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經濟_新興大國的競爭力升級戰略（上、下）

編輯推薦

1.本書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15年的年度重大課題，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主編。2.多人合著，作者均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博士研究員，具有專業水準和政府背景，比較權威。4.大國崛起和對外戰略問題是政府和社會均比較關注的，有一定的熱點性。6.行文通俗、嚴謹、翔實，是可信的借鋻參考資料。

內容簡介

本項研究基於SWOT分析法，提出了大國對外開放戰略分析模型（GEPC模型），深入分析影響對外開放戰略的外部條件與內在因素，特別是大國影響力這一獨特因素，提出了我國新時期的對外開放戰略，即“新興大國的競爭力升級戰略”。其核心目標，一是營造互利共贏的國際環境，保障我國的和平崛起；二是推進我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升級，提升我國在全球生產價值鏈上的分工地位。

作者簡介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組長，李偉，男，漢族，1953年8月生，江蘇豐縣人，1973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69年3月參加工作，1985年10月畢業於上海電視大學中文專業，大專文化程度。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黨組副書記。

總報告：新興大國的競爭力升級戰略專題研究一中國發展的全球經濟環境研究一、全球經濟增長的歷史回顧二、影響全球經濟中長期增長的因素剖析三、全球經濟中長期發展的態勢分析四、主要結論及政策啟示專題研究二中國制造業競爭力升級研究一、制造業競爭力升級理論和典型國家經驗及啟示（一）產業結構變化及競爭力升級的理論分析（二）典型國家制造業轉型升級的經驗二、新一輪技術革命背景下重點國家的制造業戰略及全球制造業分工格局（一）新一輪技術革命的內涵特征和對產業組織等方面的影響（二）典型經濟體的戰略和做法（三）未來全球制造業分工格局三、中國制造業競爭力現狀及發展趨勢（一）我國制造業發展狀況的基本評估（二）未來中國制造業的發展趨勢四、全球化背景下提升中國制造業競爭力的戰略與政策建議（一）中國制造業競爭力升級的戰略定位和目標（二）中國制造業競爭力升級的戰略途徑（三）提升中國制造業競爭力的關鍵政策參考文獻全球化條件下中國紡織服裝業升級戰略研究附件2：案例研究全球產業集中背景下的工程機械產業升級研究附件3：案例研究汽車行業競爭力：現狀、問題和政策建議專題研究三以擴大開放促進我國服務業升級一、“十二五”期間我國服務業總體發展特征二、我國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亟須提高三、我國服務業的真實開放水平較低四、擴大開放是提高我國服務業發展質量和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戰略舉措五、以擴大開放促進我國服務業升級的具體政策建議專題研究四大力提升我國在國際金融體繫中的影響力一、我國金融機構的國際化水平與問題（一）我國金融機構的國際化水平（二）我國金融機構國際化快速發展的動因（三）我國金融機構國際化發展中的主要問題二、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一）我國國際金融中心目標明確，但國際資本參與度低（二）我國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條件尚待完善（三）國際金融中心形成與發展的國際經驗三、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繫中的地位（一）人民幣國際化的現狀與問題（二）參與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現狀與問題（三）國際金融機構的發起與運作（四）國家主權基金的運作（五）國家政策性、開發性金融機構海外業務的開展四、提升我國在國際金融體繫中影響力的戰略與政策（一）戰略目標（二）推進原則（三）政策重點專題研究五中國實力增強背景下利用外資的發展戰略一、利用外資促進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二、中國利用外資還有較大的改善空間三、中國應更加關注利用外資的質量專題研究六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戰略研究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的主要情況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的國內外環境：機遇與挑戰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趨勢四、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的戰略目標和發展路徑五、促進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的政策建議參考文獻附件1：案例研究銀行業海外投資新特征、新機遇與新挑戰——以中國工商銀行為例一、中國金融業國際投資現狀與特征二、中國銀行業OFDI現狀與發展——以工商銀行為例（一）國際化布局：全球網絡初步建成，從多國化向跨國化轉變（二）國際化成效：國際地位顯著提升，國際化價值有待提高（三）國際化戰略：發揮“中國特色”的“本土化”優勢，推動全球化戰略轉型三、政策建議（一）堅持“走出去”戰略與人民幣國際化相結合，盡快制定金融機構“走出去”戰略的頂層設計，擴大在國際貿易和投資中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力和中國經濟的國際貢獻力。（二）加大金融雙向開放政策力度，加快建設本土國際金融中心，推動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在金融資源全球配置中的融合度和協調力，增強金融海外整體競爭力。（三）發揮外彙儲備資金投資政策多樣化優勢，增強外生性衝擊的抵抗力和資產保值增值能力。附件2：案例研究揚帆起航，卓有功效——國家電網公司對外投資案例一、國網公司對外投資主要情況（一）國網公司對外投資主要歷程（二）國網公司對外投資績效二、國網公司對外投資的主要經驗（一）充分發揮自身優勢（二）審慎決策，嚴控風險（三）打造高品質名片，大力提升海外影響力三、國網公司對外投資中的主要機遇（一）政策機遇（二）行業機遇（三）業務機遇四、國網公司對外投資面臨的問題（一）國內輿論風險（二）東道國風險（三）業務市場風險（四）企業內部風險五、政策需求及建議附件3：案例研究中糧集團對外投資案例研究一、中糧“走出去”的歷史和現狀（一）中糧集團國際化的歷史沿革（二）中糧集團國際化的發展現狀二、中糧“走出去”的主要經驗（一）將企業戰略融入國家戰略，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二）將“走出去”戰略融入全產業鏈戰略，培育國際競爭力（三）積極謀求合作，實現優勢互補並降低風險三、中糧“走出去”的機遇與挑戰（一）農業“走出去”的背景（二）農業“走出去”的意義（三）農業“走出去”面臨的機遇（四）中糧“走出去”面臨的挑戰與應對策略四、中糧“走出去”的政策訴求和建議（一）加大國企改革發展力度，突破體制束縛（二）加大資金、稅收、保險支持力度，強化後盾保障（三）加大外交支持力度，營造良好商業環境一、成為國際一流跨國公司是國有大企業的歷史使命二、國有大企業有條件發展成為國際一流跨國公司三、國有大企業發展成為國際一流跨國公司還存在諸多障礙四、把一批國有大企業盡快培育成為國際一流跨國公司專題研究七中國經濟實力顯著增強下跨國公司的發展——把一批國有大企業培育成為國際一流跨國公司一、成為國際一流跨國公司是國有大企業的歷史使命二、國有大企業有條件發展成為國際一流跨國公司三、國有大企業發展成為國際一流跨國公司還存在諸多障礙四、把一批國有大企業盡快培育成為國際一流跨國公司專題研究八利用國外創新資源的“開放式創新”研究一、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要求大力推進“開放式創新”（一）“開放式創新”有利於提高創新效率（二）“開放式創新”有利於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三）“開放式創新”有利於加強對外合作（四）“開放式創新”是全球化時代和信息化時代的必然選擇二、“開放式創新”相關研究綜述（一）“開放式創新”內涵及與“封閉式創新”的比較（二）“開放式創新”案例研究（三）“開放式創新”的實施路徑與模式（四）“開放式創新”的作用及可能導致的風險（五）促進“開放式創新”的政策研究及其他角度研究的政策啟示三、我國開展“開放式創新”相關政策措施現狀與問題（一）相關政策措施現狀（二）存在的主要問題四、日韓引進技術消化吸收再創新的經驗（一）日本引進技術消化吸收再創新的做法及鼓勵政策（二）韓國引進技術消化吸收再創新的做法及鼓勵政策（三）日韓經驗的幾點啟示五、促進利用國外創新資源開展“開放式創新”的建議（一）以創新型企業需求為標準，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二）擴寬創新融資渠道（三）加大對優秀創新人纔的吸引力度（四）培育創新服務機構，促進科技成果應用轉化（五）充分發揮在華跨國公司對我國自主創新的積極作用（六）多渠道增加基礎研究投入，提高源頭創新能力（七）加強對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和再創新專題研究九中國經濟實力顯著增強背景下我國利用國際人纔的現狀、特點與建議一、我國面臨全球化配置人纔資源的趨勢二．我國利用國際人纔的現狀三、我國利用國際人纔的特點四、對我國利用國際人纔資源的建議專題研究十利用全球資源保障中國糧食安全研究導言：糧食安全的內涵一、全球視角下的中國糧食安全形勢二、2030年全球糧食供求格局三、主要國家全球糧食安全戰略的演進及經驗教訓四、中國利用全球資源保障糧食安全的戰略思路和目標五、利用好全球資源保障中國糧食安全的建議專題研究十一能源革命背景下的中國能源安全研究一、世界主要經濟體的能源安全戰略及其經驗與借鋻（一）美國經驗（二）歐盟經驗（三）日本經驗（四）印度經驗（五）國外能源安全戰略對中國的啟示與借鋻1.深化能源安全內涵和理解明確能源安全戰略二、中國的全球能源影響力及發展趨勢（一）能源安全的內涵和未來展望（二）新形勢下我國能源安全面臨的新挑戰（三）面向2030年的中國能源安全觀及對全球能源安全的影響三、2030年中國能源安全的總體思路與戰略目標（一）2030年中國能源革命與國家能源安全（二）中國能源安全的關鍵利益（三）總體思路與戰略目標（四）實現途徑與戰略重點專題研究十二開放條件下的中國礦產資源安全戰略研究一、全球礦產資源市場走勢分析（一）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全球資源供需矛盾短期緩解、長期趨緊（二）礦產勘查開發投入持續下降，新探明資源減少,未來或現勘查危機（三）礦產品價格出現分異：大宗礦產品價格一路下跌,未來止跌幾率增大；而新能源新材料所需礦產價格不降反升，未來或仍將延續上漲態勢二、中國礦產資源市場供需形勢分析與展望（一）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部分大宗礦產需求已經或即將達峰（二）大宗礦產品貿易發生深刻變化，進入理性調整期（三）新興產業及國防軍工所需礦產呈現迅速增長態勢，未來仍將持續增長（四）能源需求總量仍將呈上升趨勢，清潔能源需求將持續快速增長三、中國礦產資源安全形勢及面臨的國際挑戰（一）未來資源競爭態勢日趨劇烈且復雜，預計2020年之後，中、印、東盟以及日、韓之間的資源競爭將進一步加劇（二）對外依存度持續高位，大量依賴進口局面難以改變（三）資源民族主義抬頭趨勢明顯，戰略性礦產海外供應安全堪憂（四）現行礦產資源全球治理體繫對確保我國資源乃至經濟安全並不利（五）礦產資源及礦產品國際市場話語權缺失，優勢戰略礦產國際地位不斷下降（六）礦產企業“走出去”仍然面臨諸多挑戰四、通過開放保障我國礦產資源安全的戰略構想（一）2030戰略目標與思路（二）十大戰略重點（三）五大戰略措施專題研究十三全面提升我國參與全球治理水平和影響力一、全球經濟治理出現新趨勢二、我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面臨新形勢三、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實踐與問題剖析四、中國全面深度參與全球治理的策略建議專題研究十四中國區域經濟合作的戰略與政策一、區域經濟合作的概念二、世界區域經濟合作特點三、中國區域合作現狀四、我國推進區域合作的意義與面臨的形勢五、中國區域經濟合作的思路與建議（一）中國推進區域經濟合作的基本思路（二）中國推進區域經濟合作的建議附表1 中國自由貿易區建設進展情況專題研究十五“一帶一路”區域合作戰略一、“一帶一路”的深刻內涵二、“一帶一路”建設的背景和形勢（一）世界經濟處於低迷期（二）國際貿易增速大幅下滑（三）中國經濟地位持續上升（四）國際秩序正在經歷深度調整三、“一帶一路”合作面臨的機遇和挑戰（一）機遇（二）挑戰四、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思路與政策建議（一）主要思路（二）政策舉措一、為什麼中國需要一個新的國際氣候協議（一）中國面臨的三個歷史性變化（二）現有國際氣候制度的低效（三）既有國際氣候制度並不真正有利於發展中國家二、現有國際氣候制度困境的形成及出路（一）傳統研究結論及其對談判思路的影響（二）新的研究結論及其對談判的新含義（三）走出僵局需要新思路三、綠色發展是實現各國“互利共贏”的根本出路（一）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強力措施其對全球減排的影響（二）綠色發展的全球性機遇（三）綠色發展對中國的機遇四、《巴黎協定》：能否從“零和博弈”走向“互利共贏”？（一）建立綠色發展制度應成為國際氣候制度的核心（二）新的《巴黎協定》能否建立綠色增長的制度機制（三）新的《巴黎協定》對中國的影響五、中國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戰略性選擇（一）中國的戰略性選擇（二）中國在氣候談判中需要注意的若干問題

在線試讀

專題研究四大力提升我國在國際金融體繫中的影響力
張麗平韓萌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大貿易國，在2014年成為資本淨輸出國。與之相對應的是我國金融機構在國際金融市場利用整合資源的能力還較弱，上海國際金融中心依然未擺脫對國內金融市場的依賴，國家在利用資本運作提升國際經濟地位方面剛剛起步。在我國步入新常態、邁向全面小康社會的特殊歷史時期，增強金融實力、提升在國際金融體繫中的地位和影響力既是我國國際經濟地位不斷提升的必然選擇，也是通過世界市場拓展、全球資源配置、價值鏈跨國轉移實現國內經濟轉型升級的必要保障。提升我國在國際金融體繫中的影響力需要在微觀——金融機構的國際化經營、中觀——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發展、宏觀——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繫的地位這三個層面齊頭並進，相互支撐、相互促進。一、我國金融機構的國際化水平與問題近年來，我國金融機構資本實力快速提升，在實體企業“走出去”的帶動和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其國際化水平快速提升。以銀行為主的金融機構加大了海外布點的力度，其海外資產、利潤、雇員占比均明顯提升。2014年，我國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存量超過130。但從市場結構和海外業務結構來看，我國金融機構的海外業務拓展和在國際金融市場利用整合資源的能力還較弱，如海外市場主要集中在香港，參與並購的項目仍局限於&ldquo素”等。總體而言，我國金融機構的國際化速度很快，但國際化程度與國際先進水平相距甚遠。未來，應積極引導金融機構進一步提高自身的國際化經營能力和水平，為我國提升在國際金融體繫中的影響力夯實基礎。（一）我國金融機構的國際化水平近年來，我國金融機構國際化水平快速提升。金融機構的海外投資，海外資產、利潤、雇員占比，國際項目融資的參與度等國際化指標均明顯提高，但與國際知名跨國金融集團相比尚有較大提升空間。1. 金融機構在海外投資布點情況自2008年以來，我國金融業海外直接投資規模不斷加大。2007年，中國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僅為16.，2008年猛增到140.。雖然2009年略有回落，但總體上升趨勢依然明顯，到了2014年我國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到了134（參見圖1）。
圖1：20072014年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狀況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及國家外彙管理局
我國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在對外直接投資總額中的比重一直保持穩定，均未超過15%（2008年除外，見圖2）。這一方面映射出在目前的發展階段，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是服務實體經濟“走出去”的特性；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國金融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真正有國際影響力的跨國金融機構不是將其國內金融業務簡單地向國外延伸，而是在國際範圍內融通資金，統籌人力資源，在更大範圍內優化資源配置。當金融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超越為本國企業“走出去”服務時，其在國際金融市場的影響力纔能真正發揮出來。圖2：我國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占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比重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及國家外彙管理局專題研究四大力提升我國在國際金融體繫中的影響力
張麗平韓萌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大貿易國，在2014年成為資本淨輸出國。與之相對應的是我國金融機構在國際金融市場利用整合資源的能力還較弱，上海國際金融中心依然未擺脫對國內金融市場的依賴，國家在利用資本運作提升國際經濟地位方面剛剛起步。在我國步入新常態、邁向全面小康社會的特殊歷史時期，增強金融實力、提升在國際金融體繫中的地位和影響力既是我國國際經濟地位不斷提升的必然選擇，也是通過世界市場拓展、全球資源配置、價值鏈跨國轉移實現國內經濟轉型升級的必要保障。提升我國在國際金融體繫中的影響力需要在微觀——金融機構的國際化經營、中觀——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發展、宏觀——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繫的地位這三個層面齊頭並進，相互支撐、相互促進。一、我國金融機構的國際化水平與問題近年來，我國金融機構資本實力快速提升，在實體企業“走出去”的帶動和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其國際化水平快速提升。以銀行為主的金融機構加大了海外布點的力度，其海外資產、利潤、雇員占比均明顯提升。2014年，我國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存量超過130。但從市場結構和海外業務結構來看，我國金融機構的海外業務拓展和在國際金融市場利用整合資源的能力還較弱，如海外市場主要集中在香港，參與並購的項目仍局限於&ldquo素”等。總體而言，我國金融機構的國際化速度很快，但國際化程度與國際先進水平相距甚遠。未來，應積極引導金融機構進一步提高自身的國際化經營能力和水平，為我國提升在國際金融體繫中的影響力夯實基礎。（一）我國金融機構的國際化水平近年來，我國金融機構國際化水平快速提升。金融機構的海外投資，海外資產、利潤、雇員占比，國際項目融資的參與度等國際化指標均明顯提高，但與國際知名跨國金融集團相比尚有較大提升空間。1. 金融機構在海外投資布點情況自2008年以來，我國金融業海外直接投資規模不斷加大。2007年，中國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僅為16.，2008年猛增到140.。雖然2009年略有回落，但總體上升趨勢依然明顯，到了2014年我國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到了134（參見圖1）。
圖1：20072014年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狀況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及國家外彙管理局
我國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在對外直接投資總額中的比重一直保持穩定，均未超過15%（2008年除外，見圖2）。這一方面映射出在目前的發展階段，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是服務實體經濟“走出去”的特性；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國金融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真正有國際影響力的跨國金融機構不是將其國內金融業務簡單地向國外延伸，而是在國際範圍內融通資金，統籌人力資源，在更大範圍內優化資源配置。當金融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超越為本國企業“走出去”服務時，其在國際金融市場的影響力纔能真正發揮出來。圖2：我國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占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比重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及國家外彙管理局
從投資主體結構來看，中國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以銀行為主，尤其是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農業銀行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截至2014年末，總計20家中資銀行業金融機構開設了1,200多家海外分支機構，覆蓋全球53個國家和地區，總資產1.5。四大銀行的海外機構主要集中在亞太以及歐洲地區，達到了總比重的70.6%；其海外機構的設置方式以建立分行為主，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我國金融業在投資方式上還處於比較初級的階段。表1：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海外機構地區分布港澳臺亞太歐洲美洲非洲總計中國銀行 9 48 27 18 4 106中國工商銀行 2 20 12 7 2 43中國農業銀行 3 6 1 2 0 12中國建設銀行 4 7 7 2 0 20總計 18 81 47 29 6 181占比 9.90% 44.60% 26% 16% 3.30% 100%數據來源：根據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農業銀行網站上公布的相關統計資料整理。
證券領域金融機構的國際化水平也在不斷提高。目前，中信證券、海通證券、中金公司等大型券商，以及國金證券、東吳證券、西南證券等中型券商已率先實現了海外布局。以海通、中信為例，其境外收入占比已超過10%，通過設立子公司，其經紀業務、投行業務快速增長。國內券商境外業務的主戰場仍是香港市場。在港的中資券商已突破七十餘家。在海外進行收購已成為內地券商國際化為常見的路徑。保險領域的國際化經營以保險資金海外投資為主。從2012年10月《保險資金境外投資管理暫行辦法實施細則》的出臺，到2014年8月“新國十條”明確提出拓展保險資金境外投資範圍，我國保險資金境外投資步伐明顯加快，投資規模也持續增加。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12月末，保險資金境外投資餘額為239.5（折合人民幣1465），占保險業總資產的1.44%，比2012年末增加142.5，增幅為146.96%。從投資區域來看，保險資金主要以投資香港市場為主，港幣資產占比較高，超過64%。從投資的品種來看，權益類資產是主要投資品種，在股票、股權和權益類產品中占比較高；另外，不動產的占比大約是20%左右，還有一些銀行存款和債券固定收益類的產品。2. 金融機構海外資產、利潤、雇員占比的國際比較海外資產、收益和雇員的占比是衡量一個金融機構的國際化水平的主要指標。通過對我國金融機構與國外金融機構在這些指標上的比較，可以分析出我國金融機構國際化程度以及與國外金融機構在國際化水平方面的差距。出於數據可獲得性的考慮，本報告選擇四大國有銀行作為樣本進行分析。我國銀行海外資產和利潤增長快速。根據各銀行的年報，2014年末中國銀行海外資產較年初增長18.11%，海外機構利潤總額增長29.91%，利潤總額對集團的貢獻度達到22.98%，比上年上升3.60個百分點；工商銀行境外機構實現淨利潤折合人民幣1，同比增長35.6%。表2：2014年我國四大國有銀行海外經營狀況公司名稱海外資產比重海外利潤比重海外員工比重中國銀行 27.41% 22.98% 8.20%中國工商銀行 7.60% 7.10% 1.50%中國農業銀行 3.70% 1.80% 0.10%中國建設銀行 4.40% 2.10% 0.17%數據來源：2014年各銀行年報。
但是，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國際化程度並不高。中國銀行的海外資產和利潤占比在1/4左右，海外員工比重為8.2%，其餘三家銀行的海外資產、利潤、員工的比重均未超過8%。此外，近8年來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再加上交通銀行的平均境外資產、營收和利潤占比分別為8.09%、6.12%和6.30%，而花旗銀行的相應數值分別為60.29%、50.59%、50.32%，彙豐銀行分別為48.36%、62.35%、69.05%，遠遠高於五大行平均值的平均水平。表3：我國銀行海外經營狀況的國際比較公司名稱海外資產比重海外營收比重海外利潤比重中國五大銀行平均1 8.09% 6.12% 6.30%花旗銀行 60.29% 50.59% 50.32%彙豐銀行 48.36% 62.35% 69.05%注：1，五大銀行包括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交通銀行。數據來源：2014年各銀行年報。
跨國化指數指標(Transnationality Index簡稱TNI)是用來綜合評價企業國際化程度的重要指標。TNI的計算公示如下:TNI=(國外資產/總資產國外銷售額/總銷售額國外雇員數/總雇員數)/3×100%TNI越高,企業的國際化程度就越高。將國外銷售額占比用表2中的海外利潤占比來替代，計算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TNI水平。表3的數據顯示，中國銀行的國際化程度，TNI接近20，中國農業銀行的TNI不到2，國際化程度。而有資料顯示，國外大型跨國金融機構的TNI基本在50%以上。表4：四大國有銀行的TNI水平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建設銀行TNI 19.5 5.4 1.9 2.2 數據來源：根據表2數據計算。
從上述分析不難看出，我國金融機構的國際化增速明顯，但國際化程度與國際先進水平相距甚遠。3. 金融機構參與國際項目融資的程度金融機構參與國際項目融資，一方面可以幫助“走出去”的實體企業解決資金短缺問題，保障其在海外的建設與運營；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金融機構自身的國際化發展。因此，國際項目融資的參與程度是衡量金融機構國際化水平的另一重要指標。國際項目融資主要包括銀團貸款和企業並購融資。近年來，我國金融機構的銀團貸款快速發展。根據中國銀行業協會發布的《2015年上半年中國銀團貸款市場發展情況報告》顯示，截至2015年二季度末,我國銀團貸款餘額達到537，與2014年同期相比增加51,同比增長11%，較2005年（2336）增加了近23倍。其中，中國工商銀行在銀團貸款方面表現突出。據統計，2014 年工行共牽頭籌組銀團貸款項目435項，擔任銀團貸款牽頭行的簽約總金額達43，位居亞太區銀團貸款牽頭行榜首。這與中國市場的國際地位上升密不可分。數據顯示，2014年亞太區（除日本外）銀團貸款量達到522，較2013年的461增長13%，其中中國市場共完成141的貸款額，占亞太市場的27%，成為 2014 年亞太區銀團貸款增長的驅動力。在支持企業並購融資方面，我國金融機構也緊跟中資企業“走出去”的步伐。例如近年來，工行支持了中海油收購加拿大尼克森公司、三峽集團收購葡萄牙電力、五礦集團收購秘魯銅礦等一批重大項目。在提供資金支持的同時，我國金融機構不斷完善財務顧問、融資安排、風險管理等“走出去”金融服務功能。例如，2014年，中國銀行擔任復星國際收購葡萄牙CSS保險公司、錦江股份收購盧浮集團等項目的並購顧問，並成功支持雙彙集團收購史密斯菲爾德項目。雖然我國金融機構在參與國際項目融資中取得了顯著的進步，但仍然存在兩方面問題值得關注。一是國際項目融資的服務對像沒有超越&ldquo素”，仍局限在為中資企業服務這一初始範疇，因此造成國際項目融資的比重仍然較低，如銀團貸款占對公貸款餘額的比例連續3年保持在10%左右，遠遠低於國際平均的水平。二是我國金融機構在銀團貸款操作的規範化程度上與國際知名大機構仍存在較大差距，有待進一步提高。（二）我國金融機構國際化快速發展的動因首先，金融機構實力提升是其“走出去”快速發展的前提條件和基礎。對金融機構而言，境外經營面臨著與境內經營截然不同的經濟、社會、文化、政策、法律環境，其間的不確定性更大，對資金實力、內部管理機制、人力資源儲備的要求更加嚴格。“十二五”期間，我國金融機構的實力快速提升。根據英國《銀行家》的排名，2010年我國共有84家銀行躋身全球前1000家銀行之列，總資本占到千家銀行總資本的9%，其中工行資本排名第7；2015年共有117家中資企業入圍，工行資本排名第1，建行、中行和農行分列第2、4、6位。其次，企業“走出去”步伐加快是金融“走出去”快速增長的初始動力和活力源泉。調研中發現，我國金融機構“走出去”的主要目的是服務各自國內客戶“走出去”，其海外業務規模隨著“走出去”客戶的日益增多和客戶的境外業務擴張而不斷發展壯大。例如，我國已經成為澳大利亞的FDI來源地，作為早在澳大利亞開設分行的中國銀行，其在澳大利亞的分行達到8家，能夠提供公司、個人全方位金融服務，不但服務中資公司，還服務當地企業和社區居民。第三，國家戰略和政策是金融“走出去”快速增長的重要保障。2012年9月17日，經國務院審批的由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外彙管理局共同編制了《金融業發展和改革“十二五”規劃》，明確提出了“完善金融機構‘走出去’相關制度，引導金融機構采取行之有效的海外發展戰略，加強國際型人纔儲備，逐步發展我國大型跨國金融機構。鼓勵金融機構穩健拓展國際業務，提升國際化經營水平，加快發展有利於出口產品升級換代和企業‘走出去’的對外金融服務體繫”，為金融業的 “走出去”闡明了指導思想，並明確了發展方向。（三）我國金融機構國際化發展中的主要問題盡管金融機構的國際化水平提升速度較快，但仍存在一些問題與困難，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一是金融機構國際化起步較晚，經驗和能力不足。無論是在國際金融專業知識方面，還要在適應東道國特有的文化習俗和法律規範方面，金融機構要想國際化必須有長期的經驗積累。我國金融機構2008年纔開始大規模推行國際化，經驗積累不足10年。相比之下，發達經濟體的跨國金融集團擁有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經營國際業務的歷史。除經驗不足外，我國金融機構的國際化能力也存在明顯差距，其主要原因是國際化金融人纔匱乏。在我國金融機構海外業務快速擴張的過程中，既懂東道國語言、文化習俗、法制環境，又懂金融專業的高水平人纔的培養並不同步，而少數已經培養出來的人纔流失嚴重。由於經驗和能力問題，我國金融機構在國際化方面，難以像國際大型跨國金融機構那樣自如地運用國際金融市場規則，整合外部金融資源。二是我國金融機構總部對海外拓展的重視程度普遍低於國內業務，在經營資源配置方面對國內業務具有明顯的傾向性。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主要在於三個方面：一是國內發展環境更加熟悉，風險更可控；二是國內業務的規模大，盈利性更高；三是在業績考核時，國內市場份額對金融機構而言更加重要。三是我國金融機構的業務模式不適應國際化經營的要求。就銀行而言，國外銀行具有輕資產、交易型特征，而我國銀行多是重資產、貸款型的。我國銀行在海外經營過程中仍以傳統的存款、貸款、國際結算等業務為主，缺乏與海外市場相適應的產品與服務創新，不能很好地融入當地金融發展環境，難以結合東道國的市場特點和客戶需求來制定創新策略。業務產品創新是金融機構面對東道國本土機構的競爭立於不敗之地的重要工具。目前，業務模式固化是我國金融機構國際化發展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四是有些經濟體對中資金融機構的進入持懷疑態度，甚至對其施以準入壁壘。如有的東道國市場被一些國際大型金融機構占領，在這些機構的遊說下阻礙我國金融機構的進入；有的經濟體認為我國金融監管存在問題、金融風險較高，以防範金融風險傳染為由，在給予中資金融機構牌照時審查更加嚴格。二、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一）我國國際金融中心目標明確，但國際資本參與度低自20世紀70年代起，全球金融業越來越趨向於向某一區域聚集。這種聚集一方面促進了在該區域催生出大量支持金融發展的相關產業，由此大幅改善信息流動，削弱了信息不對稱程度，降低了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另一方面，金融機構聯繫增強與資源配置效率大幅提高使成本大幅下降，同時也會吸引更多金融機構甚至實體經濟向該區域集聚，從而實現一個相互促進、自我強化的正反饋繫統。現代世界金融的競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國際金融中心之間對金融及金融相關產業，對機構、資金、人纔等金融資源配置平臺和能力的競爭。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經濟大國，需要形成和發展自己的國際金融中心，以聚集更多的國際金融機構、資金、人纔，提高參與國際金融資源配置的能力。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央政府就作出了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重大決策。加快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將對提升我國在國際金融體繫的影響力提供有力支撐。近年來在國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上海金融市場規模不斷提升。2015年前三季度，上海金融市場的交易總額超過110，同比增長120%。截至上半年，上海法人金融機構總數達到1448家，較2010年末增長了400家。同時，新常態下的金融改革開放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開啟了更為廣闊的前景。預計上海將於2020年基本建成與我國經濟實力和人民幣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總體上，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根據“2014新華•道瓊斯國際金融中心發展指數”，上海首次躋身梯隊，與香港並列全球金融中心城市第五位。但從市場結構來看，上海中心資金來源和運用仍以國內市場為主，國際資本的參與程度與倫敦、香港、新加坡等中心差距較大。截至2015年末，上海轄內外資銀行資產總額1.2，占上海銀行業資產總額的近10%，這一數值遠低於排名靠前的國際金融中心，如2014年外資金融機構資產占英國金融機構總資產的27%左右。（二）我國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條件尚待完善1．金融開放程度不足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水平受到所在地金融開放程度的約束。金融的對外開放是一國構建國際金融中心的首要條件，也是實現由國內中心向國際中心飛躍的基礎。一國金融的開放程度越高，其打造國際金融中心的願望越可能實現。隨著我國加入WTO開放承諾的兌現，人民幣跨國使用比重的提升，我國金融的開放程度不斷提高。但總體而言，我國金融市場尤其是資本市場尚未充分開放，資本項目可兌換尚未實現，彙率市場化形成機制尚未完成。在目前的條件下，國際資本與國內資本直接的流動通道受到額度限制，並未真正打通。這成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所面臨的障礙。2．稅收總體水平高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需要彙集一大批國際高端金融機構和人纔，其中關鍵因素是稅收。世界銀行的總稅率指標顯示，，我國企業總稅率偏高，超過了67%，遠遠高於新加坡、愛爾蘭、英國、美國、日本等擁有國際金融中心的經濟體，也高於南非、俄羅斯、印度等多數金磚國家。
表1： 2015年部分國家企業總稅率指標國家總稅率% 國家總稅率%新加坡18.4 澳大利亞47.6中國香港22.8 德國48.8愛爾蘭25.9 日本51.3南非28.8 墨西哥51.7英國 32.0 印度60.6韓國33.2 意大利64.8土耳其40.9 中國 67.8美國43.9 巴西69.2俄羅斯聯邦 47.0 阿根廷137.4資料來源：世界銀行網站（引用日期為2016年4月20日）。

當前影響上海金融中心建設的稅收政策主要包括三個層面：企業所得稅、營業稅（“營改增”後為增值稅）、各種附加稅和個人所得稅。2008年中國的企業所得稅稅率在內外資統一後降至25％，相對其他經濟體並不算高（如瑞士21%、英國30%、美國35%），稅負水平與其他國際金融中心的差距不大。影響金融企業稅負水平主要的是營業稅/增值稅。西方發達國家對金融業基本不征收營業稅或稅率較低。我國金融保險業的營業稅一般是5%，“營改增”後的增值稅為6%，附加稅主要包括城市維護建設稅和教育費附加。在個人所得稅方面，目前我國個人所得稅實行的是累進稅制，月應納稅所得額超的部分稅率為45%，高於美國（39.6%）、香港（17%）。月收入超對於金融高端人纔來說是比較普遍的，且收入越高，與國際上相比稅負差距越大。在金融領域，發達的離岸金融中心對區內金融機構的離岸業務和高端金融人纔給予非常優惠的稅收安排。如香港、新加坡對銀行的離岸業務利息支出均不預提所得稅、營業稅及地方稅費附加，對離岸貸款合同金額部分不征收印花稅；而我國對銀行的離岸業務利息支出預提10%的所得稅、5.35%的營業稅及地方稅費附加，對離岸貸款合同金額部分征收0.005%的印花稅。我國個人所得稅負擔也遠遠高於香港和新加坡。上海銀監局的研究顯示，上海、香港、新加坡月收的個人所得稅支出分別是21、。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如此的稅制環境，缺乏對國際高端機構和人纔的吸引力，從而在與其他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中缺乏足夠的競爭力。3.法制環境不完善要實現國際金融中心的穩定發展，就必須擁有規制健全、執行有力的法制環境，以便有效保護金融市場參與者的合法權益，有效防止金融業惡意競爭，確保金融體繫安全高效地運行。倫敦、紐約等中心能夠持續保持其競爭力，主要因素之一是其不斷健全與完善的法律體繫。法制環境的建設是個長期且不斷修正的過程。上海中心的法制環境與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要求還有很大的差距，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我國的立法制度和程序使得相關主管部門難以對上海金融市場的變化做出快速調整，而能夠短期內因應金融市場變化改善法律環境的地方立法機構的授權有限。二是對債務糾紛等的執行力不強，削弱了金融機構有效化解金融風險的能力。三是在法律服務方面，上海目前缺乏具有國際化視野的高端金融法律專業人纔，無法滿足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長期需求。四是對離岸金融資產缺乏明確的法律保護。在資金安全性缺乏強有力保障的情況下，上海國際金融中心難以成為真正的國際財富管理中心。除了開放程度、稅制以及法律環境以外，上海在本地人纔的金融創新能力、生活居住環境等方面也與其他國際金融中心存在著一定差距。總體上，歐美金融及相關從業人員對上海金融市場的認可度並不高。根據《新華•道瓊斯國際金融中心發展指數報告2014》，美洲受訪者對上海金融市場的評價在10名以後，僅排名第13位，歐洲受訪者對上海金融市場的評價更低。表6：歐美區域受訪者對金融市場的評價排名美洲受訪者歐洲受訪者城市比值% 城市比值%1 紐約 39.52 倫敦 30.052 多倫多 18.6 紐約 24.413 倫敦 16.45 法蘭克福 15.44 芝加哥 13.01 蘇黎世 10.425 舊金山 11.45 巴黎 10.336 東京 10.27 東京 8.927 波士頓 10.11 香港 7.938 華盛頓 9.46 布魯塞爾 6.539 香港 8.71 日內瓦 5.9210 溫哥華 7.15 阿姆斯特丹 4.9811 蒙特利爾 6.02 米蘭 4.8812 巴黎 5.75 新加波 4.4613 上海 4.35 斯德哥爾摩 4.37注：“比值”分別指受訪者中認為該城市表現優秀的人數占受訪總人數的比。資料來源：《新華—道瓊斯國際金融中心發展指數報告2014》（三）國際金融中心形成與發展的國際經驗新加坡、東京和紐約在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方面非常具有代表性。其中新加坡中心並不具備強大的國內經濟實力和金融市場基礎，但依靠政府政策主導彙集了全球的高端金融資源，發展成為國際重要的離岸金融中心；東京中心的形成與二戰後日本經濟實力的快速崛起密不可分，並伴的國際化；紐約作為老牌中心，聚集了全球知名的金融巨頭，融通全球資金，為美國經濟及全球經濟服務。1. 新加坡的經驗新加坡建國時間晚，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完全是政府政策作用的結果。在獨立後不久，新加波政府就設定了金融立國的發展戰略，著力強化金融秩序，為外資金融機構提供法律保障，大力吸引大型跨國集團總部入駐，通過稅收優惠等多種扶持政策發展市場。20世紀80年代中期，西方發達國家金融衍生品市場興起，新加坡政府及時推出了多種金融衍生品，成為亞洲金融衍生品的主導市場。亞洲金融危機後，政府大力推動金融體繫改革，使新加坡成為了亞洲財富管理中心，穩固了新加坡金融中心的國際地位。經過長期不懈的努力，截至2014年新加坡已彙集了包括銀行、保險、證券公司在內的600餘家各類金融機構，還有近5000家審計、會計、法律、咨詢等各類專業服務公司。新加坡國際金融中心是政府主導模式的典型代表，依靠的是政府的前瞻性規劃、設計和政策推動。在新加坡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過程中，政府不斷完善立法和軟硬件基礎建設，出臺優惠財稅政策，提升金融的開放力度，加強與其他國家在投資方面的合作。在吸引重要的外資金融機構時，政府甚至可以將有些稅率降到零。同時，新加坡政府還通過良好的教育制度、移民政策、醫療保障和優惠的個人財稅政策等，培養和吸引了大批高端金融專業人纔。此外，新加坡長期保持經濟和政治穩定。新加坡主權信用等級長期維持在“AAA”水平，即便在本次金融危機期間。2. 東京的經驗隨著戰後經濟的恢復和高速發展，日本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進行了金融自由化改革，逐步實現了金融業的國際化。東京作為日本政治經濟中心，也開始成為國內外金融機構的聚集地。進入80年代，東京開始成為排在倫敦、紐約之後的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但是90年代之後，日本經濟泡沫的破裂對金融業造成沉重的打擊，東京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明顯下滑，已無法與倫敦、紐約相提並論，在亞洲更是受到香港與新加坡的挑戰。東京國際金融中心崛起的推動力主要來源於三個方面。一是國內金融領域的自由化改革直接促進了東京債券市場的快速發展，使得東京成為全球第二大債券市場。同時，通過放松對銀行、證券的交易限制促進了國內金融市場規模的大幅提高。二是國際貿易與對外投資的增加，增加了對融入金融全球化的需求。三是資本項目開國際化水平提高。1980年日本修改了《外彙法》，資本項目由原則上限制兌換過渡為原則上放開管制。日本政府還放寬了回流的限國際化的快速推進為東京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提升創造了更加有利的條件。3. 紐約的經驗紐約位於美國大西洋海岸東北部，是世界上的天然港口之一。伊利運河全面建成後，紐約逐漸成為了全美重要的產品集散地。貿易的繁榮帶動了金融業的發展。19世紀早期，紐約已經擁有了全美的銀行以及證券交易所。1865年華爾街一躍成為僅次於倫敦的全球第二大證券市場，為紐約日後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奠定了基礎。在美國西進運動過程中，鐵路、公路、水運等基礎建設需要資金的支持，再次有力地推動了美國金融業的發展。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繫的構建確在國際金融體繫中的核心貨幣地位。而馬歇爾計劃的實施進一步強化了美國在國際金融體繫中的核心地位。借此，美國的金融機構擴張至全球。作為這些金融機構的大本營，紐約終於超越倫敦成為全球影響力的國際金融中心，並且一直保持至今。紐約國際金融中心的成功主要源於下列因素：在國際貨幣體繫中的主導地位，雖然國際貨幣正化地位依然無法撼在全球儲備貨幣中的比例會繼續保持在60%以上。二是紐約是美國跨國公司總部集中的城市，也是全球的商務和貿易中心，這為紐約國際金融中心提供了強大的產業支持。三是穩定的法律與監管環境為投資者提供了良好預期，減少了政策的不確定性，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紐約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吸引力。四是強大的人纔優勢。紐約是全球金融人纔集中的地區，這使得紐約金融業極具創新活力，往往成為引領世界金融產品和市場發展的主導力量。4. 小結對於我國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而言，值得借鋻的有益之處主要包括：一是探尋適合國情和外部環境的發展模式。新加坡、東京和紐約中心的形成和發展擁有各自的歷史脈絡、時機和條件。與之相比，我國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條件既有相似之處，也有獨特之處。與新加坡相比，我國也是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後進者，但擁有規模龐大的國內金融行業和市場；與日本相比，我國同樣擁有經濟實力快速提升和本幣國際化不斷推進的有利條件，但國內資本市場的開放相對較慢；與美國相比，我國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始於為國內經濟服務的國內金融中心，但金融發展水平（包括金融創新、監管能力等）上差距較大。因此，找到適合的發展模式是我國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成功的關鍵。二是善抓機遇。如新加坡抓住戰後亞洲經濟騰飛和跨國公司國際化經營的機遇，構建了區域離岸金融中心。三是打造強大的、開放的金融體繫，強大的金融體繫是基礎，開放的金融體繫是前提。四是構建能夠吸引全球優質金融資源（包括機構、資金和人纔）的發展環境，在當前的競爭條件下，主要包括法制環境、稅收環境、監管環境，以及服務優質便利的生活環境（包括教育、醫療、家政等）。需要強調的是，資金的安全性和彙兌的便捷性是影響金融機構空間布局的核心要素。五是不斷提升本幣的國際貨幣地位，與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相輔相成，相互促進。三、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繫中的地位一國在國際金融體繫中的地位可以歸納為三個主要方面：一是該國貨幣在國際貨幣體繫中的地位；二是該國在國際金融治理體繫中的地位；三是該國利用國家資本整合國際資源和發揮響力的能力。下面將從人民幣國際化、我國在國際金融治理體繫中的作用及國家資本運作情況來分析我國在國際金融體繫中的地位和影響力。（一）人民幣國際化的現狀與問題人民幣的國際化對於我國國際金融地位和影響力的提升有著巨大的支撐作用。人民幣國際化源於20世紀末、21世紀初人民幣在邊境貿易中的跨境使用。2009年4月國務院決定在上海和廣東省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加快了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2009年底，香港的離岸人民幣存款隻有600億人民幣，開展人民幣業務的金融機構隻有60家。在跨境人民幣業務的推動下，2014年底，香港的離岸人民幣存款已接近1萬億，而開展人民幣業務的金融機構共有149家。跨境人民幣使用率也日益快速增長，與中國有跨境人民幣收付的國家達189個。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人民幣國際化報告》，2014年中國貨物貿易中人民幣跨境結算比例超過20%。截至2015年5月，中國人民銀行與32個國家和地區的中央銀行或貨幣當局簽署了雙邊本幣互換協議，協議總規模約3.人民幣，在15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人民幣清算安排。據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統計，截至2014年底，人民幣成為世界第二大貿易融資貨幣、第五大支付貨幣以及第六大外彙交易貨幣。2015年11月30日IMF宣布從2016年10月1日起人民幣正式納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其份額為10.92%，位居第三，，和英鎊。人民幣正成為國際貨幣中的重要一員。盡管如此，人民幣所能發揮的國際貨幣職能仍相當有限。據《人民幣國際化報告》，截止2015年二季度人民幣國際化指數預計為2.9國際化指數是55.2是25.32，英鎊4.93.82。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還有很多障礙和不確定因素，主要包括：一是未來國內經濟、國際貿易和投資能否保持持續發展。人民幣國際化近年來的快速推進，主要得益於我國經濟和外貿長達30年的高速增長。當前，我國經濟增長從高速向中高速轉換，新的增長動力和出口競爭力尚未形成。受此影響，未來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有放緩之虞。二是國內金融體繫的對內和對外開放，以及其中的風險防範國際化的經驗來看，一國貨幣的國際化需要有一個開放的金融體繫。金融體繫的開放不僅僅包括放開資本項目管制、外部資金進入國內金融行業和市場的準入限制、彙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改革等措施，還包括放開國內資本的市場準入，以期通過加強金融業的競爭，提升金融機構國際化的動力和能力。但與此同時，對於開放過程中蘊藏的風險要有足夠的認識和防範。三是國際市場對人民幣的接受意願和程度。歷史經驗表明，某一貨幣國際化的結局終是由市場力量，即國際市場對該國貨幣的接受意願和程度決定。我國經濟貿易的快速發展、國內市場的巨大發展潛力是支持國際市場接受人民幣作為國際貨幣的重要力量，但同時也存在一些抵消因素核心地位造成的網絡外部性，一些國家對中國發展強大的防備心態和競爭心理，國際社會對人民幣幣值長期穩定性的擔心，等等。（二）參與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現狀與問題深度參與全球金融治理是我國在國際金融體繫中影響力提升的重要表現。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我國積極加強與各國合作，推動全球金融治理結構改革，提升包括我國在內的發展經濟體的話語權，主要行動包括三個方面：一是積極參與20國集團（G20）在提高全球金融監管效率和維護全球金融穩定方面的努力。當前，全球金融治理已進入“G20”時代。作為G20的重要成員之一，我國的作用日益凸顯。二是積極推動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IMF）改革。2010年世界銀行和IMF分別提出了改革方案，提高了發展中經濟體的份額。其中，我國的投票權份額均由原來的第六位躍居第三位，與我國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更加適應。三是結合中國實際，積極踐行巴塞爾協議Ⅲ的監管準則。在巴塞爾協議Ⅲ出臺之際，我國銀監會推出了包括資本充足率、杠杆率、撥備率和流動性方面的監管新標準，並於2013年開始實施。我國在全球金融治理體繫中的作用不斷提升，與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經濟地位更加適應，但這仍未改變美歐等發達經濟體主導全球金融治理的格局。從根本上改變全球金融治理的利益分配格局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從當前的全球金融治理體繫改革來看，發展中國家的投票權比重仍低於發達國家，美國的一票否決權依然存在，大國在金融領域的權利壟斷依然明顯。（三）國際金融機構的發起與運作1. 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簡稱“金磚銀行”），由金磚五國共同出資建立，是世界上家不是由發達國家發起並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旨在為成員國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基礎建設和可持續發展項目提供資金支持。金磚銀行於2014年7月正式成立，首批項目已開始醞釀。金磚銀行的成立充分體現了新興經濟體試圖依靠自身的力量來彌補現有國際金融機構的功能缺失，重塑國際新秩序的強烈願望。金磚銀行未來發展可能面臨的難題是金磚國家各自經濟的可持續性，以及相互之間在經濟、政治等方面的競爭與摩擦。因此，維持金磚國家經濟的持續發展、加強內部的利益協調和平衡，是確保金磚銀行良性和高效運轉必須解決的問題。2.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我國於 2013 年 10月正式提出了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的倡議。2015年12月，亞投行正式成立，並於次年1月16日正式開業。作為倡議方，我國除按期繳納股本金外，還向銀行設立的項目準備特別基金出資500，用於支持欠發達成員國開展基礎項目準備。亞投行是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現有國際金融機構的有益補充，在亞太互聯互通藍圖中必將扮演重要角色。從需求角度看，亞投行致力於改善亞洲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基礎設施，充分體現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發展基礎設施、實現互聯互通的深切願望，也體現了域外成員國分享“一帶一路”發展機遇的渴望。目前，大部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正處於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快速推進時期，發展越來越受到基礎設施落後和資金不足的制約。從供給層面看，亞投行集中於基礎設施建設，能夠有效彌補現有多邊國際開發機構對基礎設施投入的不足。以亞洲開發銀行為例，目前約有1/3的貸款發放到交通基礎設施領域，僅占其測算的亞洲地區基礎設施投資需求的1/100，缺口巨大。亞投行的未來運營面臨的主要挑戰包括三個方面：一是穩定的運營資金來源。亞洲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需求巨大，據亞洲開發銀行測算，2020年之前亞洲地區每年基礎設施投資需求高達730。除亞洲外，亞投行還要兼顧“一帶一路”沿線其他地區的基礎設施投資。如何利用好國際金融市場持續籌措資金將是亞投行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二是可靠的盈利模式。與國內的基礎設施建設相比，國際基礎設施投入更大、收益保證性低。而且，國內的開發盈利模式在很多國家和地區難以復制。亞投行的持續性將有賴於能否探索出可靠的盈利模式。三是健全的內部管理機制。亞投行資金來源多樣化，並且資金投放區域廣。這對其內部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亞投行的內部管理機制是否健全將關繫到期資金運作的效率和安全。（四）國家主權基金的運作主權基金又稱主權財富基金，是由一個國家或地區政府設立的官方投資基金。2007年9月成立的中投公司，是目前中國官方承認的主權財富基金。中投公司的營運和管理主要通過兩個方面進行：一是通過其海外子公司進行海外金融資產組合投資，實現外彙資產的長期收益；二是通過子公司中央彙金公司注資我國商業銀行，實現國有金融資產的保值增值。根據中投公司年報，截至2014年底中投公司總資產已達到740，境外投資淨收益率為5.47%，自公司成立以來境外投資的累計年化淨收益率為5.66%。2015年5月中投公司下設海外直接投資公司的方案已經獲得批準。海外直接投資公司的成立是我國利用國家主權基金加強國際金融影響力的重要舉措。但是無論是否成立專門的海外直接投資公司，國家主權基金在海外運作中都面臨著下來問題：一是資金運作效率的評價與衡量不明確，影響了主權基金效用的發揮；二是信息透明度不高，加重了資本接受國對我國“戰略性投資”的警惕；三是西方發達國家自金融危機後加大了對主權基金的監管，主權基金海外投資的約束性加大。（五）國家政策性、開發性金融機構海外業務的開展一直以來，我國政策性、開發性金融機構在支持我國企業海外業務拓展方面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尤其是國家開發銀行更是我國發揮國際金融影響力的重要力量。我國國家開發銀行的資產規模迅速膨脹到超過1，而其外彙貸款規模至2014年末高達320之巨，遠超世界銀行，成為全球的開發性金融機構。國開行的國際業務主要包括兩個層面：一是成為國家多個國際基礎設施建設、能源開發、裝備制造、金融、農業和民生合作項目的主要貸款行，如中俄、中巴、中澳政策性戰略合作項目等。在這些項目推進中，國開行不僅直接參與了貸款和收益結構設計，而且在政府和企業談判中發揮了“金融顧問”的作用。二是繼續發揮中非基金、中葡基金的對外投資平臺作用，參與發起設立絲路基金，配合籌建亞洲基礎設施銀行，參與上合銀聯體、中國東盟銀聯體、金磚國家銀行合作機制等多邊金融合作，服務 “一帶一路”、“走出去”、“人民幣國際化”等國家戰略。據國開行統計，截至2014年末，國開行外幣貸款餘額267，跨境人民幣貸款餘額5，與106個國家和地區的707家銀行建立代理行關繫。進出口銀行主要是通過出口賣方信貸、對外承包工程貸款、“兩優”貸款、一攬子互惠合作貸款多種政策性貸款，幫助我國裝備制造企業增強國際競爭優勢，如支持包括東方電氣、哈爾濱電氣、上海電氣等大型成套設備出口。同時，積極開展銀團貸款和融資擔保等業務，以自有資源撬動社會融資資源，共同為裝備制造業“走出去”化、全方位金融支持。2014年，進出口銀行共簽約裝備制造進出口和“走出去”貸款21，支持項目364個，商務合同金額97。2014年，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中長期出口信用保險承保金額達到272.，海外投資保險承保金額達到358.，均創歷史新高。此外，在中央領導的倡議下，2014年12月絲路基金成立。基金總規模計劃為40，首期資本金10，其中外彙儲備通過其投資平臺出資6，中投、中國進出口銀行、國開行分別出資15億、15億和。絲路基金是迄今為止中國規模、規格、專門用於國際項目開發的政府基金，旨在為“一帶一路”沿線的建設發展提供金融支持與服務。絲路基金在資金籌集和運用方面也面臨著與亞投行同樣的挑戰。未來，我國政策性、開發性金融機構在落實國家“走出去”戰略和“一帶一路”倡議方面還有很大的作用空間。其作用的有效性不但依賴於這些機構經營管理效率的提高，以及對國際業務風險的有效防空，更重要的是要加強與商業性金融機構、包括亞投行在內的國際開發性金融機構和國家主權基金的合作和互動，形成資金合力。四、提升我國在國際金融體繫中影響力的戰略與政策（一）戰略目標未來10年，在微觀層面，我國金融國際化整體水平大幅提高，在銀行、證券領域分別擁有1～2家極具國際影響力的大型跨國金融集團，其海外業務規模、收益、雇員在集團內占比達到國際一流跨國金融公司的平均水平。在中觀層面，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國際地位進一步提升，作為平臺整合國際金融資源的能力更加強大，與香港在業務模式、產品創新、資金融通等方面的利益互補更加緊密，共同成為亞洲地區以人民幣為核心的國際金融中心。在宏觀層面，借助人民幣成為SDR籃子貨幣，人民幣在國際支付、官方儲備、金融交易（人民幣計價債券和外彙交易等）中的比重進一步提高，相關指標的世界排名力爭與人民幣在貨幣籃子的排名相一致；積極推動國際金融治理體繫的改革，與國際社會加強合作，共同降低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頻率，積極參與危機嚴重國家的救助；進一步完善包括我國發起設立的國際開發機構、國家主權基金和國內政策性、開發性金融機構在內的國家資本運作體繫，國家利用資本運作提升綜合影響力的能力進一步增強，在形成資金合力的基礎上，在國家形像（國家社會責任）、跨區域經貿合作、開發項目的綜合經濟效益等方面實現綜合利益化。（二）推進原則，堅持立足國內穩步發展和國際地位提升相統籌原則。無論是我國金融機構國際化發展、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還是人民幣國際地位提升、我國在國際金融治理體繫作用提高和國家資本運作能力增強，其中根本的基礎是我國國內經濟的穩步發展。隻有國家經濟實現了可持續發展，金融機構提高實力、金融中心對國際金融資源增加吸引力、國際社會提高人民幣的接受程度、國家資本持續積累纔能有保障，上述戰略目標纔有可能實現。沒有國內經濟的穩步發展，提升我國國際金融影響力的努力無異於空中樓閣。第二，堅持改革的短期“陣痛”與開放的長期利益相平衡原則。要提升我國在國際金融體繫中的影響力勢必要采取包括進一步推進金融機構市場化改革、放開金融行業和市場準入、放松資本項目管制等在內的舉措。其中，包括市場化發展、擴大市場準入在內的金融改革是資本項目開放的前提。在這一過程中短期內金融領域因改革出現“陣痛”的可能性非常大，例如，利率市場化改革、放開金融行業準入短期內將降低金融機構的盈利水平，金融領域的不良資產將上升。但長期來看，金融機構的創新能力、風險應對能力和跨國經營能力得以培養和提升。總體而言，改革開放帶來的長期利益隻要大於短期陣痛的損失，就應該堅持。既不能因為懼怕風險，在開放過程中就畏首畏腳，反反復復，貽誤時機；也要避免盲目樂觀，過度放松金融管制，造成金融領域劇烈震蕩。第三，堅持市場主導與政策引導相結合原則。即便由於監管的存在以及金融機構運營所需資金量龐大等原因，金融領域的準入門檻很高，但國際金融市場依然是在基本市場經濟規律作用下按照市場規則和國際規範運轉。我國金融機構的國際化經營、國際金融市場的建設、人民幣國際化和國家資本運作都應符合市場主導原則。如金融機構的國際化經營過程中，應由市場來決定這些機構或企業的海外布局，決定其融資的市場選擇（東道國本地、國際市場或其他）和融資方式選擇（銀團貸款、債券融資或其他）。政府在微觀和中觀層面的引導作用主要體現為金融機構國際化經營和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創造良好便利的外部環境上，如進一步放寬境外直接投資的彙兌限制，對離岸金融業務實施特別的稅制等；在宏觀層面，政府除了要為人民幣國際化的深化創造政策環境外，還要作為主體積極參與到國際金融治理體繫的改革當中，並且作為國家資本的出資人，向相關金融機構注入資本，組建內部治理規範的資本運作團隊，監督和指導這些金融機構的頭融資活動。（三）政策重點1. 大力提升我國金融機構國際化經營能力和水平一是研究制定金融機構國際化經營的發展規劃，或將其作為“大國崛起”規劃中的重要內容。進一步提升金融機構總部對國際化戰略的認識和重視程度。在銀行和證券領域選取2～3家實力較強的機構作為國際化戰略推進的試點單位，試行負面清單管理模式，鼓勵其任何有利於國際化能力和水平的模式創新、產品創新和服務創新。如鼓勵大型金融機構與國際有競爭力的同行在海外就特定項目或領域開展戰略聯盟，加強與國外同行的溝通與交流；鼓勵金融機構開發服務“走出去”的資產證券化產品；鼓勵金融機構為“走出去”企業提供海外投資環境、融資方式、資金運作等全方位的金融資訊服務，等等。與此同時，加強對規劃落實情況的跟蹤和監督，效果良好的創新試點在全國盡快推行，容易引起市場動蕩的創新試點，應出臺相應的監管辦法。二是全面推進金融市場化改革。重點是放開金融機構的市場準入，允許更多的民營資本通過正規渠道進入金融行業，通過競爭提升金融機構國際化經營的動力和能力。三是實現資本項目開放和更加有彈性的彙率制度。盡管這其中蘊含風險，但確是提升我國經濟國際影響力的關鍵一步。根據澳大利亞的經驗，在開放資本項目和構建市場化彙率制度初階段，貨幣當局有必要頻繁、小幅地干預外彙市場，以便為對衝機制的建立、市場主體培養適應外部衝擊和彙率大幅波動的能力創造有利條件。四是加強適合我國金融機構國際化經營大發展的宏觀審慎監管和行為監管制度，包括加強國際監管合作，對接國際監管標準等。五是考核金融機構業績時，增加國際化方面的指標，引導金融機構總部加大國際化的步伐。六是繼續加大政府間國際金融合作，加強與相應國家的溝通力度，為我國金融機構國際化經營鋪平道路。2. 加快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一是理清發展思路。我國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應緊緊把握好國家經濟實力提升和人民幣國際化的有利時機，依托國內金融行業和市場的開放與發展，以政府政策為主導，形成以服務國內經濟為主、離岸金融業務不斷壯大的國際金融中心。二是依托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分賬管理制度，放松金融管制方面可以比全國水平更加開放。逐步增加滬港通的額度，嘗試推動與倫敦、紐約資本市場的互聯互通。三是借鋻國際經驗，構建適應離岸金融中心的稅制環境。國際金融中心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建設離岸金融中心。在我國金融領域稅收高於其他金融中心的條件下，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在彙集離岸金融資源方面很難與其他離岸金融中心進行競爭。借鋻新加坡的經驗，建議對上海中心的離岸金融業務收入進行稅收減免，對經認定的高端金融人纔給予稅收優惠。四是依托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適當提高對上海金融中心的法律授權。在上海國際金融中心金融創新實踐中的法制環境問題，可參照試驗區外資開放領域的做法，經全國人大審議，在規定時間內在試驗區暫停對金融創新影響較大的金融相關法律規定的實施。在暫停實施之前，應由相關主管部門提出暫停後的監管預案，以防止出現管理漏洞。五是結合簡政放權改革，授予屬地監管部門在國際金融中心方面更多的監管事權。當前的監管架構無法適應國際金融中心金融創新時效性強的特征和多樣性發展需要。如果監管事權仍集中在中央層面，將嚴重影響自貿區的金融創新效率和監管效率，而且也不符合我國簡政放權改革的大方向。為此，建議在中央與自貿區之間合理配置金融監管事權，授權自貿區屬地監管部門在區內開展監管創新試點，如允許屬地監管部門對金融創新業務建立事先溝通、事後報告制度；對金融創新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進行相機處置；設置監管的成效標準和風控底線，以防止容錯不足導致的不敢作為。對屬地監管部門的合理授權也將促進總部在區外的金融機構將創新決策權下放到區內分支機構，使國際金融中心真正成為金融機構探索業務創新、產品創新、管理創新、風險管控創新的大平臺。3. 穩步提高我國在國際金融體繫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是借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的有利時機，穩步放松金融管制，平衡好擴大彙率彈性和人民幣彙率相對穩定之間的關繫，降低因人民幣彙率波動過大而造成國內和國際金融危機的可能性迅速提高人民幣跨境使用的規模。同時，結合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國際經貿和金融合作的深化，大幅增加人民幣計價的金融交易份額，提升各方持有人民幣的意願。在市場發展變化中，積極找尋在大宗商品貿易中人民幣計價結算的機會，擴大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的網絡外部性。二是在國際治理體繫建設方面，應積極推動以人民幣國際化為主要內容的國際化進程，持續提升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組織中的話語權，盡快建立更加有效的國際金融危機集體防範和應對機制。三是建立和完善國家資本運作機制，在我國與世界互聯互通方面形成資本合力。首先，國家應明確統一行使出資人責任和權利的部門，避免多部門管理造成的信息不對稱、監管缺位或多重監管問題。其次，在國家資本運作機構內部建立符合現代企業的治理架構，實施符合國際規範的管理制度。第三，設計並實施合理的績效考核體繫。國家資本運作的政策性、開發性使得對其進行績效考核時不能單純追求項目的經濟效益指標，更重要的是國家形像提升、國際合作環境優化、企業國際化經營條件改善等。第四，在全球範圍內招募優秀的資本運作人纔，打造國際化的高端管理、技術和交易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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