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非常感謝孫冶方基金會把這麼神聖的獎授予我。我1988年進入國家決策咨詢部門從事中國土地問題的政策研究，2016年輾轉大學就是想在已經積累的經驗基礎上嘗試開展理論研究。下半程的工作纔剛剛開始，我會將這個獎作為對自己的鞭策和鼓勵。

過去百年中國經濟理論的創新有兩條主線，一條主線是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創造，《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已經給出了歷史性表述；另一條主線是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從學術史角度，中國經濟學曾出現過兩次大的理論繁榮，一次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以陳翰笙、孫冶方、薛暮橋等為代表的“中國農村派”在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的基礎上，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方法論證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為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社會性質判斷和道路選擇提供了重要依據。另一次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投身改革的青年經濟學家群體聚焦中國體制改革中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深入基層開展有針對性的調查研究，在服務決策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創新，為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轉型提供理論支撐。兩個時期經濟理論繁榮的共同經驗是堅持問題導向，當國家面臨巨大歷史性變革時，經濟理論工作者毅然放棄已陷入本本和教條的舊範式，直面問題，從問題出發，尋找能夠解釋和解決問題的新範式，直面真實世界，了解現實中問題的表現，分析真實世界體制和經濟運行的特征，把握問題的成因，從真實世界找到問題所在，注重現實中體制與經濟運行的特殊性，在比較中尋找相異性，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分析生產力與生產關繫、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互動，理論研究不僅為此提供經濟解釋，而且重視提供解決方案。

由於機緣巧合，我80年代以來實際上自覺或不自覺地追尋著這種分析範式，並將之運用到中國土地問題的研究。通過抵近真實世界的一手調查，直接參與國家和地方土地制度改革試驗，了解到中國土地制度的基本特征、制度運行中的問題，以及土地制度作用於經濟發展的典型事實，給出了土地制度改革的思路、解決方案和實施機制。這些階段性成果基本呈現於《土地制度與中國發展》一書中。本書發現，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方式不同於其他主要經濟體，政府在經濟發展中不再直接控制經濟但具有很強的“謀”發展能力，“以地謀發展”模式成為中國經濟奇跡創造的秘密。“以地謀發展”模式的核心是政府利用獨特的土地制度謀發展，土地不僅成為拉動增長的發動機，而且成為促進結構變革的助推器，以低價土地招商引資快速推進工業化，以土地資本化加速城市化。“以地謀發展”模式之所以能夠在中國土地資源極其稀缺、資本不足的約束下取得經濟增長和結構轉變的成功，得益於土地制度的獨特安排：農村土地屬於農民集體、城市土地屬於國家所有，農地轉為非農用地的通道由政府壟斷，農地由集體所有轉為國有之後，地方政府一方面依靠對國有經營性建設用地供應的排他性權力獲得高額土地增值收益，另一方面利用規劃權、管制權、定價權決定各類用地的區域投放指標、供應方式和供應價格，實現經濟增長和結構轉變目標。更為重要的是，土地資本化（土地財政、土地金融）為地方政府和各類經濟主體通過土地創造資本、解決發展起步階段的資本短缺提供制度支撐，通過土地形成的巨量資本不僅為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了巨額資金來源，而且為經濟主體的生產經營和資本擴張提供融資渠道。

本書也提出，任何發展模式的獨特性都會因約束條件和環境的變化而發生改變，在條件發生變化後，發展模式必須做出調整和改變。中國經濟正在發生的一些重要的趨勢性變化，已經和正在對“以地謀發展”模式產生巨大衝擊，經濟增速下行和中低速增長的常態化，土地作為經濟增長發動機的功能已經在減弱；在全球和國內需求變化以及成本結構變化趨勢下，低成本工業化難以為繼，沿海地區已經主動進行產業和產品的轉型升級，壓低地價維持世界制造工廠地位的工業化模式必須做出改變；城市化在經歷土地推動的快速擴張以後已經減速，城市發展方式進入包容、質量提升和結構優化階段，依靠土地低成本的城市化階段已經結束，依賴土地資本化的城市發展的債務和金融風險不斷累積，必須尋找減低土地資本化發展機制的其他發展動能和機制。因此，上一輪土地推動中國高速增長和結構變革的一切因素都在發生變化，勢必帶來土地與經濟發展關繫的重大改變，也為尋找發展動能和轉變發展模式提供了必然性和緊迫性。

為了促進發展模式的轉型，必須進行主動有為的土地制度改革。一是對土地的功能進行重新定位，痛下決心降低土地的發動機功能，發揮市場在土地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二是以優化土地供應結構推動國民經濟結構改革；三是進行國有土地資產改革，促進地方政府從賣地向國有土地經營的轉變，引導城市政府從土地和規劃外延擴張向城市更新和內涵發展轉型；四是推進以都市圈為尺度的土地配置和規劃體制的改革，建立統一的土地權利和統一的土地市場；五是深化以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促進鄉村振興和農業農村現代化。過去四十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土地制度支撐了中國發展奇跡的創造，在中國邁向新征程中，必須通過完善和構建現代化土地制度支持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

 劉守英著《土地制度與中國發展》一書，立足於當前中國土地制度的重大現實問題，采取了“產權理論-制度分析-案例研究-政策建議”的研究路徑，通過提煉諸如“土地制度與雙軌城市化”等反映土地制度特征的概念，具有理論的創新和貢獻，對當前我國土地制度改革實際決策具有重要參考意義。

——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評獎委員會

土地現像看似簡單，但由表及裡深入進去，會發現藏在其中的寶貝。本書作者堅持在真實世界中從事手調查，堅持在真實前提下探究圍繞土地行為的邏輯。關心中國土地問題的朋友不難找到理由，把這本書放在自己常常要翻閱的書架上。

——周其仁，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托改革開放之福，出身農家而得以身居要職的大概已不在少數。可惜大多在跳出農村的同時，便失去了對農村的興趣，甚至以新取得的城裡人身份，急著與農村人劃清界限。守英是一個奇人，奇就奇在他靠著勤奮和天賦考入復旦大學，完成華麗轉身之後，不但仍以出身農家而自豪，而且對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加倍用心，並將視角延伸到擁有解決“三農”問題鑰匙的城市地區。更奇的是，無論是在中央機關工作，還是轉到高等學府任教，守英都拒絕唯書或唯上。當眾人紛紛回避土地制度這個雷區之時，堅持唯實的守英一直勇敢正視土地制度改革的必要性。30餘年來，他奔波於城鄉之間，深入調查和反復推敲，使這本嘔心瀝血之作得以成形。這在今日是極為難能可貴的。此書必將成為研究當代中國農村問題，特別是土地問題的必不可少的重要著作。

——文貫中，美國三一學院終身教授

老一代經濟學家董輔礽曾有一個“屁股加腦袋”的名言。他說，做研究工作需要具備兩個條件，一個是“屁股”，即敢於坐“冷板凳”；一個是“腦袋”，即要有“創造性思維”。從劉守英的實踐看，還要加上一個條件，即“兩條腿”。應當是“屁股加腦袋加兩條腿”。“兩條腿”的作用就是要走進真實世界，到農村、到底層、到現實經濟生活中去觀察，去感受，去體驗，去訪談，去思考。

——張曙光，著名經濟學家

多年來，劉守英走訪中國各地，從農村到城市，深入調查和研究復雜的土地問題。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劉教授的研究都位列前沿。對欲了解中國土地問題的讀者來說，這是一本不能不讀的書。

——龔啟聖，香港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