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西方逐漸衰落、亞洲迅速崛起，全球範圍內正在發生著權力的大轉移，東升西降成為大勢所趨。這本書正是對這一國際大勢的研判。
作者站在中美之外，從第三方的角度觀察國際格局，結合時事分析其背後的成因，討論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的崛起之路，旨在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21世紀的全球發展態勢。書中收錄了馬凱碩近年來發表的主要文章、演講與接受的重要采訪。
部分談“西方主導世界時代的終結”。當前，西方所犯下的主要戰略錯誤是拒絕正視和接受這一現實，由此引發出問題：西方如何學會在一個不再由自己主宰的世界裡采取正確的戰略行動？
第二部分談“亞洲的復興”。21世紀，亞洲將重返世界舞臺的中心。事實上，歐洲和北美隻是在過去的200年裡纔實現了經濟騰飛。西方在過去兩個世紀的主導是一個重大的歷史反常現像，而現在，歷史正在回歸正軌。
第三部分談“中國的和平崛起”。作者充分展示了對中國和平崛起道路的認同，具體探討了世界秩序的重構與變化，中國如何在後疫情時代和平發展、開展國際合作等。
第四部分談“全球化、多邊主義與全球合作”。當前人類面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從新冠肺炎疫情到氣候變化，皆須通過全球合作予以應對。作者認為：我們需要一種能夠促進全球合作的多邊世界秩序，多邊外交應充分發揮其“人類議會”的功能。

推薦序 尋找亞洲的和平復興之路 /王輝耀、苗綠 V
前 言 XIX

部分 西方主導世界時代的終結 001
西方的虛偽 003
特朗普、馬克龍與自由主義的短板 008
民主政治還是金錢政治？美國的存在主義問題 012
美國能擺脫金錢政治嗎 030
美國國會山淪陷事件與西方新冠肺炎死亡率之間有何關聯 033
特朗普在中國問題上是對還是錯？ 拜登的回答將塑造未來 038
為何說特朗普政府幫了中國 047
為什麼美國總統很重要 052
拜登將給世界帶來哪些變化 056
東方與西方：信任與否 063
偉大的戰爭需要戰略紀律，這正是華盛頓在這場危機中所需要的 067

第二部分 亞洲的復興 071
亞洲世紀的曙光 073
東盟的潛在韌性 078
亞洲需要對北約說“不” 082
東亞的新優勢 087
為何“印度之道”可能是世界上道德領導力的*佳選擇 091
印度與亞洲 21 世紀的約定 096
印度：一個勇敢而富有想像力的超級大國？ 101
印度能夠比中國更強大嗎？是的，印度可以 107
西方需重新考慮對亞洲的戰略目標 119
緬甸可能會通過溫和外交的手段來啟動中美合作 126
亞洲能助拜登一臂之力嗎 130

第三部分 中國的和平崛起 137
中國：威脅還是機遇 139
“黃禍論”復燃加劇了西方對中國崛起的擔憂 145
中國是擴張主義者嗎 148
中國有多危險 161
中國威脅到了什麼？中美應如何避免戰爭 168
特朗普對華策略的矛盾之處 179
香港人應該明白自己淪為了別人的棋子 183
新冠肺炎疫情“提高了中國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 193
中國如何纔能在後疫情時代取勝，超過美國 199
為何建立新的反華聯盟的企圖會落敗 204 
拜登應表面上對中國“強硬”，“私底下”與中國開展合作 208
拜登應鼓起勇氣改變對華策略 219
西方應聽從拿破侖的建議讓中國沉睡 222
西方遺產的亞洲繼承人？ 225

第四部分 全球化、多邊主義與全球合作 233
全球化已死！全球化萬歲！ 235
世界秩序跟得上世界變化的速度嗎 252
外交：強權還是說服 256
聯合國：一個朝陽組織？ 260
世界衛生組織能否得以重振 264
多邊外交 268
人類能做出重大轉變嗎 292

附 錄 馬凱碩著作簡介 299
譯後記 319

在當今國際社會充滿矛盾和徘徊不決的時候，又是馬凱碩先生，用他慣有的直率和明快的筆鋒，為我們提出了全球發展的新動向——亞洲的回歸與復興。他的新書《亞洲的21世紀》分析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社會政治體制的內在危機，描繪了印度、中國等亞洲國家的崛起與回歸，預言了世界歷史上西方主導時代的終結和亞洲國家在21世紀的復興。馬凱碩的力作恰逢其時，既是對西方社會的警醒，也是對亞洲諸國的鞭策，更是對國際社會加強多邊主義建設的期待。《亞洲的21世紀》是關注國際社會未來的人應該讀一讀的書。
——薛瀾
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院長

《亞洲的21世紀》是我和苗綠主編的“中國與全球化”英文繫列圖書中的一部。我和馬凱碩相識已有近20年，他是全球公認的亞洲研究專家，很早就提出了“亞洲的復興”，並見證了中國和亞洲是如何一步步崛起的。我們曾在“芒克辯論會”作為辯友一起駁斥西方的“中國威脅論”。《亞洲的21世紀》是馬凱碩關於“亞洲崛起”的重要論著，要想理解當下正在發生的全球格局變化，這本書值得一讀。
——王輝耀
全球化智庫（CCG）創始人兼理事長，國際人纔組織聯合會總干事

新加坡知名學者馬凱碩大使是一位東方戰略思想家。他在這本專著中尖銳地指出，美國式的“思想封閉的開放社會”造成了西方無視東方崛起的狹隘戰略錯誤；突出闡明了中印等大國崛起帶來的“歷史回歸”將決定“亞洲的21世紀”到來；並具有預見性地告訴我們，人類應為這個重要轉變做好準備。要把握中國、亞洲與世界大勢的走向，此書值得一讀。
——蘇浩
外交學院戰略與和平研究中心主任，國際問題專家，外交學院外交學繫教授

進入21世紀，亞洲經濟再度繁榮，這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全球化和經濟開放。馬凱碩先生的新書《亞洲的21世紀》，以比較研究的視野，繫統論證東西方文明在全球化進程中各自的貢獻和時代角色。面對氣候危機、數字化、大流行病等超越意識形態的人類共同的挑戰，馬凱碩先生主張的多邊主義機制正是當前世界所需要的，這同時也與東方文化中“天下為公”“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不謀而合。世界需要人類和平，以及人與自然和諧共處。隨著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亞洲世界、東方文明將為人類的未來做出更重要的貢獻。
——王石
萬科集團創始人，深石集團創始人

作為一名曾長期擔任外交官的學者，馬凱碩先生對亞洲和世界發展趨勢擁有更為深邃的洞悉。《亞洲的21世紀》以宏大視野和戰略思維刻畫了西方的宿命、亞洲的復興和世界的巨變，展現了世界秩序發展演進的未來圖景。該書集專業性與通俗性、現實性與前瞻性、思想性與實踐性於一體，是一部頗有創見、引人深思的佳作。
——徐秀軍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

馬凱碩是一位富有遠見的全球政治家，也是當今世界具有洞察力的實踐者和學者。《亞洲的21世紀》一書洞悉了當下正在發生的歷史性全球變革，以及亞洲在實現這些變革中的關鍵作用，並提出了深刻的見解。
——肯特·凱爾德
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名譽院長

前 言

我們生活的時代充斥著矛盾。在21世紀，我們將見證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科技上的巨大飛躍，伴隨著全球許多國家和地區（尤其是亞洲地區）發生的巨大經濟和社會進步，意味著21世紀的結構和特性將與19世紀和20世紀的迥然相異。
差異有多大？其主要體現在三個重要方面。首先，我們將見證世界歷史上西方主導時代的終結。其次，我們將看到許多亞洲國家的復興，尤其是中國和印度這兩個人口大國的復興。*後，技術的飛躍和全球貿易等因素導致國家間的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世界已經迅速“縮小”，人類不再是生活在一個廣袤的星球上，而是生活在一個緊密聯結的小小地球村裡。事實上，當未來的歷史學家回望21世紀時，他們會驚訝地發現：在短短的時光片段裡，人類竟然發生了如此繁多且巨大的變化。
從理論上講，人類是地球上*聰明的物種。衡量智力的一項關鍵指標是適應不同環境的能力。根據環境變化進行明智的適應和調整是我們人類得以生存與繁衍數千年的秘訣。當然，在適應和調整之際，有些人類族群做得比其他族群好。
在過去200年裡，西方族群表現得*好。憑借在人類組織形式上和科技領域內的卓越表現，西方國家不僅超越了世界上的其他國家，而且征服了世界。
譬如英法這樣的歐洲大國能在世界各地征服領土，這並不稀奇。事實上，在19世紀，大英帝國被稱為“日不落帝國”，因為當時英國的殖民地遍布全世界。真正令人驚訝的是，像葡萄牙這樣的歐洲小國也能夠征服世界各地的領土。19世紀，葡萄牙的人口隻有區區幾百萬，大約相當於今天新加坡的人口，然而這個小國卻能夠征服南美洲（如巴西）和非洲（如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領土。更令人瞠目結舌的是，小小的葡萄牙竟然在16世紀征服了印度（1.15億人口）和中國（1.6億人口）的部分領土，分別占領了果阿和澳門。
200多年來，西方表現優異。面對迥然不同的21世紀，西方理應做出明智的調整以適應新時代。但令我震驚的是，西方未能做出明智的適應性調整，這導致生活在西方的主要人群（尤其是在美國和歐洲的人群）對未來深感迷茫與悲觀。
作為西方世界的朋友，我一直試圖向西方知識分子解釋西方社會為何要進行調整和適應。舉例來說，我在2005年出版了《走出純真年代》一書，試圖告訴美國知識分子該國應如何適應一個不同的世界。出版此書讓我學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教訓。理論上講，美國應該是一個開放的社會，到處都有樂於傾聽世界上其他國家觀點的知識分子。但實際上，美國是一個“思想封閉的開放社會”。對於其他國家的聲音，美國的知識分子置若罔聞。導致這種情況的一個很小但很實際的原因是，美國的“社會科學家”認為“區域研究”是“不科學的”，所以一些美國大學取消了“區域研究”課程（例如“東南亞研究”）。好在有些大學仍然開設了這類課程，例如哈佛大學的“亞洲研究”和耶魯大學的“東南亞研究”。
更令人震驚的是，我發現美國知識分子中思想*“封閉”的竟然是“自由派”。這些“自由派”認為，關於人類社會應該如何成長、發展和成功等重大問題，隻有非黑即白的簡單答案。“白方”的答案是，隻有那些照搬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國家纔能取得成功。對此，一個強有力的證據是，所有西方知識分子皆對弗朗西斯·福山在冷戰接近尾聲時發表的《歷史的終結？》一文給予了熱烈的回應。該文荒謬地宣稱人類已走到了歷史的“盡頭”，所有人都應該認識到，所有國家發展的途徑（無論它們屬於哪種文化和位於哪個地域）就是照搬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尤其是在1989年柏林牆倒塌和1991年蘇聯解體後。這種看法十分荒謬，然而，主要西方知識分子群體中卻無人反對這一論點。事實上，從西方知識分子身上，我發現的*令人驚訝的事情之一是，他們采用了“戰略性群體思維”模式，而福山的著作促進了這種“群體思維”在西方的傳播。
因此，我在多個場合，包括在我的著作《西方失敗了嗎？》中都寫道，福山的這篇文章對西方思想造成了“腦損傷”。什麼樣的“腦損傷”呢？在20世紀90年代初西方思想界對福山提出世界已走到了“歷史的終結”這一論點深信不疑之後，他們便沒有注意到，人類不僅沒有走到“歷史的終結”，而且正在經歷“歷史的回歸”。什麼是“歷史的回歸”？它指的是世界上兩個人口大國——中國和印度的“回歸”。20世紀90年代，中印兩國在同一時期做出了正確的戰略決策——開放經濟、融入世界。中國開始得稍早一點兒，1977年，鄧小平提出了“四個現代化”戰略。十來年後，時任印度財政部長辛格（後出任總理）於1991年啟動了印度經濟開放的改革。
西方面臨的諸多問題可以追溯到其所犯下的兩大戰略錯誤：個戰略錯誤是沒有意識到，在21世紀，西方已經走到了“西方主導世界時代”的終點；第二個戰略錯誤是沒有意識到，世界正在見證亞洲的回歸，尤其是東亞、東南亞和南亞*成功的國家的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