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我國的外國農業史研究受到過去的理論家一些觀念的束縛。這包括資本主義時代農業經濟在發展規律上和工業經濟相同的論點；自由資本主義發展造成的社會結構“兩極分化”模式和19世紀小農消失的論點；租佃農場制屬於資本主義農業制度的觀念；等等。上述觀點的中心問題，就是把近代農業經濟運行的規律與資本主義工業經濟運行的規律等同起來，否認資本主義時期農業經濟的結構在資本主義經濟結構之外還存在著非資本主義和半資本主義的結構。社會形態發展單線說和一種社會形態內部化的認識，也阻礙我們對農業經濟形態的歷史做深入研究。今天我們需要從歷史經濟組織的資料出發，從歷史結構和組織形態理論兩個方面來完善對資本主義時期農業經濟形態的理論認識。
農業經濟部類是一個在歷史上長期存在的傳統的經濟部類。農業經濟部類是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起源和發展起來的，農業經濟部類比工業經濟部類和商業經濟部類復雜得多。達尼爾·索恩說：“農業經濟過去一直是而且現在仍然是人類社會一種廣泛存在的組織形式。”“由於農民經濟在歷史上持續存在，農民經濟恐怕有權利值得按其自身的術語充分地加以研究。” “在本質上可以把農民經濟定義為一種有別於諸如奴隸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等其他的歷史制度的生產制度。”
農業在人類經濟生活中起過重要的作用。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農業部門的人口占到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三，在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的過程中，農業人口仍占人口的大部分。它創造了一半以上的國民收入，它一度是整個經濟的決定性的部門。隨著商業的發展尤其是工業革命的開展，農業不再是主要的創造社會財富的經濟部類。
農業的復雜性在於它極大地受歷史因素和自然條件影響。，在歐洲，農業生產是古代到中世紀社會經濟的基石，由法律規定的身份制度長期存在，土地的等級占有制度也長期存在。在農業關繫中，除了地租剝削外，還存在著農奴和農民對地主的部分人身依附關繫。土地經濟關的。第二，農業是一種在相當大程度上依賴於自然條件的生產類型，而這種依賴性並未因為工業化的展開和技術革命的發生而完全消失。
農業經濟不同於工業經濟和商業經濟的主要特征在於，農業經濟的一個關鍵的生產要素—土地，具有不可創造性、不可復制性和地理上不可移動性。農作物的生長期是由物種的生物屬性決定的，它對生長條件的要求也屬於自然規定性。農業經濟具有自然經濟的屬性。
農業部類從其產生的歷史時間來說，它起源於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關繫形成以前。它初是個體農民利用有限的技術條件開展的。個體勞動是農業初的形式，維生是農業生產基本的目的。隨後農業生產關繫中出現了強加的人身依附關繫，到資本主義時代人身依附關繫終消失。隨著人口的增長、生產的商品化，農業生產的規模擴大了，農業中的生產關繫開始具有多樣性，但農業經濟部類的結構中，粗陋的自然經濟的組分並未完全消失。在經濟不發達的第三世界國家，農業仍然保持著維生經濟特點。這是由一些地區農業發展水平低下，農民收入不高，農業采取了技術含量不高的生產方式決定的。人力和科學技術的發展不可能實現農業生產方式的統一性。到了發達資本主義時代和全球化時代，農業將長期保持集約生產方式和個體經營方式並存、自然經濟和現代科學嫁接於其上的並存狀況。當然，在這一過程中，各種結構組分的比例將發生重大改變。
本書用的“農業經濟組織”概念，不是指狹義的農民生產組織，而是指廣義的農業經濟制度。它包含了以土地關繫為中心的生產關繫、農民人身狀況和各種具體的農業生產組織形式。它包括了農業的生產關繫的多種內容。
本書論及的“資本主義時代”在歷史上指的是兩個時期，即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時期和直到20世紀末的資本主義時期。在個時期，即中世紀後期到工業革命的時期，歐洲經歷了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社會結構和農業經濟形態發生著重大的範式演變。即便到了第二個時期，即成熟的資本主義時期，農業經濟的構成並非與工業資本主義發展同步，農業經濟部類的結構組分也絕非單一。
國內外學界在研究19世紀歐洲農業史時有一種流行的看法，農業的資本主義化是近代前後歐美農業的常態，一些國家非資本主義農業經濟成分的存在是不正常的狀態，是經濟發展的失敗。事實恰恰相反。農業作為一個傳統的經濟部類是從古代、中世紀社會發展過來的，農業本來具有自然經濟屬性，農業發展受到種種自然障礙的制約，使得農業發展緩慢曲折。非資本主義和半資本主義結構成分的存在是資本主義時期農業經濟發展一個時期的常態，而資本主義農業隻是在發達國家農業中較為突出。如本書在以後的章節中介紹的，即便在以農業資本主義著稱的美國，在19世紀後期中西部土地經營面積有相當數量仍然采取了租佃農場的形式，完全靠雇傭勞動力來生產的嚴格意義上的資本主義農場數量不過占農場總數的一半左右。在近代和現代時期，隨著農業生產中資本主義成分和集中化的發展，小農的確在衰落，但是小農並沒有衰落到銷聲匿跡的地步。直到20世紀，歐洲各國仍然存在著一定數量的小農，盡管它們在數量和比例上沒有在第三世界國家的比例那樣大。
農業部類經濟發展一個突出的特點是，農業的發展受到自然條件的限制（如地理地貌條件、土地肥力、水源、氣候、季節、生長期等作物品種屬性的制約、農業產量制約），這是致使資本主義時代歐洲農業經濟組織性質上不同於資本主義性質的工業組織的一個原因。因此，農業史研究的方法從總體上說不僅應當采取經濟的研究方法，而且應當納入政治的、法律的、自然地理學的研究方法。農業史研究應當是多視角的和全方位的。
在土地產權問題上，道格拉斯·諾斯和羅伯特·托馬斯認為英國在17世紀就確立了財產私有權，產權是資本主義經濟形態的主要標志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前提。這兩位學者把產權問題化了。現在看來，的土地所有權在歐洲隻是在少數國家（如法國等）存在。而在多數國家和地區，土地產權的構成極為復雜，廣泛存在著擁有不完全土地所有權和部分產權的土地持有者。這個時期歐洲並非所有生產單位都是擁有土地所有權的單位，除了擁有土地所有權的業主外，還有相當數量的農民農場主靠租地經營。並非所有大地產都采用了使用雇傭勞動的資本主義大農場形式。大地產常常分級出租，租佃制農場大量存在，家庭農場也持續存在。租佃制仍然是農業經濟組織的重要形式，存在著復雜的租佃制度。本書將對租佃制中不同的地租形式（貨幣地租、實物地租和分成制）；農場制度的各種類型，如租佃制農場、使用雇傭勞動力的資本主義大農場、家庭自耕農場和農業合作社中的生產關繫；各國雇傭勞動關繫在農業中的規模和比例等問題展開研究。由於有了各國統計資料和20世紀中期以後聯合國國際糧農組織的統計資料，對各種農業經營單位的規模和數量，包括小農家庭經濟在各國農業中存在的數量和比例現在已經有計量研究的可能了。
租佃制是一種歷史的經濟範疇和傳統的土地經營方式。它在中國和歐洲的古代、中世紀和近現代各個歷史時期都存在過。在一些國家（如英國）近代大租地經營過程中，常常實行了分層轉租，而不是主要采取雇傭勞動制。在西歐乃至整個歐洲的農業中，租佃制和農場制仍屬較普遍采取的農業經營形式。農場中則有大農場、中等農場和小農場之分，存在一定數量的家庭農場和面積稍大的農場。面積50英畝上下的家庭農場的耕作以家庭勞動力為主，此外輔之以使用半個雇傭勞動力或一兩個雇傭勞動力。在租佃制中，又分別采取了勞役地租、實物分成制和貨幣地租等地租形式。關於地租的形式，過去的史學家通常將貨幣地租看作近代先進的地租形式，而把實物地租視為落後的地租形式。如果我們去考察一下20世紀一些國家的農業經營方式，可以發現實物地租仍然較為普遍地存在。它作為一種較為便捷的地租形式，甚至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佃戶和地主那裡還頗受歡迎。
小農消失問題是農業經濟組織中需要重新研究的問題。英國小農消失是19世紀馬克思提出的命題。然而，在農業革命過程中，不僅在其他歐洲大國，就是在19世紀英國，小農和小家庭租佃農場主都沒有完全消失。到20世紀上半葉，小農人數在歐美國家盡管有下降的趨勢，在各國人口中比例不大，但仍占有一定的比例。而在發展中國家，小農則占較大的比例。恰亞諾夫學派和歐美各種農民學理論對農民的家庭經濟進行了研究。
從長期的歷史來看，農業經濟形態是以一種松散的方式與資本主義經濟對接。資本主義時代農業經濟組織的相當大的部分是非資本主義性質的和半資本主義性質的，這部分是作為一種異質的或依附的成分參加到資本主義國民經濟體繫中來。
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的發展不是沒有任何條件的。資本主義和農業的結合至今仍然存在著一定的不相容。18世紀後期到19世紀的工業革命在使工業充分地工業化的同時，並沒有使許多農業領域充分地工業化。近現代農業也有它無法超越的自然障礙。在當今高度工業化的社會中，農業沒有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同化，在農業中工資勞動與非工資勞動共存。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個矛盾的現像是，它在資本主義生產力蓬勃發展的同時，仍然持續地以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生產它重要的、必需的農業產品。當農業和資本無法超越其發展的障礙時，這些領域就留給了小商品生產者或者其他非工資勞動生產形式。現代農業發展還是相當需要現代殘存的、獲得復興的非工資勞動形式。它在資本家無法使自然從屬他們時起作用。
在當代研究農業發展的社會學理論中，對農業中資本主義發展現狀有不同的估計和解釋，一些宏觀研究傾向的學者認為，非工資形式的勞動關繫隨著資本主義的擴張和它對農村的控制加強注定要消失，目前隻是在延緩這種消失。相反，具有微觀傾向的學者則把注意力集中於農業內部的非工資勞動關繫，認為這種關繫提供了抵制資本主義穿透的手段。非工資勞動關繫的存在有其內在原因和邏輯，它們能成功地與資本主義農業企業展開競爭，並且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繫占統治地位的世界中，保持相對獨立的地位。
農業經濟史研究的一個困難是可憑借的歷史理論資源十分貧乏。農業政治經濟學在古典資產階級經濟學以前有一些很有價值的成果，而那以後就幾乎中斷了。恩格斯在研究方法論上提出，一種政治經濟學無法解決所有的歷史經濟形態的分析。他寫道：“人們在生產和交換時所處的條件，各個國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個國家裡，各個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經濟學不可能對一切國家和一切歷史時代都是一樣的。”“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它所涉及的是歷史性的即經常變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產和交換的每一個發展階段的特殊規律，而且隻有在完成這種研究以後，它纔能確立為數不多的、適合於一切生產和交換的、普遍的規律。” 恩格斯在這裡要求我們注意經濟關繫的復雜性，在試圖對各個國家和地區經濟關繫的差別作概括時，尤其要注意到各地發展的特殊性和差別性。波蘭經濟學家庫拉呼應了恩格斯的看法，他指出，“每個時代有其特別的經濟法則”，“為了研究一種不同的現實，有必要使用不同的研究工具”。英國當代經濟史學家約翰•希克斯也指出，歷史理論“它必須適用於按那種方法表述出來的歷史。這種歷史決不是整個歷史”。
考茨基在19世紀末就馬克思的農業理論評論道：“在現有的文獻中我不曾見有一本從現代社會主義立場來研究這個問題的巨著。自然，社會民主黨的先進理論家都是從事於工業發展的研究的。我們在恩格斯的著作中，尤其在馬克思的著作中，雖然可以找到關於農業問題的許多有價值的意見，但大都為一些偶爾的筆記及短篇論文。《資本論》第三卷中地租篇可以說是例外，但是它仍然是未完成的。馬克思還沒有完成他的全部著作就逝世了。”“即使馬克思完成了他全部著作，他還是沒有解決在現時使我們發生興趣的一切問題。照他的工作計劃，他隻是研究資本主義的農村經濟；現時我們主要是注意資本主義社會內資本主義前期及非資本主義的農業形態的作用。”我國目前對外國農史的研究和認識狀況和一百多年前那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所評述的情況相差無幾。
在農業史研究中，理論演繹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真正可靠的方法是“回過頭去”，重新研究從中世紀後期以來的農業經濟史的實際情況，從中找出農業和土地史發展的線索和經濟關繫，以形成結論。
我在2005年出版的《英國土地制度史》中曾提出一種假定：“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民經濟有著它自身的結構組成。一個獨立支撐的國家各經濟部類之間及各部類內部都有著特定的布局。在基本不依靠外來農產品的國家裡，農業在國民經濟中都占有一定的位置，它負責供給城市和工業人口以必需的農產品。農業經濟部類的生產面對的是幾乎千古不變的土地和草場，而農業所進行的又是極其復雜的傳統性的生產活動，不是所有的地區都適合於集約化生產。在地少人多人口過密的農業區，常常靠人力進行精耕細作，農業生產常常采取了小規模的形式。由於自然地貌的原因，總有一些地區的農業生產無法采取機器生產。在農業中，為家庭維生而進行的園圃式生產，為地方市場服務的生產和為大城市和首都以及國外進行的農業生產並存，機械化生產與人力勞作並存。所以，就生產關繫和生產方式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例來看，農業更顯現為異質性結構，它在國民經濟中是有異於工業的部類的。”
這一結論的提出，在當時固然有英國農業史研究的依據，但在更大程度上帶有某種假定和推斷的性質。我在以後的十年間，在轉而研究其他題目的過程中，思緒無意中一再回到對農業史的上述判斷上來，無法擺脫。它終促使我去撿拾和瀏覽英國以外一些國家的農史個案，思索農業經濟史發展的一般特點，同時對社會形態理論作些思考。本書寫作采用的方法仍然是歷史學的和政治經濟學的。疏漏和不當之處望得到學界批評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