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著名經濟史學家李伯重先生的學術隨筆集。經濟史之內，從田舍犁搭寫到江南奇跡，從資本主義萌芽寫到全球經濟開端；經濟史之外，從“上海小男人”寫到江南婦女地位，從江東文化寫到絲綢之路；廣闊的歷史面貌展現在讀者面前。這是一位經濟史學家近五十載史學素養的沉澱，同時也是一位重量級學人對當前中外學術狀況的嚴肅探討。

本書為著名經濟史學家李伯重的學術隨筆集，所收者為近年的學術論文及報刊文章，既討論學術，也探究如何做學術。全書共分六輯，內容包括中國古代經濟史、經濟史之外的歷史、古中國對外文明交流與融合、學術生活中的為人與為學、作者在美國學界的見聞，以及中文史地雜譚等。自田舍犁搭到江南奇跡，從壺裡乾坤到宏觀經濟，本行內外，中西之間，一一道來。

李伯重，國際著名經濟史學家，長期從事中國經濟史方面的研究。歷任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經濟學研究所教授、清華大學歷史繫教授、香港科技大學講座教授等；現任清華大學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心顧問、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北京大學歷史學繫教授、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特聘教授等。

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是我國史學工作者著力最多、爭議最久的重要問題之一。早在中國經濟史學創立之初，這個問題就已被提出。爾後對此問題展開的討論和論爭，至今已延續了大半個世紀，盡管近來討論熱度有所下降，但仍未有接近尾聲的跡像，毫無疑問將伴隨著我們進入下一世紀。有關這個問題的研究，不僅歷時長久，而且波及面廣。僅就過去幾十年中的情況而言，不僅專門的研究論著汗牛充棟，而且但凡涉及中國近數百年歷史的文章著作，也無不提到“萌芽”。關心這個問題的人士，更遠遠超出專業史學工作者的範圍，以至於雖三尺童子，亦無人不知中國歷史上有資本主義萌芽。此外，關於資本主義萌芽的討論，還引發了20世紀80年代後期的關於“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問題”的大爭論，並且對90年代中國現代化問題的大討論也具有重大影響。對一個問題的爭論延續如此之長，論著如此之豐，參加者如此之多，影響面如此之廣，在史學研究中實不多見。

然而，令人感到不解的是，隨著討論的進展，大家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似乎不是越來越一致，反而是越來越有分歧。例如，在資本主義萌芽產生時間的判定方面，在50年代的第一次討論高潮中，大致還隻有&ldqu說”和“明清說”兩種，而到80年代的第二次討論高潮中，卻出現了“戰國說”“西漢說”“唐代說”“宋代說”&ldq代說”“明代說”“清代說”等多種說法“百花齊放”的局面。而在資本主義萌芽的具體表現方面，早先多指手工工場，而在後來的一些論著中，“泛萌芽化”的現像卻越來越甚，以至於形成“十步之內，必有萌芽”的盛況。盡管像吳承明等嚴謹的學者一再告誡資本主義萌芽不是指一事一物、一店一廠，但在許多論著中，但凡雇工或市場，都被冠以“萌芽”之名，以至於田舍翁多收了十斛麥拿去出賣，小作坊主雇了幾個幫工在家織布，都被指為“萌芽”存在之證。馬克思曾嘲笑“像摩姆孫那樣的人”，在每一個貨幣經濟裡都可以發現已有資本主義，然而在我們的資本主義萌芽研究中，“像摩姆孫那樣的人”卻遠非一二。既然百家爭鳴到了如此的程度，要達到一種定於一尊的共識，看來不是短期之內可以做到的。

爭論越久、分歧越大，遂使人們對於資本主義萌芽的認識也越來越混亂。一個對中國歷史有興趣的“行外”讀者讀了各家的論著之後，不免如墮九裡霧中：既然從戰國到鴉片戰爭的兩千多年中，時時處處可見這個萌芽，而這個萌芽又一直長不成樹，那麼中國的水土是不是太過特殊？如果真的是水土不宜，那麼我們又有什麼根據來樂觀地斷定這個萌芽以後將一定會變成參天之木？因此對“萌芽”的討論，必然轉向對“水土”（即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社會經濟條件）的討論；而對“水土”的討論，又勢必再轉向對外力（西方資本主義）作用的討論。然而，研究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發點是證明中國能夠自己產生資本主義。因此上述一繫列討論的最後結果卻與初衷相違，因為它最後不得不承認外力在決定中國資本主義的命運上起了決定作用。正是因為討論越深入，認識越糊塗，因此討論也越有必要繼續下去。因此之故，經君健先生風趣地說：資本主義萌芽之於中國經濟史學，即如生與死、愛與恨之於文學，殆已成為永恆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