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隨著近年來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加快，並不斷向全球高端產業鏈移動，歐美國家開始頻繁針對中企設置市場準入壁壘。從中國企業拓展歐美市場的現實經歷來看，同一企業在不同國家或不同時期的境遇不盡相同，東道國有時會積極與企業達成合作，有時卻會將其阻擋在國門之外。面對這一現實困惑，本書希望解釋的核心問題是：為什麼歐美國家會對中國企業活動表現出不同態度？哪些因素決定了其市場準入壁壘的水平？
為了解釋上述問題，本書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出發，構建起以威脅認知和議價能力為自變量，準入壁壘為因變量的解釋框架。威脅認知和議價能力分別代表歐美國家對中國企業跨國活動的安全和經濟考量。考慮到安全利益在國家利益構成中總是優先於經濟利益而存在，因此在國家決策過程中，威脅認知是約束性的力量，議價能力則發揮著調節作用。
通過考察國家電網並購葡萄牙和德國企業的案例、中廣核兩次投資英國核電市場的經歷以及華為在美國及其盟國的境遇，可以發現這些國家對中國企業的政策因威脅認知和議價能力的取值不同而出現了不同結果。東道國的威脅認知越強，其市場準入壁壘水平越高。企業議價能力越強，越可能在威脅認知劃定的國家決策範圍內降低準入壁壘。
在中美歐三邊互動日益復雜的背景下，盡管歐美國家對華威脅認知呈強化趨勢，但中國企業仍可通過提升議價能力來調節準入壁壘、管控政治風險。這一發現拓展了國家對外經濟政策研究的路徑，對中國企業拓展歐美市場具有實踐指導意義。
為了解釋上述問題，本書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出發，構建起以威脅認知和議價能力為自變量，準入壁壘為因變量的解釋框架。威脅認知和議價能力分別代表歐美國家對中國企業跨國活動的安全和經濟考量。考慮到安全利益在國家利益構成中總是優先於經濟利益而存在，因此在國家決策過程中，威脅認知是約束性的力量，議價能力則發揮著調節作用。
通過考察國家電網並購葡萄牙和德國企業的案例、中廣核兩次投資英國核電市場的經歷以及華為在美國及其盟國的境遇，可以發現這些國家對中國企業的政策因威脅認知和議價能力的取值不同而出現了不同結果。東道國的威脅認知越強，其市場準入壁壘水平越高。企業議價能力越強，越可能在威脅認知劃定的國家決策範圍內降低準入壁壘。
在中美歐三邊互動日益復雜的背景下，盡管歐美國家對華威脅認知呈強化趨勢，但中國企業仍可通過提升議價能力來調節準入壁壘、管控政治風險。這一發現拓展了國家對外經濟政策研究的路徑，對中國企業拓展歐美市場具有實踐指導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