在國際經濟學界影響巨大的年度馬歇爾講座，我就用上述來自中國經驗總結的理論解釋二戰以後中國以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和轉型實踐，為什麼絕大多數失敗，隻有少數成功。
2008年，我很幸運到世界銀行擔任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這是次由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擔任這樣的職務，過去都是由來自發達國家的著名經濟學家擔任，包括前面講的勞倫斯·薩默斯，還有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斯蒂格利茨。
在工作中我發現世界銀行的同事很令人敬佩，他們中有很多人來自發展中國家，受過很好的經濟學訓練。他們也都是想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消除貧困。從1945年成立到現在，世界銀行是世界上重要的發展機構，我領導的經濟學家有一千多位，都受過很好的訓練，也有很好的意願。這些發展中國家也普遍跟我國一樣，有發展經濟、消除貧困、追趕發達國家、實現繁榮的夢想。但實際上，如果把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減少的八億多貧困人口剔除，世界貧困人口總數不僅沒有減少，而且還在增加。
和在國內的經驗一樣，在世界銀行的工作讓我發現，單單有良好的意願是不夠的，單單有很漂亮的理論也是不夠的。這些經濟學家和我過去一樣，接受的都是來自英國、美國的主流經濟學理論，都用這樣的經濟學理論來看發展中國家的現像，講它們的問題都可以頭頭是道。但是按照那樣的理論去實踐，基本都不成功。這個工作經驗讓我覺得有必要把我自己過去二三十年探索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所總結出的新理論正式命名為新結構經濟學，以區別於主流的經濟學，也區別於代結構主義發展經濟學。新結構經濟學強調經濟發展過程是一個技術、產業、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等結構不斷變遷的過程。從低生產力水平的結構轉變成高生產力水平的結構，需要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纔能認識清楚，需要從發展中國家自己的經驗來總結提出新的理論纔能適用於發展中國家，需要用現在主流經濟學的方法來進行研究纔能和國際經濟學界交流。
在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一周年的時候，我正式提出了新結構經濟學。2010年我應邀到耶魯大學去做庫茲涅茨講座（國際經濟學界的另一個非常重要的講座），正式把新結構經濟學向國際經濟學界推出。
2012年，我在世界銀行的任期結束，回到北京大學後就積極推動成立專門研究新結構經濟學的機構。2015年，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成立。這是我國次有一個機構專門來研究、深化依據我國經驗總結出來的自主創新理論體繫。
理論是為了認識世界，更是為了改造世界，所以，我提出理論應該達到“知成一體”，不僅要幫助我們認識世界，而且要能夠幫助我們成功地改造世界。隻有能夠幫助人們成功地改造世界的理論，纔是真正幫助我們認識世界的理論。
根據這樣的指導思想，在北京大學我們不僅是在做經濟學的理論研究，還在做經濟學的實踐。我很高興非洲有不少國家請我去為它們做咨詢，這些非洲國家在二戰以後和中國有共同的追求，過去走了很多彎路，付出很多代價但不成功。現在我在埃塞俄比亞、盧旺達、塞內加爾、貝寧這些國家做實踐，我很高興根據來自中國經驗的理論形成的政策在那些國家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
而且我很高興根據該理論制定的政策不隻是在非洲的發展中國家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波蘭是東歐率先轉型的國家，轉型開始以後也是按照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政府退出，有很多問題解決不了。2015年，波蘭的法律與公正黨成為1989年後個在選舉中獲得議會過半數席位、可以單獨組閣的政黨。該政黨上臺以後，正式宣布以新結構經濟學作為波蘭經濟政策的基礎，而且效果非常顯著。波蘭的人口是歐盟的十分之一左右，2017年波蘭在制造業的新增就業占歐盟新增就業的70%，成效顯著。
新結構經濟學是個來自中國，也是個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理論體繫的自主創新，也可以說是社會科學理論體繫的自主創新。它以發展經濟學為切入點研究經濟發展和轉型，但實際上涉及關繫現代經濟運行的貨幣、財政、金融、產業、區域、環境等等每一個子學科，是對現代經濟學的一場革命。這場革命要改變亞當·斯密以來發展中國家都抱著“西天取經”的心態去學西方的主流理論但是經濟發展不成功的現狀，這場革命的理論是來自中國自己的成功與失敗經驗的總結。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條件與其他發展中國家比較接近，因此這樣的理論對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應該有更大的參考借鋻價值。我在非洲和東歐的實踐印證了這一點。
今年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和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共同創建了新結構經濟學實驗班，用兩個學院秀的師資力量來辦這個班。這是為了改變現在大學裡的經濟學教科書和理論都來自發達國家的現狀，我們希望這個班所教的理論來自我們自己的創新。
中國現在正在倡導這樣的辦學方向。2018年*印發了《*關於加快建設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纔培養能力的意見》等文件，強調發展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新文科，新結構經濟學實驗班是新文科建設的一個重要基地。*也在推動新時代國家基礎學科撥尖人纔培養項目，新結構經濟學實驗班也是新時代國家基礎學科撥尖人纔培養項目之一。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召開了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邀請了學界十位代表去彙報，我很高興代表經濟學界做彙報，彙報的內容就是本次講座談到的這些觀點。我很高興在這個會上聽到總書記的號召。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我們不能辜負了這個時代。”新結構經濟學實驗班就是響應總書記的號召，為不辜負這個時代而創建的。歡迎有志於抓住這個時代的機遇，以理論創新來貢獻於民族的偉大復興，引領世界經濟學的新思潮，成為經濟學大師的時代青年，報考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參加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實驗班！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