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經濟_經濟學家茶座（第38輯）

內容簡介

中國哲學大師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簡史》中，明確區分了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中國的佛學”與“在中國的佛學”。他說，佛教中有些宗派，隻遵守印度的宗教和哲學傳統，而與中國的思想不發生接觸。比如由唐代高僧玄奘（596～664年）從印度引進中國的相宗就是這樣，所以，它隻能叫做“在中國的佛學”。它的影響，隻限於少數人和短暫的時期。它們並沒有進入廣大知識界的思想中，所以在中國的精神的發展中，簡直沒有起作用。
“中國的佛學”則不然。它已經與中國的思想結合，是聯繫著中國的哲學傳統發展起來的。比如說佛教的中道宗與道家哲學相互作用，產生了禪宗。禪宗雖是佛教，同時又是中國的。特別是經六祖惠能改造過的禪宗，提出了人人皆有佛心，人人皆可成佛的主張，教誨人們“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眾生，自性覺即是佛。”這就使禪宗走出了寺廟，走向了中國大眾。“中國的佛學”就成了中國文化的內生的一部分，因而深深地影響了中國哲學、文學、藝術等。
本書是2008年第6期《經濟學家茶座》，書中具體分為經濟評論、國是我見、學界萬像等十部分內容，具體收錄了：《陳憲“美國病”與“中國病”之比較》、《蔡銀寅汽車超載的經濟學啟示》、《指鹿為馬故事的博弈論理解》等文章。

【卷首語】
劉福壽“中國的”與“在中國的”
【經濟評論】
陳憲“美國病”與“中國病”之比較
金天是誰“綁架”了雷曼兄弟?
曹利群走中國特色油料發展道路
王永欽誰動了中國的奶酪
【生活中的經濟學】
陳惠雄農民自喫的菜與賣的菜為什麼可能會不同
吳彬劉翔退賽的經濟學思考
周勤商品餌與個人娛樂專業化
史晉川一樁狗咬人的民事訴訟官司——舉證責任的法律經濟學分析
蔡銀寅汽車超載的經濟學啟示
【學界萬像】【卷首語】
劉福壽“中國的”與“在中國的”
【經濟評論】
陳憲“美國病”與“中國病”之比較
金天是誰“綁架”了雷曼兄弟?
曹利群走中國特色油料發展道路
王永欽誰動了中國的奶酪
【生活中的經濟學】
陳惠雄農民自喫的菜與賣的菜為什麼可能會不同
吳彬劉翔退賽的經濟學思考
周勤商品餌與個人娛樂專業化
史晉川一樁狗咬人的民事訴訟官司——舉證責任的法律經濟學分析
蔡銀寅汽車超載的經濟學啟示
【學界萬像】
王則柯普林斯頓的老虎
巫繼學1985中國資本論研究會學術討論會的故事
陸銘撫今追昔話“雙軌制”
【學問聊齋】
帕雷托原則中的人生哲學
經濟學家看宗教：宗教經濟學
經濟學家：什麼是道德
指鹿為馬故事的博弈論理解
經濟學裡的“阿塞莫格魯現像”
狄更斯眼裡的“經濟學”
【國是我見】
當今中國收入分酉己中平等與效率的麗難困境
現在是放開人民幣自由兌換的時機嗎?
用經濟分析方法解決醫改難點的探討
市場均衡與社會和諧
食品安全不能寄望於行政監管
【改革開放三十年】
現代經濟學在中國發展的主要脈絡
奇跡：哪些發生了，哪些還沒有?
【經濟隨筆】
一座建築能否改變一個國家?
福威鏢局——一間大型物流機構的垮臺
豐富又充滿趣味的體育經濟學
走向公正的市場經濟：中國，我能?
從“斯密的黑鍋”說開去
【經濟學人】
O．E．威廉姆森的學術歷程
大師已去風範猶存
我心目中的“耕漠同志”
【他山之石】
磕磕踫踫的中韓關繫
現場目擊2008年美國總統選舉
我國“軟件”上的差距表現在哪?
美國對少年兒童的經濟學教育——寫在《小書包裡的經濟學》出版之際

在線試讀

【經濟評論】
陳憲“美國病”與“中國病”之比較
在美國金融危機的當口——2007年的9—10月間，我到那裡去走了一圈。就像有人說，在宏觀經濟不確定性較多的時候，十個經濟學家會有十一種預測一樣，在危機開始的時候，每個去美國的人，也都會得出不盡相似的結論。這很正常。因為每個去的人接觸的人不同，觀察的行業或地點不同，再加上每個人的專業背景，甚至風險偏好不同，都會得出差距較大的結論。然而，這並不重要。重要的問題是，要在危機“病因”的分析上達成共識。這無論對研判危機的走勢，以作出針對性較強的對策，還是分析總結經驗教訓，以利形成中國經濟和金融的後發優勢，都是有益的。
什麼是“美國病”
這場金融危機所暴露的“美國病”，不僅是一場“大病”，而且是典型的“綜合癥”。從實體經濟看，生產、消費等環節都出了毛病；從市場體繫看，房地產市場、信貸市場和衍生品市場都出了毛病；從美國聯邦政府的角度看，其經濟政策和金融監管也都出了毛病。更加根本的毛病，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繫，它的助紂為虐，“使得美國在過去25年能夠不斷擴大經常賬戶赤字”（*語），流動性泛濫的源頭。這也是“美國病”殃及全球的源頭所在。
“美國病”是“富貴病”。長期的高消費，就是其“富貴病”的一個癥候。簡單地將美國的高消費歸咎於美國人及時行樂的文化，是違背經濟學常識的。所謂美國的高消費，就是其消費率高於世界平均水平。在戰後的幾十年裡，美國的高消費，是建立在人均占有資源水平較高，長期和平穩定的社會環境，經濟持續增長帶來的財富效應，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基礎上的，而且，在戰後的大部分時間裡，收入分配差距調控得比較好，也是保證其高消費的一個原因。上世紀90年代以後，信息技術和信息產業革命使美國經濟保持了較長時期的增長，由此，一方面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財富效應，另一方面，也積累了大量的風險和泡沫。正是由於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形成了美國人高消費的消費文化。
“美國病”的另一個癥候是“發高燒”。90年代以來，信息技術和信息產業革命引發的新經濟，使美國政府和經濟學家都熱昏了頭，華爾街更是“喝醉了”（布什語），進而為所欲為，釀成如此大禍。美國研究宏觀經濟的著名學者多恩布什在90年代曾經說，經濟周期可能不存在了。如果此話成真，那就意味著經濟會持續增長，不會出現衰退，更不會出現危機。美聯儲和格林斯潘對金融市場不加監管的理由是，金融市場是有效率的市場，它能夠吸引足夠多的參與者，通過充分競爭實現資源配置，進行自我校正和自我管理。研究金融市場的諾獎得主們也認為，金融市場上的價格上升不是泡沫，而是效率的體現。如此看來，美國人在21世紀再次上演了一場“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鬧劇，隻是其包裝得更加具有欺騙性，終把他們自己也給騙了。【經濟評論】
陳憲“美國病”與“中國病”之比較
在美國金融危機的當口——2007年的9—10月間，我到那裡去走了一圈。就像有人說，在宏觀經濟不確定性較多的時候，十個經濟學家會有十一種預測一樣，在危機開始的時候，每個去美國的人，也都會得出不盡相似的結論。這很正常。因為每個去的人接觸的人不同，觀察的行業或地點不同，再加上每個人的專業背景，甚至風險偏好不同，都會得出差距較大的結論。然而，這並不重要。重要的問題是，要在危機“病因”的分析上達成共識。這無論對研判危機的走勢，以作出針對性較強的對策，還是分析總結經驗教訓，以利形成中國經濟和金融的後發優勢，都是有益的。
什麼是“美國病”
這場金融危機所暴露的“美國病”，不僅是一場“大病”，而且是典型的“綜合癥”。從實體經濟看，生產、消費等環節都出了毛病；從市場體繫看，房地產市場、信貸市場和衍生品市場都出了毛病；從美國聯邦政府的角度看，其經濟政策和金融監管也都出了毛病。更加根本的毛病，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繫，它的助紂為虐，“使得美國在過去25年能夠不斷擴大經常賬戶赤字”（*語），流動性泛濫的源頭。這也是“美國病”殃及全球的源頭所在。
“美國病”是“富貴病”。長期的高消費，就是其“富貴病”的一個癥候。簡單地將美國的高消費歸咎於美國人及時行樂的文化，是違背經濟學常識的。所謂美國的高消費，就是其消費率高於世界平均水平。在戰後的幾十年裡，美國的高消費，是建立在人均占有資源水平較高，長期和平穩定的社會環境，經濟持續增長帶來的財富效應，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基礎上的，而且，在戰後的大部分時間裡，收入分配差距調控得比較好，也是保證其高消費的一個原因。上世紀90年代以後，信息技術和信息產業革命使美國經濟保持了較長時期的增長，由此，一方面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財富效應，另一方面，也積累了大量的風險和泡沫。正是由於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形成了美國人高消費的消費文化。
“美國病”的另一個癥候是“發高燒”。90年代以來，信息技術和信息產業革命引發的新經濟，使美國政府和經濟學家都熱昏了頭，華爾街更是“喝醉了”（布什語），進而為所欲為，釀成如此大禍。美國研究宏觀經濟的著名學者多恩布什在90年代曾經說，經濟周期可能不存在了。如果此話成真，那就意味著經濟會持續增長，不會出現衰退，更不會出現危機。美聯儲和格林斯潘對金融市場不加監管的理由是，金融市場是有效率的市場，它能夠吸引足夠多的參與者，通過充分競爭實現資源配置，進行自我校正和自我管理。研究金融市場的諾獎得主們也認為，金融市場上的價格上升不是泡沫，而是效率的體現。如此看來，美國人在21世紀再次上演了一場“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鬧劇，隻是其包裝得更加具有欺騙性，終把他們自己也給騙了。
什麼是“中國病”
“中國病”的表征，在於多年來我們一直試圖要轉變的經濟增長方式（現在改為叫經濟發展方式），它也是“綜合癥”，其癥候就是中國經濟中的各種結構性矛盾。產業結構過度依賴和發展制造業，快速成長的生產能力，勢必導致大量出口，造成國際貿易的長期不平衡。這是“中國病”的一個癥結。與這一產業結構相適應，供應結構的狀況是，工業制成品及其生產能力供大於求，有些甚至還很嚴重；能源、原材料供不應求，靠大量進口補充；服務供不應求，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低於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分配結構在近幾年中趨於惡化，初次分配後的勞動所得、資本所得和稅收收入，後兩塊的占比上升，前者的占比下降，消費率之所以低下，在這裡得到充分的解釋。由這樣的分配結構，就決定了支出結構，即消費支出水平不斷走低，投資需求占比居高不下。就像現在要刺激內需，僅靠刺激消費需求肯定不行，必須主要靠刺激投資需求，隻是希望新的投資項目能夠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公共性服務需求，而不要再增加已經過剩的生產能力。還有投入結構的問題，即比較粗放的投入格局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轉。以能源結構為例，在我國一次能源消費結構中，石油、天然氣消費比例明顯低於世界平均水平，煤炭消費的比例明顯高於世界平均水平；目前，我國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消費比例也大大低於世界平均水平。
“中國病”是“貧困病”。消費不足，尤其是農民的消費水平低下，是“貧困病”直接、體的癥候。在經濟學看來，消費是收人（指個人可支配收入）的函數，唯有收入較快增長，消費纔可能相應增長；唯有消費持續增長，纔能表明老百姓福利的提高。我們無論說科學發展，還是要構建和諧社會，都必須以老百姓福利的提高為基礎和目的。然而，就這一點而言，中國的差距不小。
數據為證。我國消費率大大低於國際平均水平。與國際平均消費率高位穩定並趨於微升的趨勢相比，統計數據顯示，我國終消費率（包括政府消費和居民消費）僅在1978—1981年有一定幅度上升，即從62.1％上升到67.5％，居民消費率從48.8％升至53.1％；此後長期趨於下降，1997年終消費率降至58.2％，居民消費率降至46.5％；2003、2004年終消費率又進一步降至55.4％和53.6％，居民消費率則降至43.3％和41.9％。與此同時，世界平均消費率卻從2000年的77.2％上升到2003年的79％。與錢納裡等的標準結構中工業化中期階段的消費率65％相比，我國目前消費率也要低12個百分點。按照世界銀行的統計，目前全球的平均消費率約為77％，固定資本形成率為23％。由此，不難看出我國消費率的低下和投資率高企。總體上看，世界各國消費的增長與GDP同步或略高於GDP的增長，平均消費率穩中趨升。絕大多數國家在經濟達到中等收入水平後消費結構升級加速，消費率通常會出現一定幅度的上升，然後穩定在一個比較高的水平上，成為支撐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與國際消費率比較，我國的消費率顯然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並長期呈下降趨勢，明顯偏離了世界經濟發展的一般趨勢和標準結構。因此，積極擴大消費需求，逐步提高消費率，是治愈“中國病”的“良方”。
二者的比較及思考
“美國病”的根源，從其國內看，是金融監管的缺失，也就是政策和制度設計的缺失，而這一缺失又與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繫有關。那麼，“中國病”的根源何在呢？顯然，既在於發展階段，又在於現行體制。發展階段是一個不可以更改的事實，因此，後發國家要謀求更好更快的發展，都必須以一個良好的社會政治環境，一個逐漸優化的制度安排，與現實的發展水平和發展瓶頸達到某種均衡，惟其如此，後發國家纔有可能獲得追趕效應。事實上，在戰後的幾十年裡，獲得這一效應的國家和地區並不多。中國改革開放後的三十年，應當說獲得了這一效應，但還存在制度安排滯後，即改革滯後的問題，如政府改革的滯後，這些滯後構成“中國病”的根源。
“美國病”和“中國病”不僅“病因”不同，而且，“身體”的“底子”也不同。美國的人均占有資源和人均擁有財富都大大高於中國，且其國民收入的一大部分來自高科技、人力資本、標準和品牌等的“溢出”，因此，它們的“抗病”能力是有差異的。現在有國際輿論大唱中國的贊歌，說什麼中國是世界經濟的“火車頭”，要靠中國等新興經濟國家來拯救這場危機。這不是別有用心，就是言過其實。中國經濟的確有較大的成長性和調整空間，這是在發生危機時，可以回旋的餘地。即便如此，中國也不可能成為“火車頭”或“救世主”。我認為，盡管現在與小平同志告誡我們“要韜光養晦”時的國際背景，是發生了一些變化，大國問格局及中國的國際地位都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變化，但是，中國的整體發展水平還相對落後，中國的強大還需要時間，這些都沒有變。因此，關鍵還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中國和美國的“底子”不同，還表現在，美國處於產業的高端，市場的高端，其“病灶”主要在虛擬經濟，而中國處於產業的低端，市場的低端，其“病灶”主要在實體經濟。這就決定了各自要用不同的“藥方”來“治病”。美國要加強對虛擬經濟，即金融市場的監管。譬如，金融機構要將資本充足率的底線與所承擔的資產風險掛鉤，並對債務杠杆率設置上限。中國則要從深化改革人手，切實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有效解決實體經濟的產能過剩問題，以及服務業、農業“短腿”問題。
區分中國和美國的這些不同，還告訴我們，盡管市場制度會發生失靈，就像這場金融危機有市場失靈的問題，但是，政府干預不可能替代市場制度。而且，從釀成這場金融危機的事實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恰恰是美國政府和美聯儲的政府失靈，纔是這場金融危機兇。當然，我們還必須承認，在這場金融危機的背後，有人類目前對金融發展不能認知的問題。因此，對中國來說，現在的主要問題是市場發育不足，需要建立和完善市場制度，然後纔是市場失靈的監管問題。這裡的“然後”，不是具體時間的先後，而是問題的邏輯次序。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政府監管並不是解決市場失靈的“藥方”，更不是好的“藥方”，政府監管與政府失靈相伴而生。因此，對於轉型經濟體的中國來說，更加堅定地推進市場化，審慎地選擇監管和干預，是至關重要的。
這些年來，我們經常說美國是世界的發達國家，中國是的發展中國家，二者的經濟有很強的互補性。在常態時，此話無大錯。在非常時期，這種互補就成為互斥了。而且，他強我弱，他上我下，我們受到他的負面影響就要更大些。對這一現像的深入思考，使我們認識到，對非均衡條件下的全球化，要有更加完備的前瞻性制度設計，新興經濟國家對此要承擔更大的責任，由美國主導全球化進程的時代，一定要隨著這場危機的結束而結束。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國病”和“中國病”是全球經濟長期不均衡發展的結果，因此，如果全球化的機制對這一不均衡熟視無睹，那麼，其後果是十分可怕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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