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管理_中國商業老靈魂

內容簡介

本書收錄了雷曉宇記者在《中國企業家》雜志世家專欄的所有文章,是一本中國商業世家親訪的合集。
本書分為晚清“高干”下商海、古典的商業智慧、在夢想中折戟的一代、世家的日子和段子四個部分：部分主要描繪了清末時期，許多家族從官宦到實業的歷史軌跡，使讀者看到了實業救國的艱難，看到這代人在實業救國過程中無法克服中國體制性的障礙，產權無法得到保護以及輿論普遍不同情的歷史悲劇；第二部分講述了中國初的貿易城市湧現出的一批商業精英的商業智慧，相信這些商業智慧對於今天也是一筆豐厚的財富；第三部分講述了中國商業史上那些商業巨人和時代抗爭、妥協和融合的過程；第四部分展示了經歷過風風雨雨的中國商業家族的沉淪、商業精英的個人性格和城市的氣質，以及縱覽百多年歷史與命運交織的特殊體驗和人生感悟。書中一步步艱難曲折的中國商業發展歷程，發人深省；一個個商業巨人的奮鬥人生，鮮活生動；一幅幅塵封已久的歷史照片，彌足珍貴。

作者簡介

雷曉宇，女,1979年生於湖北。畢業於上海同濟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獲碩士學位。曾在上海從事廣告業,2005年在《中國企業家》雜志開始記者。

章晚清“高干”下商海
半學半官張之洞
盛宣懷：首席官商
張謇：失敗英雄
周學熙：華北工業之父
第二章古典的商業智慧
廣州十三行傳奇
晉商衰敗的常氏樣本
揚州鹽商傳奇
紹興師爺
蘇州富潘：財富的背影
第三章在夢想中折戟的一代
半儒半佛盧作孚
外圓內方資耀華章晚清“高干”下商海
半學半官張之洞
盛宣懷：首席官商
張謇：失敗英雄
周學熙：華北工業之父
第二章古典的商業智慧
廣州十三行傳奇
晉商衰敗的常氏樣本
揚州鹽商傳奇
紹興師爺
蘇州富潘：財富的背影
第三章在夢想中折戟的一代
半儒半佛盧作孚
外圓內方資耀華
穆藕初：70年前的中國夢
金融豪門洞庭席家
劉鴻生：實業大亨的紅與黑
末世做官難風流——錢昌照、翁文灝和資源委員會
“味精大王”吳蘊初——吳蘊初後人的回憶
範旭東：被遺忘的“重化工之父”
無錫唐氏
第四章世家的日子和段子
不是人間富貴花
“我的父親劉文輝”
天津買辦世家的日子和段子
留下來的人——三個老北京的世家記憶
唐薇紅：舊上海的金粉世家
寶慶路3號

在線試讀

章晚清“高干”下商海
半學半官張之洞
“張之洞代表這麼一類人：半學者半官僚，很在乎自己的清譽，很聰明，很懂得政治上的平衡，很懂得為官之道，但是具體操作、技術性細節，他不會。”
所有了解張厚粲的人都知道，她對采訪這件事情有多麼排斥。至於拍照，她的回應則是：“這事我不干。”好吧，那麼——
“你對祖父張之洞了解到什麼程度？”
“我什麼都不了解。”
“一無所知？”
“我知道的都是你們寫的。我沒見過他，連我母親都沒見過他。家裡也沒留下什麼東西。”
盡管如此，這份血緣還是對她後半生的命運產生了直接的影響。解放前夕，張厚粲從輔仁大學畢業，之後一直在北師大工作。上世紀五十年代，稱她的祖父為“四個不能忘記的人”之一，但這並沒讓她之後的日子好過些。“文革”時期，這是張厚粲的罪狀之一。所謂世家，對她來說是傷疤。
“這些事情，如煙不如煙，又怎樣呢？”她把一口沒有嘆出來的氣咽了下去，嘴角帶著譏誚的笑，“我這個人，沒有歷史。”
一輩子很快就過去了，但總有些蛛絲馬跡。七十多歲的老教授張厚粲肩後的窗臺上有張照片：二十出頭的輔仁心理學高纔生，風華正茂。照片被緊緊地壓在玻璃下面。她總歸姓張。這個姓曾經冠蓋滿京華。
性格：可人
晚清纔子鄭孝胥曾經品評時人說：袁世覬不學有術，張之洞有學無術。這話很明顯有褒張貶袁的意思。不過，張本人得知後回應說，袁世凱豈止有術，簡直多術。
百年之後再看，人們覺得這話也就姑且聽之。袁固然多術，張也並非無術。曾國藩曾經說李鴻章是拼命做官，俞樾是拼命做學問，“但是事實上張之洞比李鴻章還要會做官。”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教授張鳴說，“李鴻章當時就有漢奸的罵名，而張之洞對於談判簽條約的事情從來不沾。他是個明白人，知道中國也就這麼個德行了，就非常小心地保全自己。”
張之洞做官從來不肯涉險。章晚清“高干”下商海
半學半官張之洞
“張之洞代表這麼一類人：半學者半官僚，很在乎自己的清譽，很聰明，很懂得政治上的平衡，很懂得為官之道，但是具體操作、技術性細節，他不會。”
所有了解張厚粲的人都知道，她對采訪這件事情有多麼排斥。至於拍照，她的回應則是：“這事我不干。”好吧，那麼——
“你對祖父張之洞了解到什麼程度？”
“我什麼都不了解。”
“一無所知？”
“我知道的都是你們寫的。我沒見過他，連我母親都沒見過他。家裡也沒留下什麼東西。”
盡管如此，這份血緣還是對她後半生的命運產生了直接的影響。解放前夕，張厚粲從輔仁大學畢業，之後一直在北師大工作。上世紀五十年代，稱她的祖父為“四個不能忘記的人”之一，但這並沒讓她之後的日子好過些。“文革”時期，這是張厚粲的罪狀之一。所謂世家，對她來說是傷疤。
“這些事情，如煙不如煙，又怎樣呢？”她把一口沒有嘆出來的氣咽了下去，嘴角帶著譏誚的笑，“我這個人，沒有歷史。”
一輩子很快就過去了，但總有些蛛絲馬跡。七十多歲的老教授張厚粲肩後的窗臺上有張照片：二十出頭的輔仁心理學高纔生，風華正茂。照片被緊緊地壓在玻璃下面。她總歸姓張。這個姓曾經冠蓋滿京華。
性格：可人
晚清纔子鄭孝胥曾經品評時人說：袁世覬不學有術，張之洞有學無術。這話很明顯有褒張貶袁的意思。不過，張本人得知後回應說，袁世凱豈止有術，簡直多術。
百年之後再看，人們覺得這話也就姑且聽之。袁固然多術，張也並非無術。曾國藩曾經說李鴻章是拼命做官，俞樾是拼命做學問，“但是事實上張之洞比李鴻章還要會做官。”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教授張鳴說，“李鴻章當時就有漢奸的罵名，而張之洞對於談判簽條約的事情從來不沾。他是個明白人，知道中國也就這麼個德行了，就非常小心地保全自己。”
張之洞做官從來不肯涉險。
他早期在京做清流領袖，抨擊時政，人稱“青牛”，可見能量之大，但他從來不得罪人，給自己留有後路。所以他雖然早期和李鴻章，後期和袁世凱有意氣之爭，但是一生沒有特別明顯的政敵。
任湖廣總督的時候，在戊戌政變發生的第二年（1899年），曾經發生假光緒皇帝攜太監造訪的事件，張的反應是不見——如果他堅定站在太後一邊，就該把假皇帝抓起來。可他沒有。萬一是假的呢，豈不是身家性命、身後名節都完了？
所以，張鳴稱張之洞為“可人”，取其乖巧之意。既要給自己留下敢言、忠臣的名聲，又不能得罪人，這其中的分寸、進退、技巧，的確是高難度的風險投資，非“可人”莫辦。
因為性格上的謹慎、圓熟，加之深有城府，張之洞也遭致很多議論。當年他的幕僚辜鴻銘就說他是“婦妾之道”，有“脂粉氣”，言下之意嫌他不夠有擔當。大約這個滿肚子“茶壺茶杯”妙論的怪脾氣老頭，覺得上司應該和自己一樣是個金剛怒目的人吧。
無論如何，事實就是：張之洞出生於鴉片戰爭爆發的前三年（1837年），去世於清王朝終結的後一年、辛亥革命爆發前兩年（1909年）；從他外放山西成為掌握實權的封疆大吏（1881年），到回京人主軍機處（1907年），他個人仕途的後20年，正是晚清變局的後20年。在這個變局中，他處理很多問題的做法，似乎和朝廷的旨意並不完全一致，然而他總能全身而退，不沾塵埃，不僅沒有遭到批評、怪罪、責罰，反而官越做越大、越做越穩。
“其中原因，除了他對於官場的規則、潛規則很有心得，另外，他雖然有權術，但是玩得比袁世凱要高明。”湖北大學教授何曉明分析說。
舉個例子，袁和張都編練新軍，當時全國強的軍隊就兩支，一支是袁世凱的北洋軍，一支是張的湖北新軍。這個問題上，兩個人的差別就很大。袁世凱把軍隊看成命根子，後來玩起了軍人政治。
而張之洞在1907年從湖北調到北京，進了軍機處，軍隊一兵一卒都沒帶，全留在湖北了，而且不再插手。
“這說明張編練新軍不是培養個人的勢力。和袁世凱的出發點、對軍隊的認識、對武裝力量作用的理解，有很大區別。他還是想做事的。”
張之洞在廣州任兩廣總督期間，任用馮子材取得中法戰爭的勝利。在湖北任湖廣總督的近20年間，興辦近代工業、近代商業、近代軍事、近代教育。當時湖北武漢的進出口貿易額達到全國總量的12％，僅次於上海，被日本人稱為“東方的芝加哥”。曾和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的日本首相伊籐博文則稱張是“中國能辦事之人”。
“因為會做事，給他做官加了分。”張鳴總結說，“他一生都在做官和做事之間找平衡，做官是他的體，做事則是他的用。”
思想：中體西用
然而再七竅玲瓏的人，做官和做事都難免會發生衝突。對於張之洞來說，千鈞一發的一次衝突就是戊戌變法。
一開始，張之洞是贊成變法的。梁啟超一介舉人，張作為湖廣總督居然要開大門放禮炮迎接；康有為更是在張家長住，兩人隔天就見面，徹夜長談。這是張之洞和維新派的蜜月期。
“他們是相互需要、相互利用的關繫。張之洞辦洋務和維新派的變法主張有相合之處，比如辦實業、辦教育。”何曉明說，“張想利用維新派為自己辦洋務獲得輿論支持，維新派則想通過張為變法獲得權貴的一些保護。”
但是，和張之洞相比，維新派還是太天真。“百日維新的綱領有什麼根本性的制度變革嗎？沒有。”張鳴說，“他們就是口號喊得厲害，什麼民權、議會、男女平權，還要改造經學，什麼都來了，完全超出了當時中國人的接受能力。而且這些問題，他們並不打算當時就實現，為什麼要一下子都喊出來呢？”
這樣做隻會打草驚蛇，用一個現在還完全用不著的改革方案，讓當權者對於自己的權力前景產生了深深的危機感——這是維新派天真的地方。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變法還是不變法，而在於太後和皇帝的權力之爭，靠一個沒有實權的皇帝怎能獲得改革成功？
張之洞是帝後兩黨都寄予厚望的地方實力派，在政變期間，他迅速站到西太後一邊，並且參與追殺革命黨人。在關鍵時刻，他性格中的圓滑被磨礪出刀鋒，做事的“用”讓位於做官的“體”，他不惜以革命者的血來洗刷自己的名節——六君子之一的楊銳正是他的學生。他等於耍了一個滑頭，見勢不妙，馬上見風使舵，兩面三刀。
和康梁的流亡海外、六君子血濺菜市口相比，張之洞這個“不倒翁”又一次涉險過關，原因就在他那個著名的《勸學篇》。《清史稿》上說：“政變作，之洞先作《勸學篇》以見意，得免議。”
就在政變前夕，1898年，他寫了《勸學篇》，提出“舊（中）學為體，新（西）學為用，不可偏廢”，同時得到光緒和慈禧的贊賞，被朝廷當作官方文件在全國印發。“其實，中體西用的主張和維新派的變法主張，沒有什麼不同，但是這個提法讓西太後聽了受用，也為自己留足了後路和本錢。”張鳴說，“事實上，口號上落後一點，爭取的人可能更多一點，也更容易成功。後來清政府的新政還是沿著這個路子在走。”
梁啟超曾經評價說，甲午戰敗之後，中體西用就是中國的流行語，而張之洞樂道之。事實上，這個說法也並不是他發明的，早在1830年就有人提出來，到1890年的60年間，很多人說得比他多、比他透徹，但是影響就是沒有他大。“因為他寫《勸學篇》貫穿了這個思想，被官方認可。而且他在湖北辦的洋務也把這些思想落實為很多行政舉措。”何曉明說。作為一個有話語權的實力派，這個功勞就記在張之洞身上了。
說到對“中體西用”的評價，史家認為它雖然適應當時中國的現實邏輯，能夠實現“開放”的主旨，但違背思想邏輯，割裂了體和用，當年嚴復就譏之為“牛體馬用”。它是現實的不合理，合理的不現實，很是有一些荒誕色彩。
關鍵的是，到底何謂體，何謂用？“如果按照有些主張，國家的政治制度都可以說是用，那麼什麼纔是體？道德人心嗎？那就更玄了。”張鳴說，“所以這個說法裡面，體和用的界限是相當模糊的、有彈性的。正因為這個彈性，在之後很長的歷史中，它被各種人按照自己的需要進行改造、闡釋和演繹，一再翻版，持續發展。這種彈性纔是這句話的妙用，是中國式的智慧。”
當年張之洞為求自保，在帝後權力之爭中保持平衡，弄出這麼個四平八穩的東西，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他可能料不到，自己為權宜而作的隱晦和模糊詞彙會引起後世那麼大的爭議。
命運：種豆得瓜
1907年，張之洞終於迎來了進京主持朝政的機會。這年7月．他被任命為軍機大臣，兼管學部，這已經等於入閣拜相的權力。
在晚清政局中，張之洞始終保持非常微妙的實力派的地位，他雖然得到重用，但是一直得不到徹底的信任。“這一次調入中樞也是這樣，有架空的意思，削弱他在地方的勢力。”張鳴說。
張之洞離開武漢之後，這個城市的發展迅速地衰落下來。“就經濟發展而言，慣性的東西還在。湖北工商業的發展在張之洞走了之後沒有立刻就停滯。不過就治理一個地區的興旺局面來說，張之洞一走，湖北武漢這個局面肯定是停頓下來了。”何曉明分析說，“一個是他的繼任者端方在能力、意願各個方面，不具備繼承張之洞實業的條件；一個是當時已是辛亥前夕，全國的政局，包括武漢的局勢、立憲派和革命黨人在湖北的活動等等，這些局面端方他也沒有辦法掌控。”
1909年10月4日，張之洞在北京前海的家裡病逝。臨終前對家人說：“吾無甚痛苦也。”這一年，他72歲。以他的城府和心機，在去世前已經意識到清王朝氣數已盡。不過他一定預料不到，兩年之後，就在他經營了十餘年的湖北武漢，發生了辛亥革命首義。
“如果張之洞不在武漢搞洋務，辛亥首義不一定在武昌爆發。”何曉明說，“因為武漢的政治經濟文化基礎，特別是革命黨力量的形成，和張之洞在此經營幾十年有直接的關繫。他辦的新式學堂，實際上成了傳播新思想的陣地，他送到國外的留學生實際上有很多成了革命的先驅，這的確是他沒有預料到的。”
黃興、宋教仁、蔡鍔就是當年張之洞為了辦洋務而培養的接班人。他肯定料不到這些接班人日後會成為掘墓人。但是歷史的發展不是根據某一個人的設計來發展的，它有它自己的規律。張之洞，以及洋務一代人，也不過是其中的一個演員而已。他們不是導演，一切發展下去，已經不由他們掌控了。
“種豆得瓜，這不僅是張之洞的命運，也是所有改革者必須面對的一個宿命威脅。”張鳴說。
張之洞生前所看重的事：身家性命、身後名節、不朽功業，一個都不能少。可是他身後得到的評價卻是三頭不討好。守舊派因為“種豆得瓜”把清亡歸罪於張之洞，維新派對他變法時期的“變臉”耿耿於懷，革命黨人對他晚年鎮壓革命軍也罵聲頗高。他一生謹慎小心、事事求全，到頭也沒有一個團圓。
“張之洞代表這麼一類人：半學者半官僚，經學造詣很高，很在乎自己的清譽，比較會做官，也比較能夠跟上時代的節拍。”張鳴說，“不過這類人的弱點也是中國傳統士大夫致命的弱點：很聰明，很懂得政治上的平衡，很懂得為官之道，他明白怎麼回事，但是具體操作、技術性細節，他不會。”
李鴻章就曾經說張之洞是“書生氣”：好大喜功、不切實際、一意孤行。他在湖北辦漢陽鐵廠的時候，想當然地認為隻要把大冶的鐵礦石、馬鞍山的煤炭運往漢陽，再從英國購買煉鋼機爐就大功告成。結果設備和礦石不合，根本無法使用，隻好又花巨資從日本買設備。從1889年折騰到1905年，6年時間耗費近900萬兩白銀，纔煉出合格的鋼。
費孝通在《中國紳士》裡說得好，中國傳統的士大夫除了藝術修養、遊山玩水之外，就隻需要會兩件事情：審案和收稅。隻要如此這般，就能夠使整個帝國維持在低水平線上的長治久安。至於怎麼從低水平進入高水平，沒人操心。
這個心張之洞是操了，但還是有想法沒辦法。
盛宣懷：首席官商
在100多年前的晚清社會，盛宣懷被譽為“天下官商”。在依附權貴，甚至成為權貴階層的過程中，盛宣懷這類人的悲劇是：無法克服的體制性障礙，無法得到保護的產權，以及輿論的普遍不同情。
“你們是《中國企業家》雜志的？”華東師大教問，“那麼中國個企業家總歸是盛宣懷嘍。”
歷史往往記住的是“個”認為盛宣懷當得起“中國商父”的名號。在中國近代，盛宣懷曾經創下11個“”：個商本商辦企業——輪船招商局；家電訊企業——天津電報局；在山東創辦了個內河小火輪航運公司；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條南北干線鐵路——蘆漢鐵路；個鋼鐵聯合企業——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所工業大學——北洋大學；所正規師範學堂——南洋公學（上海交大前身）；個全國勘探總公司；上海個私人圖書館；中國紅十字會任會長。
“以前有人說他是一手拿16顆夜明珠。說。其實這不過是約數，形容其權柄在握，風光一時。
“在這11個裡面，重要的是鐵路。”中國社科院經濟所袁為鵬說，“就他掌握的資源來說，鐵路是集中的，同時鐵路也是復雜的，他一生受爭議多的就是鐵路，曾經也是因此成為眾矢之的——大清的覆亡和盛宣懷的退出，和鐵路大有關繫。”
從1896年到1906年，盛宣懷擔任鐵路總公司督辦大臣，共修鐵路2100多公裡，超過民國成立至民國20年所修鐵路總數。
盛宣懷如何謀得這個肥缺？這要從張之洞和盛宣懷的關繫說起。盛宣懷和張之洞
“張之洞並不喜歡盛宣懷這個人。”袁為鵬說，“但是他又離不開他。”
盛宣懷這個人的重要性就在這裡。論做官，他一輩子也不過就是一個尚書；論德行，他的貪污問題一直就是一筆說不清的糊塗賬。人人都知道他花頭多，但是人人都離不開他，包括當權者慈禧也是這樣——要不是盛宣懷辦了電報和鐵路，恐怕庚子之亂的時候老太太既走不了，也回不來。
原因很簡單，盛宣懷經辦的鐵路、輪船、電報，這些都是當時的基礎性行業，而且是官辦企業中為數不多的可以賺錢的大行業。“一個很重要，一個能掙錢，盛宣懷把這些都掌握在自己手裡，他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袁為鵬說。
對清流出身、沒有實際辦洋務經驗的張之洞來說，情況更是如此。1889年，張之洞就任湖廣總督，奉命在湖北興辦洋務。“這時候的湖北是個窮地方。一開始，張之洞自己對於在湖北辦事也缺乏熱忱。”袁為鵬說，“但之所以選擇湖北，有兩個原因：，如果辦在經濟發達的沿海，清政府擔心一旦戰事打起來，損失過大；第二，當時經濟發達的東南地區全是李鴻章淮繫的力量，對於一個王朝來說，這並不是好事，所以需要扶植張之洞在湖北的力量，用來牽制淮繫。”
和站在起跑線上的張之洞相比，當時的盛宣懷儼然是李鴻章手下的經濟大總管。盛的父親盛康是李的老朋友，傳說李曾經認盛為干兒子，有子姪之情，算是他的大靠山。“到張之洞創業的時候，盛宣懷已經統領了全國90％以上的大企業。說。
力量的對比明擺著。張之洞就算對盛的私德有非議，就算忌憚盛背後的李鴻章淮繫力量，“可他還是不得不在人纔和資金上有求於盛。”袁為鵬分析說，“他在湖北辦事的時候，大量人纔都來自東南，這些人多少和盛宣懷都是有關繫的。在資金上，他剛開始辦漢陽鐵廠的時候，醇親王承諾每年撥銀200萬兩，可是不到一年醇親王就死了，錢也泡湯了。所以，漢陽鐵廠的資金問題叫張之洞很發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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