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眾多史學家而言，工業革命是史學研究的一大挑戰。 少數史學家，甚至拒不承認工業革命的歷史價值。本書作者 贊同多數人的觀點：如果我們不了解 18 世紀的工業革命所

打下的基礎，就無法理解我們日漸熟悉的 21 世紀的世界。 工業革命起到的歷史作用，現在已是盡人皆知，可在當時人們卻知之甚少。

不管人們怎麼看待工業革命，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它的相關史料保存得相當完備。僅就伯明翰中央圖書館檔案 文物部的資料而言，一個人一輩子也看不完，更不用說英國其他地方的博物館，如倫敦的科學博物館，或者世界其他地方的博物館，比如華盛頓的史密森尼博物館，在這裡人們 都能找到大量的相關資料。身為一名專業人類學家，好幾次我都發現，到 20 世紀中葉，即使是偏遠的社區，也都受到了工業革命的衝擊。然而，作為一名歷史學家，我寫這本書，正如書後所列的參考文獻，用的多是出版的二手資料。究其原因，太多的作家更喜歡與學界同仁爭論，而不是啟發學界以外的人們，而後者恰恰是我喜歡做的事情。我特別重視閱讀和適時引用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本傑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伊麗莎白·蓋斯凱爾（Elizabeth Gaskell）等 19 世紀知名小說家的作品，這些作品讓人們認識到，是工業革命創造和改變了世界。關於這個世界的純描述性的作品，讀者應該讀 1846年首次以德語出版的弗裡德裡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這本書。這本書長期以來一直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一部分，而它作為一種獨特的原始資料的價值閃耀著魅力的光輝。要想一睹工業革命時期陸上和海上的世界是什麼樣子，沒有比欣賞英國偉大的藝術家約瑟夫·馬洛德·威廉·特納（J.M.W.Turner）的作品更好的方法了。在倫敦國家美術館，特納的兩幅作品，《雨、蒸汽和速度——西 部 大 鐵 路 》（Rain, Steam and Speed-The Great Western Railway） 和《 被 拖 去 拆 解 的 無 畏 號 戰 艦 》（‘Téméraire’,

tugged to her last Berth to be broken up），使人們對特納所處時代的新興工業世界記憶猶新。在參觀其他展館（如英國泰特美術館等）更加豐富的藏品之前，倫敦國家美術館無疑是一個不錯的起點。

   除研究書面材料以外，我還參觀了一些因工業革命而聞名遐邇的歷史聖地。在英國國內，我參觀的地區包括：西米德蘭茲郡特倫特的伯明翰、沃爾索爾、基德明斯特和斯托克，塞文河谷上遊的煤溪谷——那裡有亞伯拉罕·達比 三世（Abraham Darby Ⅲ）負責修建的著名的鐵橋，德比郡德溫特河上的克倫福德——理查德·阿克萊特（Richard Arkwright）首創的棉紡廠所在地，約克郡西部的毛紡廠， 遍地廢棄錫礦的康沃爾，英格蘭東北地區［早在英國偉大 的英雄喬治·史蒂芬孫（George Stephenson）誕生之前，鐵路革命便發端於此］，以及蘇格蘭的克萊德賽德。除了英國 國內，我尤其重視考察英國以外的地方——順便說一下，我已經有接近 40 年未在英國定居了。在英國以外，我參觀訪問了美國工業革命的中心，包括新英格蘭的康涅狄格山谷和賓夕法尼亞、馬裡蘭以及弗吉尼亞等州。在這些地方，我對 一些重要遺址有了更深的認識：比如位於賓夕法尼亞州和馬裡蘭州坎伯蘭郡的康沃爾鋼鐵廠（從殖民時期到 19 世紀末一直都在運營）；切薩皮克和俄亥俄運河的終點站（該運河從未到達預期的目的地）。遺憾的是，在我穿越密西西比河河流的眾多旅行中，我隻有一次——在 2007 年 10 月從田納西州的孟菲斯啟程的短途航行中——能夠乘坐一艘真正的明輪蒸汽船。馬克·吐溫（Mark Twain）曾經用大量筆墨描寫 的密西西比河上的數千隻汽船，現在已經所剩無幾了，而所剩船隻多已拋錨於密西西比州納齊茲和維克斯堡等地，有些

變成了賭場。

   在歐洲大陸，我曾經參觀過德國魯爾河谷的煤礦和鋼鐵 廠，比利時的工業中心蒙斯、沙勒羅伊和韋爾維爾，以及法國的鄰近地區（在法國的另一個地方，我曾參觀過從裡昂一

直延伸到聖艾蒂安的歷史悠久的工業園區）。威尼斯就更不用說了，它不僅擁有巨大的造船廠，大約 500 年前還是歐洲重要的工業城市（其主要競爭對手是熱那亞和米蘭等其他

意大利城市）。後，我對南非的金伯利（鑽石）和約翰內斯堡（黃金）的采礦中心也頗為熟悉，19 世紀後 25 年，這裡也爆發了工業革命。

毋庸置疑，50 年來，如果沒有眾多朋友和同事的鼎力 幫助，所有這些參觀幾乎都無法完成。1956 年，與帕特·惠 特沃斯（Pat Whitworth）——我在劍橋的同齡人，也是老朋 友——一起，我花了一周的時間拍攝西賴丁的眾多紡織廠。 拍攝工作從哈利法克斯的紡織廠開始，該廠由一家家族（惠特沃斯家族）企業——約瑟夫·惠特沃斯父子公司（Joseph Whitworth and Sons）經營。該公司自 19 世紀早期以來，除用電燈代替了汽燈以外，其他方面幾乎沒有發生變化。

1958 年，約翰·拉德（John Rudd）借其祖父——家住 金伯利，20 世紀初一直擔任塞西爾·羅茲（Cecil Rhodes）創辦的戴比爾斯聯合礦業公司的董事——之善言，把金伯利

俱樂部豪華的套房安排給我暫住。在之後的一個禮拜，以俱樂部為基地，由專車司機帶領我參觀了一處馳名世界的采礦和工廠遺址，該遺址的每一扇大門都向我敞開。

多特蒙德是德國工業革命的一座中心城市。1967 年，我 去德國多特蒙德市普雷迪克神學院訪學，有幸作為雷克林豪 森采煤中心路德教會牧師的客人，對當地的巨型鋼鐵廠進行

了為期一周的參觀。

1972 年，我被阿姆斯特丹大學聘為講師後，就搬到了阿 姆斯特丹居住。在之後的幾年裡，我便開始研究我妻子的普拉克家族（Prakke Family）史。該家族在荷蘭東部的紡織小鎮艾伯根（Eibergen）有幾家工廠，他們生產的傳動皮帶和其他紡織機械配件在世界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當地的博物館是荷蘭工業革命的寶庫，館內有一層樓專門用來展示普拉克家族的產品。現在，就像哈利法克斯的惠特沃斯家族（或者金伯利的魯德家族）一樣，在艾伯根，或許還有一兩個普拉克家族成員在那裡居住，但已經沒人在那做生意了。

在荷蘭的生活，使我能夠了解工業革命時期偉大的一 項公共工程之一哈勒姆默米爾（Haarlemmermeer）。此工程所占土地正好就在阿姆斯特丹城外，面積相當大，直到 19

世紀中期還是一個巨大的淺湖；幾個世紀以來，荷蘭人一直計劃將其改造成適合農業種植的新耕地。在 19 世紀 40 年代末，3 個巨大的蒸汽動力水泵沿湖邊作業，不到 3 年，哈勒

姆默米爾的水就被抽干了。其中有個水泵，以 17 世紀荷蘭工程師克魯奎斯（Cruquius）的名字命名，配備了有史以來強大的蒸汽機。現在，這裡已經被恢復成為一個博物館： 在完成填海工程的 70 年裡，博物館為阿姆斯特丹帶來了一筆在 19 世紀無人能預見的紅利。世界上的一個國際機場——史基浦機場，就坐落在哈勒姆默米爾。

1997 年，在訪問基德明斯特（我自己的家族在 19 世紀曾在那裡生產地毯）時，應布林頓斯地毯公司現任主席邁克爾·布林頓（Michael Brinton）的邀請，我有幸參觀了這家地毯制造業的龍頭企業。與工業革命早期建立的許多其他制造商不同，布林頓斯地毯公司仍然由同一個家族經營，企業興旺發達，銷售市場遍布全球。我有幸參觀了該公司位於基德明斯特中心的初創地，見證了羊毛染色等生產過程，目睹了一個位於山頂俯瞰全鎮的全自動化現代公司，雖然 19 世紀早期法國提花織機仍是公司的機器。

在 21 世紀的初 10 年，隨著我對科技史的興趣日漸濃厚，加之我從阿姆斯特丹大學退休後時間充裕，我投入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的時間，致力於對大西洋兩岸的工業革命進行探索。來自弗吉尼亞州勞頓縣的約翰·錢伯林（John Chamberlin）和泰勒·錢伯林（Taylor Chamberlin）既是我的表兄弟，也是我的老朋友，他們帶領我參觀了美國工業革命的腹地，讓我有幸看到了大量廢棄的水磨坊和煉鐵廠，當然也目睹了巴爾的摩至俄亥俄這條美國境內古老的鐵路。除了這條鐵路，當時的人們還修建切薩皮克 - 俄亥俄運河， 該運河終彙入俄亥俄河。在新英格蘭，錢伯林的表姐芭芭拉·愛德華茲（Babara Edwards）家，門口總是鋪著紅地毯，隨時歡迎我的到來。她帶我參觀了當地的一些景點，包括康涅狄格州埃塞克斯的康涅狄格河博物館（也在埃塞克斯）和紐黑文的溫徹斯特連發武器公司的工廠等。2007 年，我在密西西比盆地往返穿梭，四處旅行，但很遺憾，能見到的有關美國工業革命時期的景像少之又少；因為不僅內河船隻的時代一去不復返，鐵路的時代也大抵如此。因此，美國曾經的火車站——聖路易斯的火車站，現在已然變成了一個購物中心。傳統的長途貨運列車，早已使用柴油機車而非蒸汽機車，其汽笛之悲傷依然明顯，但浪漫氣息已不復存在。和美國許多其他地方一樣，這裡的“鏽帶”成了工業革命的遺產。

2009 年我終於有機會首次參觀英國工業革命的一些 著名的景點。經一位家住約克郡郊外的老朋友彼得·斯 蒂法尼尼（Peter Stefanini）的幫助，我有幸參觀了本傑明·戈特（Benjamin Gott）在利茲市阿姆利區的毛紡廠以 及理查德·阿克萊特在德比郡德溫特河附近克倫福德的著 名棉紡廠。幾天後，家住伯明翰的約翰·南丁格爾（John Nightingale），不僅陪我參觀了塞文河谷的鐵橋和煤溪谷等著名工業遺址，還為我提供了他多年來在曼徹斯特、考文垂 以及伯明翰聖公會任職時所獲得的大量信息，這些信息讓我獲益良多。作為他在伯明翰的客人，我有幸參加了一場主會場設在伯明翰大學的國際會議，該會議旨在紀念英國工業偉大的人物之一馬修·博爾頓（Matthew Boulton，於1809 年去世）逝世 200 周年。說到會議本身，我非常感謝伯明翰大學歷史繫的彼得·瓊斯（Matthew Boulton）教授 以及該大學的伯明翰與米德蘭歷史中心的馬爾科姆·迪克 （Malcolm Dick）博士對我的熱烈歡迎。後，我要感謝我的堂兄亞當·塞奇威克（Adam Sedgwick）對英國煤炭產業提出的寶貴建議，他本人曾在 20 世紀後 30 多年在煤炭產 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實踐證明，撰寫此書，年齡是我很大的一個優勢。當我年少之時，恰逢真正的蒸汽時代。1851 年倫敦世博會之後， 水晶宮在倫敦南部的西德漢姆得以重建，而在 1936 年（我 的 7 歲生日之後不久），卻因一場火災化為灰燼，由於我的年齡跨度，本人足以見證水晶宮短暫的歷史。再向早前追溯，我父親不同的家族分支都在西米德蘭茲郡定居，部分家族成員曾經是地毯生產商，雖然他們的企業大都好景不長，但大多數家族成員都對地毯生產有所涉及。而我一直從事教學研究工作，更重要的是寫書。以上就是我撰寫本書的一個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