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這篇導讀由整理者撰寫,目的在於交代一下《財政學史》這本書的主要內容及其價值。)
劉守剛
作為“西方財政思想史”課程的專業教師,我在整理這部《財政學史》時的心情是復雜的。一是驚喜,驚喜於我們的前輩在近一百年前就以開放的心態學習西方財政思想史著作,而這樣的著作在思想史料的整理、框架的安排、主題的提煉等方面,也已達到相當高的水準;二是慚愧,慚愧作為後輩的我們幾無進步,似乎這麼多年來西方財政思想史的教學與研究凝固在時間中了,在著作出版、研究深化方面,並未有什麼進展,甚至從業者都沒有幾個。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別的難以言明的情緒堵在我的心頭。
在中華國家史上有兩次大的國家轉型期,一次是春秋戰國時代從城邦轉向帝國,二是從1840年開始的從帝國向現代國家的轉型。轉向一種新型國家,擺脫亡國滅種的命運,這樣的歷史使命感始終令後一次國家轉型時期知識分子的心靈焦灼著。向現代國家的轉型,早完成於西方;成為現代國家的效果,展現在近鄰日本。於是,經由日本向西方學習,是那一代知識分子普遍的選擇。
財政思想方面也是如此。自清末開始,中國引進西方財政思想的一個重要路徑就是翻譯日本財政學者的理論著作,這樣的翻譯對當時中國財政思想的發展和財政制度的建設發揮了非常關鍵的作用。到了民國時期,雖然政治動蕩,但“這一時期中國財政理論卻迎來了它輝煌燦爛的發展期,達到了中國近代以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鄒進文著:《民國財政思想史》,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9頁。,其中一個原因是大量翻譯了日本財政學者的著作,而日本財政學者主要借鋻的又是德國財政理論,那時德國的財政學者在西方財政學研究方面居於前列,達到了極高的水平。現在獻給讀者的這本《財政學史》,正是如此。
《財政學史》的作者是阿部賢一(Kenichi Abe, 1890年8月28日—1983年7月26日),是日本的著名經濟學家和記者,也是早稻田大學的第八任校長。他出生於日本德島縣板野郡大山村的大字上屋村(今神田町),1903年至1908年在同志社師範學校學習,離開同志社後,進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繫。1912年,他以名的成績畢業於早稻田大學,同年,成為同志社的講師。從1916年起,阿部賢一在美國留學兩年。1922年,他回到早稻田大學,在政治經濟學繫任教,直到1935年。
在從事學術的同時,阿部賢一也是一名活躍的記者。他曾在嶽父經營的《國民新聞報》擔當記者,後來歷任《東京日報》的社論作者、總編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他一度被禁止擔任公職。在解禁之後,他回到早稻田大學。1951年至1961年,阿部賢一先後擔任講師、常務理事、評議員會會長。1966年5月,他又回到早稻田大學擔任代理總長(校長),並於同年9月成為總長。 1971年4月,他被授予一級瑞寶勛章。1983年,阿部賢一因年老去世。
阿部賢一的主要著作有《財政學》(明善社1924年出版)、《經濟學原論》(明善社1925年出版)、《租稅的理念及其分配原理》(早稻田大學出版社1926年出版)、《非常時期財政讀本》(中央公論社1934年出版)。中國學者對阿部賢一著作的關注也很多,1930年華通書局出版了由王長公翻譯的《財政政策論》,1931年大江書鋪出版由施復亮翻譯的《新財政學》。我們這本《財政學史》由鄒敬芳翻譯,初版於1930年,1936年被列為社會科學名著叢刊之一,由商務印書館再版發行。
《財政學史》的譯者鄒敬芳(1885年—?),字蘭甫,湖南臨澧人。他早年先後畢業於湖南高等工業學校、日本早稻田大學。返國後,曾任湘西靖國軍總司令部秘書長、廣州軍政府軍政部秘書、國民政府法制委員會委員、國民黨湖南省黨部指導委員等,並曾任教於國立中山大學等高校。抗日戰爭期間曾加入汪偽政權。在民國時期,鄒敬芳翻譯過多部經濟學與政治學著作。除了這本《財政學史》之外,目前可以查找到他翻譯的書目名錄有: 美農部達吉的《議會制度論》、小林丑三郎的《各國財政史》。此外,在互聯網上還可以查找到標注他名字的著作或譯著,如《經濟學原理》《財政學概要》《勞動總同盟研究》《西洋經濟思想史》《政治學概論》《政治學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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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今天的術語來形容,阿部賢一的《財政學史》是一部學說史或者說思想史。面對這樣的著作,首先要做的就是尋找一個適當的框架來梳理相關的財政思想史料,揭示其中包含的脈絡,並能從中概括出有益於今天行動的結論。一般而言,思想史特別是思想史教科書的寫作,常用的是時空框架,即首先劃分時間階段,然後在每一個階段再按地域(國別)來書寫重要人物的主要思想。這樣的寫法,正如葛兆光所言,好處是脈絡十分清晰,安排框架結構容易,而且可以便當地總結出各種知識要點供讀者歸納和記憶葛兆光著:《中國思想史導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頁。,作者也不必費力去理清各家各派思想的內在邏輯關繫。但這樣的寫法,不利於讀者掌握思想史發展中的真正脈絡,看不出思想有機成長的過程,特別是無法知道昨天的思想跟我們今天的行動有何關繫。這樣一種以國別和編年為特征的學說史寫法,也遭到阿部賢一的反對;在“緒論”中他交代,自己是從社會經濟組織的原理出發來探討財政學發展的。
不過,在我看來,阿部賢一的《財政學史》在框架安排上實際上是一部以德國為中心的思想考察史,即先設定自己為主體,然後再考察周邊財政思想發展。這樣一種思想史的寫法,有可能是作者無意識地受德國財政學著作影響的結果,也可能是他思考日本國家發展而帶來的有意識的框架安排。正因如此,對於今天基於中國自身主體、根據中國國家發展需要而廣求知識於宇內的中國學者而言,這樣的框架安排與思想概括仍有積極的參考意義。
在《財政學史》中,阿部賢一先用一章“緒論”簡短地交代自己的方法論與著作寫法,然後以德國為中心,在視野所及的財政思想範圍內,依托以下框架來書寫財政學說的歷史。
是德國自身的濃厚國家主義色彩的財政學傳統,體現在章的內容中。直至18世紀,相對於英法,德國仍處於落後的國家發展狀況,國家尚未統一。此時,德意志諸邦君權的自由度比較高,大學及知識界活躍,由此產生了以富國強兵為目標、以幫助君主積極利用領地資源(土地、森林、礦產)為手段的官房學派。這樣的官房學派提倡開發資源、推進經濟建設,注重歷史傳統及現行制度,從而為德國財政學在一開始就奠定了國家積極行動主義的色彩,以及在學理上對歷史主義與制度主義的高度重視。這一切影響到19世紀財政學的發展,以及在這個世紀德國工業建設和社會政策探索。
第二是德國財政學積極對話的英國財政學,體現在第二章的內容中。在世界上英國是率先完成現代國家建設的,英國相對弱勢的國家以及以亞當·斯密為代表所總結的財政學,在思想上鮮明的色彩是個人自由主義。在個人自由主義基礎上,面對英國國家建設中的問題,斯密、李嘉圖、穆勒、馬歇爾等人運用經濟學分析工具,討論收入、支出、公債等方案。19世紀德國國家的發展和德國財政學的研究,始終籠罩在英國國家與英國財政學陰影下。對於德國財政學而言,是否采納英國財政學的分析方法和結論、采納多少、如果不采納是是什麼原因等等,始終是需要回答的問題。
第三是基於傳統和外來影響而產生的德國現行財政學,體現在第三章社會政策的財政理論上。這裡的社會政策直接翻譯自德語,用今天的學術語言來說,大致指的就是福利國家政策。就是說,面對德國當時的問題,以阿道夫·瓦格納、斯坦因、謝夫勒為代表的財政學家,發展出高度理論化和現實可能性的財政政策體繫。這樣的體繫既影響到當時的德國國家建設,又影響到後來的日本乃至今天的世界。阿部賢一特別強調瓦格納的賦稅理論除了要完成財政收入的目的外,更要積極承擔起社會政策的職能(調節生產甚至實行部分產業國有化、干預收入分配、實行積極的社會政策促進社會利益實現等)。
第四是同屬於德語區但又有鮮明區別的奧地利學者的財政學,體現在第四章的內容中。奧地利和後來統一的德國,雖然都說德語,而且在國家構建過程中曾一度設想過聯合,但二者的財政學還是有鮮明的差別。奧地利學者更多采用了高度抽像的經濟學分析和邏輯學方法來討論財政問題,而在濃厚的歷史主義與制度主義熏染下的德國學者,一直在與奧地利學者爭論,同時也受到他們的影響。阿部賢一主要介紹了薩克斯和維塞爾兩人在賦稅的目的、限度、國家與民眾的財政平衡、國家經濟的價值等方面的觀點。
第五是跳出財政來看社會發展與財政的關繫,即第五章對財政社會學的討論。阿部賢一再一次以德國的近鄰奧地利學者(葛德雪)的著作為例,從社會理論視角詳細探討財政的本質、社會變遷與財政發展、公債的意義、財政改革與社會問題、把財產還給國家等一繫列對於財政而言至關重要的問題。
第六是對未來財政發展的展望,即第六章闡明的那個時代大多數學者相信將要來臨的社會主義財政。在這一部分,阿部賢一討論了作為社會主義財政理論基礎的馬克思主義學說,以及卡欽斯基基於蘇聯財政實踐而闡發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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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學史》這部作品,除了作為思想史或學科史的史料價值外,還有哪些內容值得我們今天的財政學者關注呢?
我個人認為,至少以下幾點:
1. 對於財政學獨立學科的強調。在《財政學史》開篇“緒論”中,作者就探討了財政學作為獨立學問興起不久的史實。的確,古今討論財政問題的優秀學者為數不少,但在《財政學史》出版時,將財政從經濟學的附屬品或者政治學和倫理學的一部分分離出來的時間並不長。按阿部賢一的說法,是因為“人類的知識,已能打破迷妄的暗霧,對於事實的把握已經開了認識之眼”,而“財政意見能夠認識為學,是一定要將財政現像用一定方法而統一整理”。在此過程中,固然有德國官房學派、法國重農學派、英國亞當·斯密等人的努力,但真正可作為財政學獨立學科完成標志的,應該是學者們推出了一批以《財政學》為名的著作,如德國學者阿道夫·瓦格納的《財政學》(1877)和英國學者巴斯塔布爾的《財政學》(1892)。阿部賢一反對將財政學當作技術學,也反對僅將財政學視為行政附屬或者說官府御用,而認為“財政是以權力團體的經濟統制為其所特有的研究對像”,具有特有研究對像的財政學“要求科學的認識”,要“將財政學的認識放在社會經濟的一般原理上面”。對財政學獨立學科的這一強調,仍對今天中國財政學有意義。
2. 結合德國國家發展進程而闡述的官房學派思想。對於浸透英美財政學理念的中國學者而言,“官房學派”財政思想既熟悉又陌生。說熟悉,是因為這個名稱經常作為英美財政學者批評的對像,甚至有人將其與德國國家發展中的專制主義色彩相聯繫;說陌生,是因為這個學派到底有哪些思想,它對19世紀後半葉德國財政學黃金時代有什麼樣的影響,它在德國國家發展中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對今天的財政學發展有什麼意義,對所有這些問題的答案其實我們並不清楚。美國當代財政學家理查德·瓦格納稱官房主義為發展新財政學的沃土,並特別肯定它在社會經濟秩序中,將國家作為一個參與者並以此分析財政行為。吸收這樣的思想並嘗試建構的財政學,瓦格納稱為“後官房主義財政學”,認為它“肯定不是經濟理論的恰當子集”,而是一個貫穿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行政管理學、法學等領域的真正的多學科研究Wagner, R. E., 2012, “The Cameralists: Fertile Sources for a New Science of Public Finance”,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對中國學者而言,官房學派不同於英國學者視國家為非生產性的“必要的惡”,它強調國家的生產性,運用國家工具來發展經濟、提供福利進而實現國家趕超,尤能激發同感。
3. 對葛德雪財政思想的探討,尤為讓人驚喜。財政社會學經葛德雪首倡、熊彼特推進,曾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德國與奧地利一度繁榮。可隨著戰爭的爆發和英美財政學占據上風,財政社會學沉寂下去,直到20世紀70年代西方學界纔再次予以復興。在1930年出版的這本《財政學史》中,我們已經可以發現它對葛德雪及其相關財政學理論的長篇論述。要知道,中國學者再次關注葛德雪與財政社會學,已是《財政學史》出版70多年後的事情了。尤其對於經歷了近二百年激蕩政治經濟轉型的中國而言,從財政視角認識這一過程,運用財政手段進一步推進轉型的完成,實乃應有之義。於是重新學習民國學者已經開始關注的這一理論,並進一步將其後續發展包括進來,在此基礎上發展出契合今天中國經濟轉型與政治發展的財政理論,是我們對這本《財政學史》的好紀念。
4. 奧地利學者的財政思想對我們而言,恐怕又是“既熟悉又陌生”。說熟悉,是因為以米塞斯、哈耶克為代表的奧派經濟學的財政觀點,比如反對累進稅制、反對除貧困救濟之外的社會福利計劃等,中國學者早已知曉;說陌生是因為,阿部賢一討論的薩克斯、維塞爾等人的財政思想,國內財政學界很少涉及。薩克斯從人類心理出發探究財政行為,強調不同目的之間的平衡,從價值概念出發為財政學添加倫理規範。維塞爾以價值為核心,探討財政的根本原理,肯定財政活動的目的在於生產力的增進,將國家作為經濟主體而經營經濟,認為這是國家經濟的價值。隻有將薩克斯、維塞爾等人的觀點結合進來,我們纔會對奧地利學者財政思想有一個更加全面的認識。
5. 在英美財政學教材熏染下成長起來的中國財政學界,對英國財政學自然不會陌生。阿部賢一對亞當·斯密、李嘉圖、馬歇爾財政學說的介紹,可以讓我們了解,在凱恩斯財政革命之前,在馬斯格雷夫引歐陸財政思想將美國財政學從描述性和制度性研究轉變為運用經濟學工具研究財政問題之前,英國財政學界所持有的主要觀點以及為後來英美財政學發展所奠定的基礎。
6. 阿部賢一對於馬克思財政稅收思想的探討,至今仍值得中國學者關注。就此領域的研究而言,國內除了鄧子基先生1990年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財政思想研究》外,鮮有專門的研究。阿部賢一詳細論述了馬克思對於所得稅、公債等問題的看法,尤其是其中討論馬克思闡述的“大凡在這個世界上,也沒有什麼比財政還會欺騙的”“一切賦稅都轉嫁,負擔終歸社會下層特別是勞動者負擔”等內容,仍值得今天中國的財政學者重點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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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進文先生在《民國財政思想史》中強調過民國時期財政思想繁榮的原因,一個是因建設適應於市場取向的現代財政體制的現實推動,二是學術自由的局面為學術創新和財政理論的繁榮帶來了自由的環境鄒進文著:《民國財政思想史》,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9至10頁。。
在編輯整理這本《財政學史》的過程中,我個人並沒有將它作為文物來處理,試圖“修舊如舊”,而是嘗試著在盡量保持文本完整的前提下,盡一切可能讓今天的讀者能親近這一文本,開發其中有助於我們今天進行財政學思考的資源。無論是排版格式的變化,還是眾多腳注的使用,無非都是想讓這部90年前的著作中超越時代的內涵,再次發光。
在今天我們再版這部初版於1930年的《財政學史》,一是為了紀念,讓今天的學者知曉當年曾經的財政理論繁榮局面和學術前輩們的努力;二是提供可能,在中國今天重歸市場經濟大潮的前提下,接續曾經的傳統,發展財政思想史學科,為財政學的發展、為治國理財的實踐、為國家制度的進步奠定基礎。原 序〖MZ(1〗原序從“原序”開始,包括“目錄”“緒論”及正文內容,都是原書內容。所有的腳注都由整理者添加。〖MZ)〗
若在縱的、時間的看來,則有財政各學派之歷史的發展的記述;若在橫的、排列的看來,則為這等比較研究;若上下貫通而觀察,則人類社會的事相,支配的權力階級及被支配的下層階級,凡是將自己身邊之文化的內容反省的財政批判,都是應有盡有。古代的智者,在那裡論財政的運用,將現代的文人所得稅底額愚痴這句話很令人費解,在翻譯或印刷時恐有錯漏之處。根據整理者向日本專修大學徐一睿教授請教的結果,此處的“愚痴”兩字在日語中是“抱怨”的意思。所以“將現代的文人所得稅底額愚痴”可能是說“現代的文人在那裡抱怨所得稅”。。特權階級有特權階級的財政批判,民眾有民眾的財政認識,各自站在各自峰巒上而認識,而批判,於是財政學發生。縱覽古今,橫看目前互相競爭的各黨各派各階級,彼此在事實上,沒有什麼差別。再就理路的清濁,論法的精粗,敘述的巧拙說來,關於各學派和繫統方面,是在時間的明了學說發展的痕跡。然而財政學史研究的重心點,則在財政現像認識的態度和方法發展的徑路。而這件事體,卻是見過許多種類。自社會科學的眼光展開以來,將這等互相克制互相競爭的各種財政思想,一覽無餘,指示在這裡蓬勃而興的財政之科學的而且統一的認識的機運,正是本文著者的志向。
因為以指示財政學的各種潮流方向為主,所以將應當論列的學說,學者,無理“無理”,這個詞可能是譯者直接引自日文漢字,大致意思有:“不合理”“難以辦到,勉強”“強制,硬要”等。此處應該是“不合理”之意。刪除的,也不在少數。至議論的無首尾,精粗的不整飭,行文的艱澀,這本是著者所不滿意的。所以將拋磚引玉的事體,希望於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