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理論的使命與研討者的責任

上篇  財政本質論析

一、關於財政本質學說的歷史回顧

（一）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財政制度、稅收、國債、預算等的有關論述

（二）古典學派關於財政的若干觀點

（三）19世紀的德國財政理論：社會政策學派

（四）20世紀早期的財政社會學理論

（五）近代英國的財政理論

（六）當代美國的財政理論

（七）蘇聯的財政理論

（八）當代中國財政理論中關於財政本質的認識

二、國家分配論：基本觀點的分析

……

三、財政本質的展開論述

下篇C財政職能作用與調控

一、財政職能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

二、基於政府職能的財政分配順序、範圍、方式及平衡原理

三、我國財政調控作用分析

四、我國財政收支平衡政策的再認識

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財政調控的體制依托：以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

六、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

七、國有資產管理：財政調控重要的專門領域

八、健全我國的財政調控體繫

結語

參考文獻

後記

代跋

《財政本質與財政調控》一書，是上世紀90年代我於在職攻讀博士學位過程中形成的博士學位論文的定稿本，於1998年公開出版。20餘年光陰倏爾逝去，現承商務印書館的美意，使我得以在耳順之年過後，推出此書的修訂版。
20餘年在歷史長河中隻是一瞬，但畢竟這一時間長度，不論對於作者隨後續的閱歷增長和研究深化反思書中的內容與可能的思想貢獻，還是觀察、聽取學術界同行、讀者與輿論界對此書及相關研究成果的評價與反響，都具備一定程度的“時效”意義了。
坦率地說，我之所以欣然同意修訂再版此書，是基於對其如下主要貢獻的認同與信心：此書可說在中國學者群於幾十年深耕探究“財政本質”命題的基礎上，以兼收並蓄而“集大成”的努力，形成了財政基礎理論層面“社會集中分配論”的基本框架，進而推進到財政本質所外化、決定、派生的財政職能、作用落於“調控”的初步條理化認識。在此次修訂中，我的原則是隻作個別的時態、語境“與時俱進”的必要技術性修改，並在學術思想發展業已拉長的視野中，作我認為十分必要且點到為止的少量增補。在財政學科建設中，竊以為我可能做出的“書前人所未及述，言後世之不可無”的貢獻，前期的代表作就是這本《財政本質與財政調控》，而後期篇幅數倍於此書的代表作，則是我作為作者和總纂執筆人、與同事們共同寫成的《財政學通論》上下冊（中國出版集團東方出版中心2019年版）。對於財政本質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主要看篇幅較少的此書，讀後如興趣不減，則建議跟讀篇幅較大的《財政學通論》。
在迎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之際，我曾應有關方面的約請，以盡量簡潔的3000字篇幅，寫成了“70年中國財政學科發展的回顧與展望”一文，得到網微平臺“思想中國”欄目的重視與推介（後來英文版發表於SSR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tudies）。自認為該文盡可能恰當地評述了中國學者對於財政學科建設的貢獻，現特作為代跋，置於本修訂本之末，供讀者參閱。
我認同、推崇的學術人生哲理，是理論密切聯繫實際，讀萬卷書、行萬裡路、作萬番思，生命不息、求索不止，以綿薄之力服務於人類社會文明進步。願以此作為修訂再版此書時的自我心跡表白。
謹此向商務印書館各位領導、責任編輯和相關工作人員致謝！並向學術理論界同行和廣大讀者致意，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批評指正。

歷史上雖然決不排除統治階級橫征暴斂超出剩餘產品範圍而涉及必要產品的情況，社會主義國家財政還曾一度把國營企業的折舊基金也納入財政收支管理範圍，但從財政產生和存在所必需的經濟性前提來說，也是從財政運行中主要的、經常性的財源覆蓋範圍來說，財政主要是對於部分剩餘產品的集中性分配——有了剩餘產品及其量的增長，纔具有了財政存在的經濟性前提。與此同時，財政的產生與存在還有其政治性的前提：存在社會性的權力中心。當然，經濟發展是政治發展的本源，歸根結蒂是生產力水平和經濟基礎決定了人類公眾事務管理和政治活動的形態，是剩餘產品的出現決定和推動了社會性權力中心的產生、發展及其對於可分配剩餘產品的集中性理財活動。因此，財政的經濟前提是性的，政治前提是第二性的。同時還要看到，雖然在財政分配中，實際可作集中性分配的社會產品主要出自剩餘產品的一部分，但這樣的“一部分”卻是從社會總產品這個“總體”中劃分和“扣除”出來的，即集中性財政分配的對像，首先是通盤的，然後纔落實到具體的局部之上。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財政分配主體對“一部分”的集中分配，存在於其對社會全局分配做出的“總攬”背景之中。同時，財政分配主體還會對集中性分配之外的其他分配做出某些規範和制約，並且越是接近現代，這一點越為明顯，覆蓋面越廣越完整——這也可以歸結為在分配全局上的總攬：財政對於“公共資源”的配置，必然內在於和牽動、影響、調節整個社會經濟資源的配置，相對規範、完整的財政分配活動，已具有“全域國家治理”的功能、作用、特征。
現代國家財政，是國家政權作為分配主體總攬全局情況下，對代表社會總產品和國民收入中以剩餘產品為主的某個份額的部分貨幣資金，加以集中性的籌措和使用，具體表現為國家財政收支及相應的管理活動。歷史上曾經廣泛使用過的非價值形式的政府理財，包括實物形式和勞役形式等，在近代、現代已基本上排除（說“基本上”便不是全部。比如，直到20世紀80年代前期，我國的農業稅還采取“公糧”這種實物形式）。通觀全過程，財政現像的發展演變中，價值形式逐漸居於主導並取代非價值形式，故不論價值形式還是非價值形式，都不單獨構成古今中外財政現像的共性。
國家財政收支活動是以國家政權為主體的財政運作手段，它當然要反映國家活動的方向和意圖，為國家實現其職能服務，或日：為掌握國家政權的統治階級的需要服務。但是，不能否認，它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會全體成員（各個階級）的共同需要，明顯的例子如防治自然災害、保護環境等。“共同需要”之所以在這裡必定占有某種地位，從客觀方面而言，反映著社會再生產基本條件（人類在自然界中的生存等）的必然要求；從主觀方面而言，則反映著統治階級對人類社會共同生存環境及其制約的認同（西方財政理論關於“公共產品”的特性——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費的非排他性與受益的非競爭性,很有助於我們從技術層面上分析說明此類共同需要的形態及滿足它的手段。同時這也說明，“公共產品”概念的適用範圍以“共同需要”為限；在資產階級革命之後，乃至社會主義的演進過程中，合乎“歷史與邏輯”的表現，是財政“公共職能”在趨於比重擴大，“公共財政”有從形式到實質的進展）；第二反映著統治階級需要向被統治階級需要做出的一定程度的妥協或二者某種方式的結合（前邊提及的我國歷史上封建王朝曾實行過的“輕徭薄賦”，資本主義財政中調節收入懸殊的再分配、轉移支付、社會保障等，都是這方面的例子）。因此，自告別無階級社會原始財政中“共同需要”的性之後，財政收支活動既要滿足“統治階級需要”，又要滿足“共同需要”，便成為通例。但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和不同情況下，兩方面的具體搭配卻可以各不相同：隨不同條件下階級對抗因素的消長，“共同需要”所占份額也會相應有所增減。總地說來，階級社會各形態中決定“共同需要”的客觀因素始終如一，但隨人類文明的發展及統治階級“教化”（理性化）水平的提高，決定“共同需要”的主觀因素會逐漸變得強一些。尤其在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之後，情況更有重大的變化：在從社會主義社會至未來無階級社會的過渡中，“共同需要”將在總體上呈明顯增長之勢——原則地說，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國家的需要，代表著廣大人民群眾的長遠、根本性需要，“統治階級需要”將在國家消亡過程中越來越多地融合於社會成員的“共同需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