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厲以寧先生從青年時代起貫穿幾十年的關於文化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厲先生對文化問題的研究始於20世紀50年代中期，當時開始整理經濟史研究的資料，而經濟史屬於廣義的文化史。從那時起，厲先生一直把文化史、經濟史、經濟思想史結合在一起，使自己的研究具有特色。而厲先生學術思想的形成離不開以上三者的結合。厲先生曾多次為本科生、研究生開設與文化經濟學有關的專題講座，特別是給MBA和EMBA授課時，一再涉及與文化經濟學有關的專題，包括超越市場和超越政府的道德力量調節問題，包括公平和效率的定義和相互作用問題、“經濟人假設”和“社會人假設”問題，社會和諧紅利是*的紅利問題，等等。厲先生認為隻有把這些與文化經濟學有關的問題講清楚了，經濟史上的若干有待澄清的問題纔能得到比較符合實際的論斷。

本書不僅涉及了文化經濟學和文化產業的基本概念，而且在以下方面的論述非常珍貴，有些提法是在國內首次出現的：文化啟蒙和文化創新、文化調節、文化包容、文化自信、文化制衡、文化和管理的*境界、文化和經濟持續發展、文化傳承和文化共享。

本書對於促進我國文化事業的發展、促進文化研究的發展、促進文化與經濟的協調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厲以寧，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創始院長、名譽院長。195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繫，畢業後留校工作，歷任資料員、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經濟管理繫繫主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現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寧教授於1988年至2002年任七屆、八屆、九屆全國人大常委、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2003年至2012年任十屆、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2013年起任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厲以寧教授在經濟學理論方面著書多部，並發表了大量文章，是我國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論的學者之一。他提出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非均衡理論，並對“雙重轉型”進行理論探討，另外還主持了《證券法》和《證券投資基金法》的起草工作，這些都對中國經濟的改革與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