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伊麗莎白·布迪·熊彼特）

卡爾·馬克思（1818-18833）

馬力·愛斯普利·裡昂·瓦爾拉（1834—1910）

卡爾·門格爾（1840—1921）

艾爾弗雷德·馬歇爾（1842—1924）

維爾弗來多·帕累托（1848—1923）

歐根·方·龐巴維克（1851—1914）

弗蘭克·威廉·陶西格（1859—1940）

歐文·費希爾（1867—1947）

韋斯利·克萊爾·米契爾（1874—1948）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1883—1946）

附錄

喬治·弗雷德裡克·克納普（1842—1926）

弗雷德裡克·方·維塞爾（1851—1926）

拉地斯勞斯·方·鮑爾特凱維茲（1868—1931）

人名對照表

熊彼特（1883-1950）是當代著名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資本主義制度熱心的辯護士。
他早年執教於奧國維也納大學。次世界大戰以後，為了支撐垂危的奧國反動政權，曾直接參加統治集團，一度出任奧國財政部部長及銀行總經理。1927年到德國波恩大學擔任教授，1932年又投靠美國，在哈佛大學擔任教授，一直到他逝世前幾年。
他為宣揚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寫過不少著作，主要有《理論經濟學的本質與內容》（1908年）、《經濟發展理論》（1912年）、《經濟理論與方法史上的階段》（1924年）、《商業循環》（1939年）、《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1942年）、《經濟分析史》和本書（後兩本書是在他逝世的那年由他的親友整理出版的）。在這些著作中，熊彼特在“純粹經濟學”、“純粹理論分析”等詞句的偽裝下，竭力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
在這本書裡，熊彼特對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導師馬克思極盡誹謗和歪曲之能事。由於世界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熱烈擁護馬克思主義，熊彼特表面上不得不承認馬克思是偉大的思想家。緊接著他就攻擊馬克思的許多基本原理。他說勞動價值理論隻適用於完全競爭的情況，並須以勞動是的生產要素且都屬於同一類型為條件，實際上是誣蔑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剩餘價值論同資本主義生產交換過程不相符合。他還說什麼工人不是按照成本計算生產出來的，勞動價值論即使適用於其他一切商品，也永遠不能適用於勞動力這一商品，妄圖借此否定剩餘價值的來源和本質，從而否定資本主義剝削關繫。他說馬克思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是錯誤的，因為每個人都是按照他參加生產的功能來合理地參加分配的，如果把“所有權”看作是劃分階級的標準，其合理程度就像把持槍的人界說為士兵一樣；即使把社會集團劃分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在普通情況下這兩個階級的關繫主要是互相合作的關繫，趨於較高工資的動向絕不亞於趨於較高利潤的傾向。顯然，他的這些陳詞濫調，都是妄圖抹殺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和階級對抗關繫，否定馬克思所揭明的資本積累的一般規律，為資本主義制度塗脂抹粉。他極力詆毀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說什麼馬克思關於手工作坊產生封建社會、蒸汽工廠產生資本主義社會的提法是把技術因素的作用誇大到了危險的程度，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制度必然滅亡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必然勝利的科學論斷是“陰謀”。他睜眼不看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不斷取得勝利、社會主義陣營形成與壯大的事實，胡說什麼社會主義“不死鳥”不一定從資本主義覆滅的灰燼中長出來。然而資本主義社會階級對抗關繫是客觀存在的。資本積累的後果，必然一極是資本家所占有的資本和財富的積累，另一極是工人的貧困和愚昧的積累。因此，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尖銳化是必然的。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資本壟斷，成了這種和它一起，並且在它下面繁花盛開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會被炸開。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響起來了。剝奪者被剝奪了。”（《資本論》卷）20世紀的歷史和現狀，完全證實了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前途的科學預見。熊彼特故意顛倒是非黑白，猖狂攻擊馬克思主義，這當然是枉費心機的。
對於書中提到的代表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各個流派的12個學者，熊彼特完全換了一副腔調：一味地吹捧、標榜。他把瓦爾拉說成是偉大的經濟學家，說什麼瓦爾拉在經濟學史上次有效地采用了所謂“經濟數量之間互相依存的純粹邏輯”。他把門格爾的“成就”和哥白尼的成就相比擬，說什麼門格爾的價值理論是能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相抗衡的理論。他宣揚馬歇爾和陶西格的局部均衡分析是有用的工具。他對帕累托、龐巴維克和費希爾更是大加捧場，說什麼帕累托的“成就”超過瓦爾拉；龐巴維克的“造詣”比門格爾更卓越，其理論貢獻屬於全人類；費希爾解決了邊際效用的計量問題，並且在龐巴維克的“成就”的基礎上發展了利息理論。為了在資產階級統治集團面前爭寵，熊彼特對凱恩斯的經濟理論有所指責（當然是屬於資產階級理論內部的爭吵），但他還是從根本上加以肯定並為之辯解，他說：故意的批評，即使在個別的假定或主張的抨擊上成功了，仍然無損於凱恩斯學說的整個結構。

《熊彼特文集（第3卷）：從馬克思到凱恩斯十大經濟學家》：
按照這個例證所涉及的範圍來說，它是正確的。今天，更精細的一些方法支持它的結論到這樣一種程度，它們既承認這個例證所要確立的可能性，同時也承認相反的可能性。這些方法超過了李嘉圖例證的範圍，它們陳述了決定究竟是這種還是那種結果將會發生的各種表面條件。純粹理論所能做到的一切當然不外乎此。為了預測實際的結果就必須有進一步的資料。但就我們的目的而論，李嘉圖的例證表現出另一個有趣的特征。他考慮擁有一定數量資本和雇用一定數目工人的一個企業，它決定采取機械化步驟。於是它給予一部分工人以建造機器的任務。當機器建成之後，它就可能將修建機器的那些工人的一部分解雇。利潤可能終仍然不變（在通過競爭的調整消除了任何暫時的利得之後），而總收入將要減少的數量恰好等於從前支付給那些現在被“釋放”了的工人的工資數量。馬克思關於不變資本代替可變（工資）資本的觀念幾乎是這種說明問題方式的精密的復制品。李嘉圖之強調由此而來的人口過剩，也酷肖馬克思之強調剩餘人口。馬克思常常用“人口剩餘”這一名詞作為“產業後備軍”的替換物。李嘉圖的學說被他囫圇吞棗地接受了。
但是，在李嘉圖所想像的有限的目的範圍內可以通得過的東西，一旦我們考慮到馬克思在這一薄弱基礎上所建立的上層建築時，就變成十分不確當了——實際上是，另一個不合理的推論的來源，這時沒有由於關於後結果的正確見解而得到補救。他自己似乎也有一些這樣的感覺。因為他拼命地抓牢了他的老師的有條件的悲觀結論，就好像後者的突出的例證是可能的情況，同時，他甚至更拼命地攻擊那些發展了李嘉圖在補償方面的暗示的含義的作家們。這種暗示是：即使采用機器的直接影響會帶來損害，可是機器時代對於勞動總會有好處。（補償理論對於所有馬克思主義者是挺討厭的東西。）
他有各種理由采取這種辦法。因為他迫切需要給他的後備軍理論找一個堅固的基礎；除了一些次要的目的之外，這種理論是為兩種基本的重要目的服務的。，我們看到，由於他挺討厭利用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這事情本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放棄了我所說的他的剝削理論的一個主要支柱。這一支柱被一個由於經常重新產生而經常存在的後備軍所代替。第二，在某種意義上說，《資本論》卷第32章（原文如此，中譯本是第24章。——譯者注）裡的著名的詞句，不僅是這一卷的結論，也是馬克思全部作品的結論。為了引申這些詞句，他所采用的關於機械化過程的特別狹義的看法是至關主要的。為了讓我的讀者看一下能很好地說明馬克思對某些方面熱衷而對另一些方面輕蔑的態度，我將把它們全部摘引出來——比眼前討論的問題所要求的更全面。不管它們究竟是一些並非如此的事物的合成品還是預言的真理的中心，原文是這樣：
“和這種集中或多數資本家為少數資本家剝奪的現像聯繫在一起，……一切民族在世界市場網中形成了密切聯繫，從而，資本主義制度的國際性質跟著發展起來。把這個轉化過程所有的利益橫加掠奪，並實行壟斷的資本大王的人數在不斷減少，窮乏、壓迫、奴役、退步、剝奪的總量則跟著增加；但是，人數不斷增長，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機構自身所訓練、所聯合、所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憤激反抗也跟著增長。資本壟斷，成了這種和它在一起，並且在它下面繁花盛開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會被炸開。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響起來了。剝奪者被剝奪了。”（《資本論》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841-842頁。一一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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