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1
章地理、文化與政治：近代蘭州城市發展之背景32
節自然地理空間下的蘭州城33
第二節以蘭州為中心的西北內陸秩序的形成45
第三節辛亥一役與西北內陸秩序的崩壞57
第四節國民政府與蘭州中心地位的重建72
小結從“外邊緣”到“內邊緣”81
第二章邊緣“中國”：近代蘭州城市空間格局的形成和發展83
節典型的城市形態：城牆與城池83
第二節內部空間格局的形成和演變91
第三節人口結構與空間分層120
小結邊緣“中國”的成因144
第三章邊緣發展的動因：近代蘭州經濟成長的脈絡146
節長途販運貿易與交通發展146
第二節“早起步”：清末民初蘭州工業的發展169
第三節“晚發展”：戰時蘭州工業的突飛猛進180
第四節戰時工業的發展動因：以毛紡織業為例193
小結邊緣發展的困境210
第四章反序的邊緣：近代蘭州市政建設的開展213
節“國家”的在場與缺席：清末以來的市政建設214
第二節市政與國政：蘭州市制的三立三廢224
第三節市政與寺廟：城市現代化的空間征服237
第四節市政與林政：城市現代化的蹊徑249
小結邊緣的反序性262
第五章反抗邊緣化：“蘭州中心說”與近代蘭州的社會心態265
節發現“新蘭州”：從西北邊疆到中國中心266
第二節“蘭州中心說”的理想與現實279
第三節主客矛盾：籍貫問題與群體衝突287
第四節反抗邊緣化：教育界的籍貫問題313
小結現代國家構建中的邊緣心態328
結語現代國家構建中的“中心”與“邊緣”329
參考文獻341
附錄各歷史時期的蘭州城圖365
後記380
圖表目錄
表1-11873～1928年甘肅省歷案換發茶票數目51
表2-11909年皋蘭縣內外城人口與寺廟調查情況104
表2-21941年蘭州市政籌備處寺廟房產調查105
表2-3蘭州城圖中的寺廟與官署對比110
表2-41909年至1949年6月部分年份蘭州人口數據統計122
表2-51939～1947年部分年份蘭州市人口職業調查127
表2-61947年7市人口職業分布129
表2-71909年皋蘭縣城內人口地理調查情況131
表3-1各時期蘭州商店數較多的行業一覽153
表3-21935年蘭州市過載行（即行棧業）情況一覽155
表3-3近代蘭州市進出口商品名目一覽156
表3-4彭英甲所辦實業一覽174
表3-51935年蘭州市各工廠情況178
表3-6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在蘭州所辦企事業情況182
表3-7截至1943年12月四聯總處在蘭州核定放款案件數額183
表3-81943年蘭州市產業初步調查統計187
表3-9蘭州市各種機制工業演進趨勢概況188
表3-101942年10月和1944年6月蘭州市各種機制工業資本額比較189
表3-111944年6月蘭州市機制工業資金狀況190
表3-121944年6月蘭州市棉毛紡織工廠情況調查192
表3-13西北毛紡廠發起人情況207
表3-141946年、1947年西北毛紡廠產量比較209
表4-1蘭州市區轄境內可資利用的寺廟調查240
表4-21943～1945年甘肅省會造林委員會造林或指導造林數目259
表4-31926～1947年蘭州市歷次植樹情況不完全統計259
表5-11941年蘭州市居民籍貫統計289
表5-21912～1932年甘肅督軍（都督、將軍、督辦、宣慰使）一覽299
表5-31912～1949年甘肅省長（布政使、民政長、巡按使、主席）一覽299
表5-41913～1949年甘肅省政府各部門行政長官一覽301
表5-51932年與1937年甘肅省政府職員比較305
圖2-1乾隆時期蘭州城內行政建築方位模擬97
圖2-2光緒時期蘭州城內行政建築方位模擬98
圖2-31924年蘭州城內行政建築方位模擬99
圖2-41947年蘭州城內行政建築方位模擬100
圖2-5光緒年間蘭州街道模擬117
圖2-61947年蘭州內城街道模擬118
圖2-71909年至1949年6月部分年份蘭州城市人口增長示意124
圖2-8近代蘭州城市人口分層結構135
圖3-11941～1949年部分年份蘭州全市商店家數151

序 國家與其邊緣視域下的蘭州城市史研究
彭南生
歷史上的蘭州，既平常，又特別！說它平常，是基於它具有所有城市的共同特點，地處要衝，黃河穿城而過，人口集聚，貿易雖說不上發達，但在西北內陸地區亦可謂為茶馬貿易之樞紐。說它特別，則緣於它距離中原太過遙遠，尤其是在交通工具非常落後的古代，用“遠在天邊”來形容它，一點也不過分。但在王朝政治邊界的變動中，蘭州卻被賦予了“治邊重鎮”的特殊地位。它看似邊緣，但在更加邊遠的西北內陸地區卻儼如中心，清朝將陝甘總督的治所設於蘭州，便是它地處西北內陸秩序中心並發揮戰略作用的明證。尤其是進入近代，在“海防”與“塞防”的爭論中，蘭州的地位更顯突出。左宗棠入甘，不僅開啟了蘭州城市近代化的序幕，而且再次表明了清政府對蘭州在固疆治邊中的戰略地位的認可。抗戰時期，西北又被賦予了抗戰救國的歷史重任。九一八事變後，“開發西北”的呼聲不絕於耳，有識之士紛紛遠赴西北考察，無不看重西北對挽救民族危亡乃至對民族復興的重要性，愛國僑胞林鵬俠自述其考察西北的動機時說：“彰往察來，深信吾中華民族必可復興，西北又適為復興之根據地。”著名記者陳賡雅也說：“自‘九一八事變'爆發，日人強占我東北四省以來，國人感於民族前途危機之日迫，始高瞻遠矚，轉移目光於邊疆方面，於是‘開發西北'呼聲，洋溢雲表。”在民族存亡的危難時刻，西北的重要性再次展現在人們面前，處於西北內陸中心的蘭州，在挽救民族危機、建設現代民族國家的進程中再次扮演了重要角色。抗戰勝利後，中華民族迎來了一個重要的復興機遇，國人紛紛在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話語體繫下探討如何構建政治民主、市場統一、的民族國家。一時之間，關於蘭州，出現了“蘭州中心”“蘭州重心”“祖國的心髒”“百年前的芝加哥”等美譽,甚至出現了“建都蘭州論”等主張。緣何一個傳統疆域觀念下的邊陲城市能夠受到國人的垂青？這一主張的背後究竟蘊含著什麼觀念?
帶著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