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08年9月14日，我暫時斷絕了與外界的聯繫，不必關心世事的紛擾，無憂無慮地我倒頭便睡。沒有什麼地方比內蓋夫沙漠更適合與貝都因人一起在星光下露營的了。在那裡，我完全沒辦法聯繫上客戶、同事或朋友，所以，不管那時這個世界出了什麼狀況，都隻能等待。漆黑的夜空出奇的平靜，我平生次看見流星劃破夜空。我這個人從不迷信，所以，不會把什麼特別的寓義附會在這件事上。可是，現在回過頭看，那顆流星的隕落或許預示著時隔幾小時世界金融市場將會有大事發生。一覺醒來，陽光驅散了沙漠的寒意，我體驗到了寧靜之美和莊嚴之感，但毫無疑問，此時外面的世界卻危機肆虐。
當時，我並不知道，2008年9月15日上午，有著158年歷史的金融服務公司雷曼兄弟，已在紐約宣布依據美國《破產法》第十一章的相關申請破產保護。雷曼兄弟清冊上的資產超過639，成為美國歷大的一宗破產保護案，並對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當天股市一開盤就來了個下馬威，道瓊斯指數更是在收盤時下跌了500多點，這是自2001年9月11日恐怖襲擊以來的單日跌幅。由於雷曼兄弟在商業抵押擔保證券方面涉水過深，其破產保護申請引發了各方在市價下跌時紛紛進行資產清理的行動。同時，雷曼兄弟還是近100隻全球對衝基金的承銷商，導致很多基金公司被迫匆忙出售資產，進一步加劇了市場的混亂。
貨幣市場和機構現金基金也與雷曼兄弟有大量的業務往來。2008年9月16日，儲備基金（Reserve Primary Fund）在注銷了雷曼兄弟發行的債務之後，它的股價跌至97美分——這隻歷史悠久的貨幣基金竟然“跌破”。真正讓人恐懼的是，暴跌將在全球蔓延開來，吞噬其他銀行、合約方、保險公司、資產管理公司和主權國家政府。投資者們爭先恐後地加入金融版的“搶椅子”遊戲，想方設法在金融市場的“音樂”突然停止時搶到一把“椅子”。雷曼兄弟的倒閉標志著歷史新篇章的開啟，現在人人都知道，這就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
在現代公民社會，銀行代表著信任。信任強化了人類社會契約的道德結構，是支撐我們的民主和金融體繫的基礎。因此，銀行倒閉會撼動整個社會的信仰體繫。2014年8月22日，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前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向美國聯邦索賠法院遞交了一份聲明，稱“包括‘大蕭條’在內，2008年9月和10月發生的是世界歷嚴重的一次金融危機”。伯南克繼續寫道，在“美國重要的13家金融機構中，一到兩周內有12家面臨崩潰的風險”。這篇聲明還引用了美國前財政部部長蒂莫西•蓋特納（Timothy Geithner）的話，因為他也做出了類似的預警式分析。事實上，2008年9月，經濟已處於自由落體的狀態。全球金融危機引發了一連串幾乎是史無前例的事件，導致世界各地的人都受到了負面影響。
2008年之前，世界是一片繁榮的景像，經濟增長率平均在3%以上，金融市場購銷兩旺，爆發全球衝突的可能性很低。銀行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核心組成部分，發揮著為整個體制運送金融資源的作用。政府通過立法確立規則，來監管崩塌金融體繫及其運作方式。我試圖回答的問題是：為什麼經濟體繫會在2008年9月以如此驚人的方式暴露出問題呢？我得出的結論是：經濟制度沒有崩塌，也不應該崩塌。自由市場體繫賦予了人類在對錯之間做出道德抉擇的能力，但決定權卻掌握在那些拉動政治杠杆和金融杠杆的人手中。令人震驚的道德缺失和短視的自利行為在過度貪婪和權欲的助紂為虐之下，這些人要麼沒有先見之明、無力執行或監管，要麼誘使和教唆監管者、首席執行官和銀行家做出不當的決策。因此，這不隻是一場金融危機，也是一場道德危機。
全球道德危機
道德關乎明辨是非和善惡。從根本上講，制度層面上的不道德決策都是人為的。在銀行和政府政策層面上的體繫性制度失靈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但它隻能表明人的道德沒落了，而不是制度本身失靈了。制度終是由人支配、控制和執行的。因此，道德缺失是因為人們濫用了他們可以隨意支配的手段，進而濫用了制度。在對金錢和權力不計後果的追逐中，金融資源出現了集體性的配置不當，導致災難性的社會經濟後果，需要用一代人的時間纔能恢復過來。資本主義是一種將人置於核心，並賦予他們自由選擇權的經濟制度。在自由的市場經濟體制下，金融的作用是賦予個人實現自我抱負的能力，進而增加整個社會的福祉。
在2008年危機前後的若干年裡，各個行業都出現了道德缺失的問題，這表明並非隻有金融業需要應對道德問題。隻是，其他行業的道德缺失並沒有造成像金融業所遭受的那麼大規模的破壞，這主要是因為幾乎人人都會受到來自金融業的不利影響。例如，如果不是一繫列電子郵件揭露了科學家為了誇大全球變暖的嚴重性而篡改數據的行為“氣候門”事件，人們就不會改變曾經抱持的“科學家擁有較高的道德標準”的觀念。如果不是電話竊聽丑聞暴露了英國小報《世界新聞報》（News of the World）公然違背職業道德的行徑，人們仍然會視媒體為真理的守護者。2010年，“維基解密”網絡曝光的大量美國外交電報表明，美國政府向公眾隱瞞了重要信息，進一步暴露了他們的道德缺失問題。同時，這些電報也顯示出政府的有些做法並不道德，比如暗中監視盟國和對待假想敵的做法。
這些道德缺失問題的負面影響或許跟金融業造成的損失不可同日而語，但它們的本質卻是一樣的。換句話說，人們或許不會因為“氣候門”事件或電話竊聽丑聞而失去住宅和退休金，但雷曼兄弟破產卻讓人卻受到了不利影響。與此同時，因為銀行倒閉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每一個人，於是，金融業便成了顯而易見的替罪羊。人們很容易遷怒於某個人，比如雷曼兄弟的後一任董事長理查德•富爾德（Richard Fuld），當發現他在公司倒閉之前的幾年裡領取了總金額高達4.8的工資、獎金和股票期權時，民眾義憤填膺。人們將自己對銀行家的憤怒情緒形像化和概念化，並加以發洩。因此，金融繫統便成為影響深遠的道德缺失的千古罪人，但實際上，它是為整個社會普遍存在的道德缺失問題背了黑鍋。
變化中的世界
世界正在飛速變化，技術的進步，尤其是社交媒體的出現，讓我們相互依賴，而不是簡單地聯繫在一起。“我們同舟共濟”，各國政府長期倡導這種信念，以此安撫緊張不安的民眾。事實上，這種經濟上的逐底競爭既不會令人滿意，也不是選擇，因為世界上99%的公民會看到自己的實際收入在下降的稅款卻在不斷上漲，收入不平等的加速導致財富越來越集中在極少數人的手中，而其他人則為了生存掙扎。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會跟過去進行對比，而不是展望未來。如果雷曼兄弟的破產是壓倒駱駝的經濟稻草，那麼真正的問題在於，由此造成的經濟後果會在銀行業和政府的機構性力量方面給人帶來什麼啟示？表面看來，機構似乎比個人的力量更強大，不過，機構隻是公民的集合體，公民結合起來形成聯盟，就能行使權力和施加影響。因此，機構不會失敗，但它們的領導者大多數會失敗。在世界範圍內，公民要求對經濟和政治力量進行再平衡，以解決社會失調和經濟不平等的問題。
自2008年9月以來的經濟不確定性導致地緣政治更不穩定，世界秩序受到威脅。政治進程受到多邊主義、慣性、領導力缺乏和道德無能的羈絆，這是它們現在為自己辯護的結果：美國對世界的影響已經弱化，降低了在其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安全性；歐盟的鬥爭愈演愈烈，已有5個國家請求緊急救助，不少地區因歷史或種族問題紛紛呼吁主權獨立；而俄羅斯則悲嘆蘇聯的解體，並威脅鄰國。在突尼斯，街頭小販之死引發了民主暴動，漫延至整個中東地區，卻不料又重新撕開了古老宗派衝突的傷口。敘利亞內戰成為奧斯曼土耳其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形成敵對狀態的主戰場。朝鮮不斷地進行核試驗，伊朗也為了自身利益在核武器方面取得進展。非洲的經濟因薄弱的出口市場和埃博拉病毒的肆虐而陷入停頓，前景堪憂。
與此同時，全世界有超過2億名失業青年試圖在互聯網上尋找答案。既有的經濟信仰體繫受到了質疑，領導人的基本能力也尚存在巨大的差距，以至提不出什麼清晰的替代方案，幫助人們重拾對經濟信心，哪怕隻是表面功夫。
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資本主義。它指的是實現了經濟增長和地緣政治的相對穩定。簡言之，經濟繁榮會讓人產生一種目標感，而不繁榮則會帶來巨大的問題。雷曼兄弟的破產可能是壓垮駱駝的稻草，但金融業本身並不需要對隨之而來的地緣政治危機負責。很明顯，道德上的對與錯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那些行使“自由選擇”這一基本權利的人要為他們的行為承擔重大的個人責任。事實上，如果以“在現代經濟領域，金融扮演的是毀滅者的角色”為前提，它的必然結果就是：通過選擇不同的道德路徑，利用相同配置的資源，創造出不同的結果，在這個方面，人的能力是無限的。因此，在金融業，產生積極改變的力量要遠遠大於其他任何行業或部門，包括政府。如果我們能夠調整道德的羅盤，約束金融資源，我們就可以改善世界的現狀，產生積極的社會影響，糾正過去的終極錯誤。當前的世界正處於這樣的一個臨界點上。
失去的十年
在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的7年之後，世界仍未從中完全恢復過來，政府對危機的反應隻會讓問題加劇。而我害怕的是造成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被誤解、誤判和錯誤對待。此外，盡管有相當大的外部干預力量和公眾憤怒地呼吁各國政府加強銀行監管，但某些主要金融企業的不道德行為模式仍在繼續運行。銀行丑聞不斷，對於卡特爾行為（cartel behavior）、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利率操縱丑聞、貨幣操縱、黃金市場固定價格和主張“男人俱樂部”的文化，人們仍在繼續為其辯解。盡管已經立案查處，進行了罰款和民事處罰，但華爾街的文化仍然有毒，這種看法根深蒂固。2014年10月，拉斯穆森報告（Rasmussen Report）發現，有41%的美國受訪者對金融業缺乏信心。在寫作本書的時候，自2008年以來，銀行被處以的罰款超過100，以後還會更多；不止一位銀行高管因涉嫌金融丑聞而被起訴、告發、罰款、監禁和解雇。
在過去的7年中，人們似乎並沒有吸取教訓，失去的十年完全有可能演變成失去一個世紀。問題源於該行業的文化，即以更大範圍的社會價值創造為代價，實現個人在短期內發財致富的目標。對於企業文化，不能簡單地定性為“好”或“壞”，企業文化會影響員工對道德問題的反應，其答案可能介於好壞之間。換句話說，企業文化關乎決策者在缺乏具體監管措施時應該做些什麼，而不是能夠做什麼。將文化的敗壞歸咎於該行業中的“流氓成員”並沒有什麼意義，因為企業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領導層塑造的。事實上，拙劣的文化會讓領導者錯估風險，不匹配地獎勵成功，並且放任不法行為。也許有些企業的經營已經到了領導者力所不逮的地步，因為與之相稱的道德標準已經高到讓他們望塵莫及了。換言之，隨著金融服務公司規模的擴大和復雜性的增加，高管對是所在公司的集體道德行為產生有效影響的能力受質疑，因為員工和領導者之間的差距正在不斷拉大。
激勵主要指報酬，它對企業文化具有很強的影響力。領導者應該遠離與短期利潤掛鉤的獎勵，此類激勵措施隻會誘發高風險和不道德的行為。肩負替他人管理錢財的責任，金融服務公司在經濟活動中扮演的是受托人的角色，應該堅守更高的道德標準。通過在全球經濟中分配稀缺的金融資本和對市場進行約束，金融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公共角色。因此，金融企業的存在主要是為了造福公眾，促進資本在整個金融體繫中的自由流動，實現繁榮。金融業必須在透明度和公眾責任方面做得比以前更好，因為一旦失去了公眾的信任，它連基本的功能都無法發揮。隻在道德行為得到物質激勵，並且產生積極的社會影響的創利行為得到獎勵時，企業文化纔能實現轉型。未來屬於那些追隨自己的夢想，並能積極影響資本配置的人。
未來即現在
千禧一代是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的人群，到2020年，這一代美國人預計將超過1.03億。為了在一個不確定的世界中活得有意義，並體現出他們的重要性，他們正在改變著現代生態繫統。千禧一代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世界是如何相互依存的，因為他們擁有共同的世界觀。其中，共同的價值和透明的技術增強了他們的自信，形成企業家思想。因此，相比道德權威，傳統的制度性權威的影響較小。10年之內，千禧一代會在美國合格選民、工人和成人中占多數，因此，千禧一代的價值觀將塑造企業、政府和社會的未來。這一個人口大潮是不可阻擋的，但顯然，在它到來之前，經濟、社會和道德可能遭受更大的破壞。
千禧一代不會重塑資本主義，相反，他們將基於新的道德標準，再現資本主義昔日的輝煌。換句話說，他們會建立一套可以充分利用金融資源做其該做之事的道德原則。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說過：“我們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戰勝自我，這也是的成功。”千禧一代希望通過做有道德之事獲得財富，而不是不擇手段地賺錢。金融是工具，它可以保持繁榮的繼續，方法即所謂的“影響力投資”，它可以在獲利的同時，產生積極的社會影響。影響力投資變得越來越普遍，但是，金融機構必須學著承認，獲利和產生積極的社會影響並不相互排斥。為了被主流社會接受，影響力投資目前需要吸引龐大的可投資資本前來助陣。
在美國，養老基金管理的資產大約為31.98。據摩根士丹利估計，在美國的委托管理資產中，有3.07要求考慮投資環境、社會和監管方面的因素。盡管如此，世界經濟論壇估計影響力投資市場的總額為250億~40。在投資意向和投資行動之間搭建橋梁，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巨大道德挑戰之一。利用全球金融資源實現積極的社會影響，要比維持現狀更有意義，言外之意就是，不惜一切代價獲利是當下投資領域的目標。影響力投資並非一種新的投資方法，事實上，它有著悠久的歷史。在我看來，它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質的好體現，資本主義制度旨在實現繁榮，並力求以所有人的利益在為準則而實現制度擴張。此外，影響力投資還是一種努力產生積極的社會影響，同時獲得收益和利潤的投資方法。金融從事的責任是為創意匹配資本，使得創業家、小企業和公司有能力促進經濟增長和人類社會的發展。
本書解釋了為什麼金融是一種好的力量這一觀點，並提出了一個通過在銀行和金融服務業踐行一套新的道德價值觀，來修復這個破碎世界的計劃。它旨在激勵高中生和大學生考慮畢業後加入金融行業，說服幻想破滅的中層管理人員繼續留在銀行業，重塑行業影響力，迎接千禧一代成為金融行業重要的客戶群。影響力投資考慮的是在產生積極社會影響的同時獲得財務回報。隻有企業和私營部門纔有能力實現繁榮，因為長期以來，在經歷了經濟政策的失敗之後，政府大都黔驢技窮且囊中羞澀。
世界的未來取決於金融業的道德和文化走向。如果我們可以改變金融文化，我們就能夠確定，下一個世紀將是繁榮和富裕的世紀。如果我們行動起來，我們這個時代的問題將在歷史長河中變得無足輕重。現在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自由市場制度是有史以來強大的好的力量之一，金融是其實施機制。同時，我們要盡可能遠地和廣泛地將相關信息傳播開來，因為我們不想失敗。
美好的未來始於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