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本書基於我國特殊的制度背景分析，結合行為金融有關理論，研究信息披露環境、投資者行為對盈餘慣性與價格慣性的影響，以及盈餘慣性與價格慣性之間的關繫，進而分析信息披露環境、投資者行為對市場有效性的影響。
法瑪（1998）認為，盈餘慣性與價格慣性是僅有的兩個對有效市場假說形成真正威脅的、持續的、穩健的市場“異像”。我國資本市場是世界上重要的新興資本市場，我國市場的一些特
征使其成為行為金融學研究的一個獨特案例（張崢和徐信忠，2006）。本書研究將會計學研究與財務學研究結合在了一起，針對我國市場特征從信息披露環境和投資者行為等角度分析研究盈
餘慣性與價格慣性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理論研究的空白，為國際行為金融學領域研究提供了補充證據。本書研究從行為金融的視角研究了盈餘信息、股價歷史信息對未來回報的影響，以
及行為金融學研究會計信息的有用性問題，這相對國內會計學研究具有一定的創新意義。本書基於我國特殊的制度背景分析，結合行為金融有關理論，研究信息披露環境、投資者行為對盈餘慣性與價格慣性的影響，以及盈餘慣性與價格慣性之間的關繫，進而分析信息披露環境、投資者行為對市場有效性的影響。
法瑪（1998）認為，盈餘慣性與價格慣性是僅有的兩個對有效市場假說形成真正威脅的、持續的、穩健的市場“異像”。我國資本市場是世界上重要的新興資本市場，我國市場的一些特
征使其成為行為金融學研究的一個獨特案例（張崢和徐信忠，2006）。本書研究將會計學研究與財務學研究結合在了一起，針對我國市場特征從信息披露環境和投資者行為等角度分析研究盈
餘慣性與價格慣性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理論研究的空白，為國際行為金融學領域研究提供了補充證據。本書研究從行為金融的視角研究了盈餘信息、股價歷史信息對未來回報的影響，以
及行為金融學研究會計信息的有用性問題，這相對國內會計學研究具有一定的創新意義。
本書先從制度層面分析了我國股市信息披露環境與投資者行為。由於現有制度安排排斥高質量會計信息，市場缺乏對高質量信息披露的需求，證券市場外生的制度安排誘發了盈餘管理行為，加之對信息披露操縱的成本很低，故從整體上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質量不高，上市公司洩露信息、配合莊家進行內幕交易的行為普遍存在。以散戶為主的投資者，由於無法辨別信息質量，無法進行準確估價，其理性行為就應當是更相信宏觀經濟政策、對行業相關政策等市場公開信息，而不相信（或不太相信）個股信息。這使得投資者行為表現出諸多非理性的一面。
在制度背景分析基礎上，本書通過修正噪聲交易模型（DSSW模型）來論證在我國的市場環境下，信息披露環境（信息披露質量與信息洩露）與投資者行為（主要是非理性投資者行為）會對
盈餘慣性與價格慣性產生顯著的影響。
關於盈餘慣性的實證研究發現：我國市場與美國等成熟市場的盈餘慣性特征既存在共同點，也存在一定的差異：由於我國市場同樣存在錯誤估計未預期盈餘的自相關結構的問題，故在短窗口整體樣本上表現出慣性特征，未預期盈餘為正的公司在較長窗口也表現出慣性特征。我國市場與成熟市場的差異表現在，未預期盈餘為負的公司未表現出慣性特征。我國市場投資者的一些非理性投資行為顯著地影響了盈餘慣性問題，信息洩露顯著地影響了盈餘慣性，但盈利質量對盈餘慣性問題影響不顯著。
關於價格慣性的實證研究發現：投資者非理性行為對價格慣性產生了顯著的影響，這表現為，高機構集合具有更明顯的慣性特征；β值越高，慣性特征越不明顯；但換手率高低對價格慣性影響不顯著，這是因為投資者的投機行為（表現為交易量的放大）對股價會產生影響，但這種影響可能會相互抵銷。盈利質量對價格慣性影響不明顯，這主要與我國市場投資者無法識別盈利質量有關。信息洩露程度越高，價格慣性特征越強。
關於盈餘慣性與價格慣性關繫的研究發現：盈餘慣性僅能有限地解釋價格慣性策略所產生的超額收益，而價格慣性無法解釋盈餘慣性策略所產生的超額收益。我們的研究部分支持Chordia和Shi—vakumar（2006）提出的“噪聲代理變量”假說，而未支持哈恩等（Chan，1996）“多種信息源”假說。
總體上來說，我國市場盈餘慣性與價格慣性現像均不如美國等成熟市場明顯，但這並不能得出市場有效的結論。這是因為：（1）部分擁有信息優勢的投資者還是可以利用盈餘慣性策略或價格慣性策略去贏得超額回報；（2）市場存在錯誤估計未預期盈餘的自相關結構的問題，市場並不能迅速對盈餘公告做出反應；（3）投資者的非理性行為顯著影響了盈餘慣性與價格慣性。
法瑪（1998）認為，盈餘慣性與價格慣性是僅有的兩個對有效市場假說形成真正威脅的、持續的、穩健的市場“異像”。我國資本市場是世界上重要的新興資本市場，我國市場的一些特
征使其成為行為金融學研究的一個獨特案例（張崢和徐信忠，2006）。本書研究將會計學研究與財務學研究結合在了一起，針對我國市場特征從信息披露環境和投資者行為等角度分析研究盈
餘慣性與價格慣性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理論研究的空白，為國際行為金融學領域研究提供了補充證據。本書研究從行為金融的視角研究了盈餘信息、股價歷史信息對未來回報的影響，以
及行為金融學研究會計信息的有用性問題，這相對國內會計學研究具有一定的創新意義。本書基於我國特殊的制度背景分析，結合行為金融有關理論，研究信息披露環境、投資者行為對盈餘慣性與價格慣性的影響，以及盈餘慣性與價格慣性之間的關繫，進而分析信息披露環境、投資者行為對市場有效性的影響。
法瑪（1998）認為，盈餘慣性與價格慣性是僅有的兩個對有效市場假說形成真正威脅的、持續的、穩健的市場“異像”。我國資本市場是世界上重要的新興資本市場，我國市場的一些特
征使其成為行為金融學研究的一個獨特案例（張崢和徐信忠，2006）。本書研究將會計學研究與財務學研究結合在了一起，針對我國市場特征從信息披露環境和投資者行為等角度分析研究盈
餘慣性與價格慣性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理論研究的空白，為國際行為金融學領域研究提供了補充證據。本書研究從行為金融的視角研究了盈餘信息、股價歷史信息對未來回報的影響，以
及行為金融學研究會計信息的有用性問題，這相對國內會計學研究具有一定的創新意義。
本書先從制度層面分析了我國股市信息披露環境與投資者行為。由於現有制度安排排斥高質量會計信息，市場缺乏對高質量信息披露的需求，證券市場外生的制度安排誘發了盈餘管理行為，加之對信息披露操縱的成本很低，故從整體上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質量不高，上市公司洩露信息、配合莊家進行內幕交易的行為普遍存在。以散戶為主的投資者，由於無法辨別信息質量，無法進行準確估價，其理性行為就應當是更相信宏觀經濟政策、對行業相關政策等市場公開信息，而不相信（或不太相信）個股信息。這使得投資者行為表現出諸多非理性的一面。
在制度背景分析基礎上，本書通過修正噪聲交易模型（DSSW模型）來論證在我國的市場環境下，信息披露環境（信息披露質量與信息洩露）與投資者行為（主要是非理性投資者行為）會對
盈餘慣性與價格慣性產生顯著的影響。
關於盈餘慣性的實證研究發現：我國市場與美國等成熟市場的盈餘慣性特征既存在共同點，也存在一定的差異：由於我國市場同樣存在錯誤估計未預期盈餘的自相關結構的問題，故在短窗口整體樣本上表現出慣性特征，未預期盈餘為正的公司在較長窗口也表現出慣性特征。我國市場與成熟市場的差異表現在，未預期盈餘為負的公司未表現出慣性特征。我國市場投資者的一些非理性投資行為顯著地影響了盈餘慣性問題，信息洩露顯著地影響了盈餘慣性，但盈利質量對盈餘慣性問題影響不顯著。
關於價格慣性的實證研究發現：投資者非理性行為對價格慣性產生了顯著的影響，這表現為，高機構集合具有更明顯的慣性特征；β值越高，慣性特征越不明顯；但換手率高低對價格慣性影響不顯著，這是因為投資者的投機行為（表現為交易量的放大）對股價會產生影響，但這種影響可能會相互抵銷。盈利質量對價格慣性影響不明顯，這主要與我國市場投資者無法識別盈利質量有關。信息洩露程度越高，價格慣性特征越強。
關於盈餘慣性與價格慣性關繫的研究發現：盈餘慣性僅能有限地解釋價格慣性策略所產生的超額收益，而價格慣性無法解釋盈餘慣性策略所產生的超額收益。我們的研究部分支持Chordia和Shi—vakumar（2006）提出的“噪聲代理變量”假說，而未支持哈恩等（Chan，1996）“多種信息源”假說。
總體上來說，我國市場盈餘慣性與價格慣性現像均不如美國等成熟市場明顯，但這並不能得出市場有效的結論。這是因為：（1）部分擁有信息優勢的投資者還是可以利用盈餘慣性策略或價格慣性策略去贏得超額回報；（2）市場存在錯誤估計未預期盈餘的自相關結構的問題，市場並不能迅速對盈餘公告做出反應；（3）投資者的非理性行為顯著影響了盈餘慣性與價格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