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界如英國央行前行長默文·金，跨國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申玄松，金融界如瀋聯濤、黃海洲等力薦此書

1. 隨著第七次人口普查，人口出生率、老齡化等成了熱門的話題，各國都認識到了人口的重要性。本書從全球層面考慮人口結構變化的影響，這超越了現有的研究，更有助於全面認識問題，從而提出更有效的應對之策。


2. 目前，關於全球通脹會不會卷土重來，各界也是分歧迭起。該書從人口結構變化的角度對通脹、債務融資、全球化、民粹主義等的分析，非常具有前瞻性。


3. 該書作者古德哈特是“古德哈特”定律的提出者，他被稱為“中央銀行家的中央銀行家”，雖然他從未擔任過銀行家，但是他影響了整整一代的銀行家。另一位作者普拉德漢曾長期供職於摩根士丹利。該書是學界和業界結合的典範。


4. 該書的譯者，一位是中財辦副主任兼財政部副部長廖岷，一位是外彙管理局首席經濟學家繆延亮，他們認為這本書非常重要，主動請纓擔綱翻譯。

         《從制造到服務：結構轉型期的宏觀經濟學》

         經濟現像之間有著錯綜復雜的緊密聯繫，這些密切聯繫當中有著貫穿其中的主要線索。中國諸多關鍵宏觀經濟指標以2010—2012年為界同時出現了轉折性變化，暗示著貫穿其中的主要線索發生了變化。對宏觀經濟研究而言，找尋這個主要線索有著巨大的吸引力。它能幫助我們看到經濟現像的整體脈絡，以更清晰的視角理解紛繁復雜的經濟現像之間的聯繫；它還能幫助我們預測未來，更好地服務於經濟政策制定。
21世紀*個十年，中國經濟的主要線索是工業化高峰期，中國經濟高儲蓄、高投資、高出口、高增長、高景氣度等諸多時代特征都依附於這個主要線索。21世紀第二個十年，主要線索是從制造到服務的經濟結構轉型。這個線索始於居民部門從制造到服務的消費升級，制造業重新洗牌、出口和投資大幅減速、經濟增速下滑、人力資本密集型行業成為新時代寵兒、大都市在城市競爭中獲勝、宏觀經濟易冷難熱等一幕幕變化理所當然地接踵而至。從制造到服務的經濟結構轉型毫不留情地挑戰個人、企業和政府的既有觀念和利益，經歷了轉型我們的生活纔能再上一個新臺階。

《人口大逆轉：老齡化、不平等與通脹》  

保護主義、民族主義、科技發展、氣候變化……影響全球經濟未來發展走勢的因素有很多，但本書重點關注人口結構和全球化對金融和實體經濟長期趨勢的影響。現有研究對此的分析一般是聚焦於國家層面，尤其是老齡化帶來的勞動力減少和沉重的養老負擔。但該書作者認為，聚焦國家層面可能無法讓我們看到問題的全貌，從而找不到有效應對之法。

        在該書中，作者認為，過去三十年的低通脹乃至通縮，主要源於世界人口紅利（比如中國和東歐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在世界勞動力市場上釋放了大量勞動力）和全球化紅利。但是，人口老齡化和逆全球化的疊加，將會逆轉之前的趨勢，帶來一繫列的改變，包括通脹和利率的高企，高負債經濟體面臨的困境，不平等的縮小，民粹主義，債務融資等。

       這是一本趨勢類的書，與現在大部分書不同的是，它從全球的角度看人口結構變化的影響，而不僅僅限於一國。其實，現在的很多問題的解決都需要跨國的合作。對關心未來世界經濟走勢和未來投資機會的讀者而言，這是一本非常值得關注的書。

《從制造到服務：結構轉型期的宏觀經濟學》

        像高收入經濟體經歷的那樣，中國在人均收入達到門檻值以後也邁入了從制造到服務的經濟結構轉型期。
這一轉型既反映在消費升級和產業結構的轉折性變化上，也反映在城市格局的變化上。例如：對制造業產品的消費增長越來越落後於對教育、醫療和體育文娛的服務消費增長，大量的勞動力、企業甚至城市面臨淘汰壓力；人力資本密集型產業在競爭中獲勝，大城市在城市競爭中獲勝。經濟結構轉型還改變了中國經濟波動的特征，宏觀經濟波動從工業化高峰期的“易熱難冷”轉向了“易冷難熱”。本書結合高收入經濟體的經驗，深入剖析了經濟結構轉型的特征及其面臨的突出短板，重新審視了當前關於宏觀經濟波動的主流觀點，並提出了推動經濟結構轉型的政策建議。
作者還特別指出，應對經濟結構轉型，觀念的挑戰是我們需要直面的底層矛盾。觀念是制度和政策的核心支撐，主流觀念不變化，新的制度和政策調整就難以維繫。觀念是慢變量，時時刻刻都在細微變化，但是變化速度趕不上市場的變化速度。結構改革隻能在觀念和利益衝突的夾縫中找缺口，尋求邊際上的突破。能做出結構改革當然好，衝突太大、時機不成熟的時候，等待也是一種智慧。

《人口大逆轉：老齡化、不平等與通脹》

查爾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銀行和金融學榮休教授。著名的“古德哈特定律”（當一個政策變成目標，它將不再是一個好的政策）提出者。英國科學院院士。

馬諾傑·普拉丹(Manoj Pradhan)，獨立經濟研究智庫 Talking Heads Macro創始人。曾任摩根士丹利董事總經理，領導團隊分析全球經濟。

《從制造到服務：結構轉型期的宏觀經濟學》

  張斌，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目前擔任世界經濟預測與政策模擬實驗室首席專家，社科基金政策咨詢點項目主持人。曾獲得浦山優秀論文獎，國務院特殊津貼，入選百千萬人纔工程。

《人口大逆轉：老齡化、不平等與通脹》

低迷的增長會導致實際利率保持低位嗎？

在我們其他的一些研究中，我們關注增長率（g）和實際利率（r）之間聯繫的重要性，並且我們認為如果r超過了g，宏觀調控就會變得困難。我們另一個重要結論是，隨著勞動力增長的放緩乃至在許多國家勞動力數量的減少，實際產出的增長率必定下降。

此外，人們通常認為潛在產出增長和均衡實際利率之間存在一種固有關繫。勞巴赫和威廉姆斯（Laubach and Williams, 2003）的流行模型使用拉姆齊框架，施加一個長期因素，同時影響潛在產出均衡和均衡利率。這個假設十分重要，推動了他們對估計期內實際利率的估計。然而，這個假設沒有得到數據上的支持。

在一項旨在調查美國實際利率的決定因素的實證性研究中，漢密爾頓等（Hamilton et al. 2015）發現，美國實際利率顯著的關繫是：它與世界其他部分的實際利率共協整。從1858-2014年的數據來看，增長與其他因素一樣的確很重要，但是沒有表現為影響均衡實際利率的主導因素。

周期上來看，我們推測，增長和利率之間的大部分聯繫來自於我們對經濟增長放緩和利率下降的觀察並且將二者聯繫在一起。實際利率的周期性下降更多的和事前預計的投資和儲蓄行為有關，尤其是投資相對於儲蓄呈現更大的波動幅度。隨著投資急劇下降至周期的谷底（而期望儲蓄趨於穩定），利率也會如此運動。同理，在擴張期間投資相對於儲蓄的增長也會導致更高的利率。這些關繫就被（錯誤地）認為是跨越周期而在結構水平上成立。

事前預計的儲蓄和投資分部門變化

相較於把增長視作均衡利率的決定因素，我們使用標準經典理論，在中長期（央行政策對短期利率的暫時性影響逐漸消散後），實際利率通過變動來調整事前預計的儲蓄和投資之差，當儲蓄大於投資時，利率下降，反之亦然。從1980-2015年這幾十年來，實際利率下降的趨勢初步看主要是由事前估計儲蓄大於投資造成的，但是這一情況很可能逆轉。

私人部門：預期壽命和退休年齡鴻溝以及中國

主要的問題是人口變化對事前儲蓄和事前投資有相同方向的影響。更慢的人口增長率會減少儲蓄（假設撫養比恆定），但是也同樣會降低對資本，房屋，設備等的需求。然而，這並沒有告訴我們資本/勞動力比率究竟是上升還是下降，從而是提高還是降低資本的邊際生產率。隨著事前預計的儲蓄和投資同向移動，界定兩者之間可能的平衡變得棘手。在存在社會保障體繫的情況下，根據生命周期假說推導出的家庭儲蓄行為以及中國人口老齡化對儲蓄的衝擊解釋了為什麼儲蓄會降低。

如果所有的退休消費都來自於之前的儲蓄，由於年輕一代受益於更高的終身收入，那麼年齡-消費曲線應該是向下傾斜的，即年齡越大，消費越少。生命周期假說認為個體會平滑消費，不隨年齡而改變消費。目光短淺、對壽命的低估甚至會導致年齡-消費曲線出現更負的斜率。但是，事實上，數據說明了消費是平滑的，甚至隨年齡而上升。這必定意味著從工人到老年人的大量轉移支付。

我們認為這是由兩點原因導致的。，用於醫療服務上的消費逐漸主導了老年人的消費模式，尤其是生命中的後幾年（發達經濟體的個人在生命盡頭消費陡然上升）。這些資金大部分由公共部門免費提供（英國的國民醫療服務繫統NHS，和美國的醫療補助和醫療保險）。第二，大多數發達經濟體都有社會保障措施，以防止沒有積蓄來享受醫療服務的老人陷入貧困。

我們在政治經濟學上的一個重要假設是保障措施會持續下去，阻礙了儲蓄和壽命同比例增長。盡管必然會對承諾做一定削減，但是養老金和醫療保障體繫或多或少會保持不變。這將會融入個人的儲蓄習慣，遏制他們為退休作更多的儲蓄。

醫療支出將幾乎不可避免地進一步上升，而退休年齡卻不能與壽命的增長保持同步。醫療支出和公共養老金轉移支付會隨著發達經濟體的社會老齡化而增長。迄今為止，除一些地區小幅度提高退休年齡之外，通過提高退休年齡以強制提高勞動參與率的方法收效甚微。另一方面，壽命會隨著醫療進步和生命科學的快速發展顯著上升。結果就是，壽命和退休年齡的差距隨壽命的增加而增加。

還有中國。中國的一切都體量巨大；如之前在第二章所說，它的人口動態一直並將持續值得注意，其後果是儲蓄和投資比率的顯著變化。由於中國勞動力動態的轉向，中國國內甚至國外的儲蓄-投資平衡都會隨之變化。

人口結構變化會導致中國超常的儲蓄下降。進入現代之前，中國的老年人（人數相對較少）是在大家庭內得到照顧。但是一孩政策實施過久，使得家庭對老年人的支持越來越少。由於社會保障體繫的缺乏，個人需要儲蓄為退休做打算。再加上對國有企業經營者的激勵是留存利潤，而不是上繳利潤，因此，對超額儲蓄率的解釋就更明白了。

未來會發生什麼？雖然亞洲比歐美國家的老年工作人口比例更高，但是，壽命的增長會提高中國和其他地區的撫養比。後果就是私人部門的儲蓄率的下降和中國經常賬戶順差的減少；事實上，如第二章所提到的，這已經開始了。

《從制造到服務：結構轉型期的宏觀經濟學》

張斌博士是“70後”經濟學家中的佼佼者。他一直筆耕不輟，成果豐碩，但《從制造到服務》似乎是他的本專著。應該說，這本書是他對自己近十年來對重大宏觀經濟問題的梳理與彙總。《從制造到服務》語言平實、思路清晰、邏輯嚴謹，是一本既有完整的理論框架又密切聯繫中國實際問題、值得仔細閱讀的好書。
由於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在維持了三十餘年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長後，中國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速在2009年季度下跌到6.6%。當時，中國經濟學家普遍認為，隻要采取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中國經濟就能迅速反彈，並隨全球經濟復蘇重回高速增長軌道。果然，在推出“4萬億刺激計劃”之後，中國經濟實現V形反彈。2010年季度GDP增長率達到12%。出乎意料的是，在2010年末退出“4萬億刺激計劃”後，中國GDP增速旋即開始下跌。2012年第二季度中國GDP增長率降至7.6%，跌破“保八”底線。此後，中國經濟增速基本逐季下降。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十年之後的2019年第四季度，中國GDP增速已跌到6%。更糟糕的是，經濟增速似乎並無止跌回穩的跡像。眾多中國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經濟增速尚未下跌至潛在經濟增速水平。因而，政府應該聽任GDP增速跌破6%，而無須采取更強有力的財政、貨幣政策以抑制經濟增速的進一步下滑。
中國宏觀經濟學家必須回答的問題是：中國經濟增速的下降在多大程度上是潛在經濟增速下跌，多大程度上是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還需要研究的問題包括：，如果中國潛在經濟增速發生了階段性變化，其原因是什麼？有何理論和實證依據？第二，中國是否可以采取某些長期政策，影響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速？第三，中國的現實經濟增速是高於還是低於潛在經濟增速？相應的宏觀經濟政策方向是從緊還是從寬，力度是否適度？第四，在當下執行宏觀經濟政策過程中，存在哪些需要特別關注的問題？相應的政策建議是什麼？
我以為，張斌博士的《從制造到服務》一書實際上是對上述問題的回答。回答上述問題不可避免要涉及經濟學的兩個重要領域：增長理論和宏觀經濟學。在18世紀工業革命之前，以人均收入衡量，經濟增長在人類歷史長河中基本是不存在的。古典經濟學家，如威廉·佩蒂、坎蒂隆、亞當·斯密、馬爾薩斯，對經濟增長的源泉和規律進行了討論。在19世紀的經濟學家中，馬克思是經濟增長研究當之無愧的集大成者。1928年拉姆齊發表的論文《儲蓄的數學原理》被認為是現代增長理論的開端。哈羅德(1939)和多馬(1946)建立的哈羅德-多馬模型使增長理論成為經濟研究的主流。索洛(1956)的新古典增長模型則代表了經濟增長理論的。索洛之後，盡管在數學上變得越來越精致復雜，但增長理論少有重要進展。增長理論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沉寂了十多年，直到1986年羅默提出內生增長理論，纔重現生機。90年代以後，雖然在經驗研究方面取得一些進展，增長理論並未取得重要理論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