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引言
一、公司治理研究對促進經濟
發展的重要意義
二、發展數字經濟的社會政治
意義與經濟戰略意義
三、數字經濟時代的技術創新、
業態創新和模式創新
四、數字經濟時代公司治理實踐
前沿的新趨勢與新面貌
五、本書的定位、特色與創新

第二章公司治理研究傳統框架文獻綜述
一、公司治理問題的起源與演進
二、內部公司治理結構：權威的分配
三、外部公司治理機制：權威的實施
四、制度環境與公司治理

第三章數字經濟時代公司治理研究範式的轉變
一、傳統公司治理研究的兩大基石
二、大數據生態下的公司治理機制動態化
三、公司治理範式轉變的邏輯與路徑

第四章大數據賦能、生態模式構建與資本市場治理
一、大數據賦能治理化
二、大數據賦能內部治理結構
三、大數據賦能外部治理機制

第五章大數據驅動、決策模式優化與產品競爭市場治理
一、數字經濟時代產品競爭市場對企業的重要意義
二、大數據驅動企業產品決策流程優化升級
三、大數據驅動內部治理結構調整：信息功能
四、大數據驅動外部治理機制轉變：監督效應

第六章大數據重構、商業模式創新與控制權市場治理
一、數字經濟時代的商業模式創新
二、商業模式創新重構控制權市場
三、大數據重構內部治理結構
四、大數據重構外部治理機制

第七章研究挑戰與前景展望
一、數字經濟時代公司治理的研究挑戰
二、數字經濟時代公司治理的研究展望

參考文獻

引言

一、公司治理研究對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
經濟增長是經濟學研究的永恆主題，追求經濟高質量發展是人類社會孜孜不倦的共同追求。在資源總量具有稀缺性的現實制約下，優化資源配置體繫、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成為破解發展難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而這離不開從宏觀層面國家治理體繫到微觀層面公司治理體繫的精密布局。推動國家治理體繫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打通政府治理與企業治理互動格局，建立健全與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制度環境與政策體繫，極大考驗著黨和國家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良好的微觀公司治理體繫是國家治理體繫的基礎要素和基本保障，護航企業能夠以一繫列的制度安排和機制設計，說服作為物質資本主要供給者的股東克服信息不對稱以及契約不完備，向企業提供充分的資本支持，支撐企業發展擴張，為投資者贏得合理的投資回報。同時，公司治理還貫穿公司金融從融資、投資到營運資本管理以及企業風險控制的全流程，確保企業盤活投資者資金，抑制低效消耗甚至惡意浪費。公司治理研究是經濟學、金融學領域歷久彌新的經典話題，由社會經濟發展規律驅動，具有強大的學術活力，又能有效反哺資本市場實踐前沿，顯示出旺盛的現實生命力。做好契合時代發展需求、引領治理實踐變革的公司治理研究，對於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完善我國現代化治理體繫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數字經濟時代中國公司治理：理論範式與創新實踐章引言2020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管理科學部正式將公司治理列為工商管理二級學科代碼，成為繼公司治理被列為MBA、EMBA核心課程及工商管理類本科專業必修課程之後的又一突破，大大提高了學科分量，推動研究領域發展。因此，進一步明確公司治理的學科內涵、研究方向和優先發展領域，對於優化學科布局、助力研究更好地服務於國家重大需求和新興技術變化具有重要意義。公司治理學科“十四五”發展前沿問題研討會舉行.南開大學新聞網，20201218.
二、發展數字經濟的社會政治意義與經濟戰略意義
伴隨“互聯網 ”、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顛覆性信息技術的跨越式發展，高新數字技術作為全球新一輪技術革命的主導力量，引領數字經濟躍升為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之後的新型經濟形態。數字經濟下不斷湧現的新模式、新業態、新場景和新機制，在重組要素資源、重塑經濟結構、重建競爭格局方面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大力發展數字經濟、不斷促進其做大做強做優是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的重大戰略方向。
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報告（2022年）》，2021年我國數字經濟總規模已增長至45.，同比名義增長16.2%，高於同期GDP名義增速3.4個百分點，占GDP比重將近40%，是國民經濟不可忽視的“穩定器”和“加速器”。從概念上說，數字經濟以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為關鍵生產要素，以數字技術為核心驅動力量，以現代信息網絡為重要載體，通過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不斷提高經濟社會的數字化水平，加速重構經濟發展與治理模式新形態。數字經濟具體包括：數字產業化，持續鞏固基礎信息通信產業實力；產業數字化，加快農業、制造業及服務業的數字化轉型；數字化治理，以“數字技術 治理”為典型模式治理。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報告(2022 年) .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20220714.
現有學術研究成果表明，以互聯網技術為基礎的數字信息技術能有效助推我國數字經濟和數字金融快速發展，帶動產業轉型升級，抑制區域經濟不平衡，縮小數字鴻溝，實現經濟兼具包容性與普惠性的高質量增長（Luohan Academy，2019；張勛等，2019；張勛等，2021；李三希，黃卓，2022；李彥龍，瀋艷，2022）。深入實施數字經濟發展策略，以數字經濟支撐經濟社會的高質量融合發展，成為我國在全球競爭格局中保持優勢地位的關鍵之舉。
自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以來，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正逐步上升為國家頂層設計中的重要戰略部署。2016年，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第十一次峰會在杭州舉行，峰會把數字經濟列為G20創新增長藍圖中的重要議題，數字經濟概念開始走進宏觀布局視野。2017年，我國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正式提出數字經濟概念。202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簡稱“十四五”規劃綱要）發布，“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單獨成篇，進一步強調以數字化轉型整體驅動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變革，激活數據要素潛能。2022年10月，黨的二十大再次號召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建設數字中國。由此可見，數字經濟已經成為包括中國經濟在內的全球經濟的新動能和新引擎，深度重塑產品創新、過程創新、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