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歷史沒有什麼可以反對的。”

1959年春，時任團中央書記的胡耀邦到河南檢查工作。一日，他到南陽臥龍崗武侯祠遊覽，見殿門兩旁懸掛著這樣一副對聯：“心在朝廷，原無論先主後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胡耀邦念罷此聯後，對陪同人員說：“讓我來改一改！”說完，他高聲吟誦：“心在人民，原無論大事小事；利歸天下，何必爭多得少得。”

歷史在此刻穿越。兩代治國者對朝廷與忠臣、國家與人民的關繫進行了不同境界的解讀。

中國是世界上文字記錄最為完備的國家，也是人口最多、疆域最廣、中央集權時間最長的國家之一，如何長治久安，如何保持各個利益集團的均勢，是歷代治國者日日苦思之事。兩千餘年來，幾乎所有的政治和經濟變革均因此而生，而最終形成的制度模型也獨步天下。

在過去十年裡，我將生命中最好的時間都投注於中國企業歷史的梳理與創作。在2004年到2008年，我先是完成並出版《激蕩三十年》上、下卷，隨後在2009年出版《跌蕩一百年》上、下卷，在2011年底出版《浩蕩兩千年》，在2013年8月出版《歷代經濟變革得失》，由此，完成前七世紀“管仲變法”到本輪經濟改革的整體敘述。

就在我進行著這一個漫長的寫作過程之際，我們的國家又處在一個重要的變革時刻，三十餘年的改革開放讓它重新回到了世界舞臺的中央，而同時，種種的社會矛盾又讓每個階層的人們都有莫名的焦慮感和“受傷感”。

物質充足與精神空虛、經濟繁華與貧富懸殊、社會重建與利益博弈，這是一個充滿了無限希望和矛盾重重的國家，你無法“離開”，你必須直面。

如果把當代放入兩千餘年的歷史之中進行考察，你會驚訝地發現，正在發生的一切，竟似曾相遇，每一次經濟變法，每一個繁華盛世，每一回改朝換代，都可以進行前後的印證和邏輯推導。我們正穿行在一條“歷史的三峽”中，它漫長而曲折，沿途風景壯美，險灘時時出現，過往的經驗及教訓都投影在我們的行動和抉擇之中。

我試圖從經濟變革和企業變遷的角度對正在發生的歷史給予一種解釋。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將一再地追問這些命題，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麼早慧而晚熟？商人階層在社會進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中國的政商關繫為何如此僵硬而對立？市場經濟體制最終將以怎樣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國特色”與普世規律之間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間？

我的所有寫作都是為了一一回答這些事關當代的問題。現在看來，它們有的已部分地找到了答案，有的則還在大霧中徘徊。

我不能保證所有的敘述都是歷史“唯一的真相”。所謂的“歷史”，其實都是基於事實的“二次建構”，書寫者在價值觀的支配之下，對事實進行邏輯性的鋪陳和編織。我所能保證的是創作的誠意，20世紀60年代的“受難者”顧準在自己的晚年筆記中寫道：“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決真善美的全部問題，哪一個問題的解決，也不需乞靈於上帝。”他因此進而說：“歷史沒有什麼可以反對的。”既然如此，那麼，我們就必須拒絕任何形式的先驗論，必須承認任何一切社會或經濟模式的演進，都是多種因素——包括必然和偶然——綜合作用的產物。

對於一個國家而言，任何一段歷史，都是那個時期的國民的共同抉擇。很多人似乎不認同這樣的史觀，他們常常用“被欺騙”、“被利用”、“被蒙蔽”等字眼來輕易地原諒當時的錯誤。然而，我更願意相信易卜生說過的一句話：“每個人對於他所屬於的社會都負有責任，那個社會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中國是19世紀以來，世界最重要的經濟新聞的產生地。吳曉波像一個勤奮的論文寫作者一樣，從堆滿歷史灰塵的報刊裡，尋找被遺忘的人物與紛爭，描繪了中國崛起的秘密。

——英國《金融時報》

關於中國企業種種不可思議的事跡，散布在漫長的歷史中。吳曉波花費數年時間，將它們一一拾起，把一段由感性、零碎、個人觀察組成的歷史進行了繫統化的描述，在浩如煙海的陳舊信息中，梳理出了歷史的脈絡。

——《南方周末》

在中國詭譎多變的商場裡，企業起起落落乃是常態，能經得起時間淬煉的企業必有值得稱道之處，然而外人對於中國企業的興衰常有霧裡看花之感。吳曉波的企業史作品無疑替我們開啟了一扇門，以一個又一個商業（公司）發展與掙扎的細節，道盡了中國企業所擁有的無限契機，以及在發展道路上的崎嶇。

——臺灣 《中國時報》

在今天的財經書市上從來不乏企業的傳記，但它們總過於和寫作對像接近，公正而審視的企業史著作依然匱乏。吳曉波的創作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這一期待，他筆下的企業史能讓讀者獲得一種冷靜的激情。

——《21世紀經濟報道》

吳曉波把目光聚集在方興未艾的企業史上，他筆下寂寞千年的男主角——企業家粉墨登場後，企業史的概念得到了市場認可，而他的作品也成為了草莽英雄傳。

——《中國經營報》

通過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科學分析，吳曉波掌握了一些切實的研究成果。也許再過數年，他能寫就類似於《追求卓越》、《從優秀到卓越》、《基業長青》的中國版商業“本紀”。

——《第一財經日報》

吳曉波以一種好奇者的單純撲入中國歷史變革的復雜歷程中，適時結合當年的世界“風雲”，面對中國遭遇的各種“氣候”，把握在各色“風雲”和“氣候”當中出現的特定情境。他極具人文思辨，往往能回歸人性本源進行解構，大浪淘沙，盡收眼底，興衰成敗，皆入囊中。

——《新京報》

1869年7月7日，同治八年農歷五月二十八日深夜，保定府直隸總督衙門的後花園。清帝國聲望最隆、權勢最熏的漢族大臣曾國藩與他的門客趙烈文秉燭夜談，困坐愁城。
在過去的16年裡，曾國藩靠團練湘軍起家，“清剿”了南方的太平天國（1851-1864），將一個看上去即將覆滅的帝國重新拉回到正常的軌道上，甚至還出現了一個小小的“同治中興”。上年，他由兩江總督調任更為重要的直隸總督，可謂聖眷正隆。但是，進入中央樞紐之後，他纔真正意識到國家的頹敗遠遠超過自己原來的預料，根爛葉敗，國政匡廢，朝中根本沒有可以力挽狂瀾之人。他對趙烈文說，當今之世已是“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吾日夜望死，憂見宗之隕”。
19世紀中後期的中國，到處充滿了帝國斜陽的憂傷。在過去的2000多年裡，盡管它也時常被戰爭、饑荒、瘟疫和暴政所困擾，不過，卻始終有著一份與生俱來的從容。遼闊的疆域、強大的文化凝聚力讓它具備了一種獨特的自我愈合能力，它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的恐慌、破敗和孤立。1839年，兩廣總督林則徐在廣東禁煙，次年，英國艦隊攻擊廣州，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清軍潰敗。中英開戰之時，國人對英人了解之偏缺讓人咂舌。中方主將林則徐認定英國士兵的膝蓋是不會彎曲的，因此隻長於海戰，一登岸來就”一僕不能復起”，任人宰割。他在1839年9月給道光皇帝的奏折中寫道，“夷兵除槍炮之外，擊刺步代俱非所嫻，而腿足裹纏，結束嚴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無能為，是其強非不可制也。”林大人已是舉國最“開化”的官員，以此“知彼”，焉能不敗？1842年8月，中英《南京條約》在一艘叫做“皋華麗”號的英艦上簽署，清廷割讓香港、開放通商口岸並賠償巨款。從這個原本稱為“萬年條約”的不平等條約開始，中國步入了屈辱的100年。在一個陌生的、冉冉升起的外域文明面前，一向自大的帝國突然變得無比的驚惶和不自信。
1872年3月20日，曾國藩在抑郁中病逝。半年後的9月15日，《紐約時報》刊登了一條“舊金山來電”，報道第一批中國政府派送的留學生坐船到了美國。新聞稱：“昨天到達這裡的30名中國學生，他們都是很勤奮和優秀的小姐和紳士，容貌俊秀，要比任何在這之前到美國訪問過的中國人都好看得多。有三名身為中國官員的教師陪同他們。朝廷撥出10用於這些學生的教育。”這條快電有兩個小小的錯誤，首先，30名俊秀的少年都是男孩，或許因為他們留著辮子，所以實在很難進行辨認。其次，他們也不是經過精心選撥的、最優秀的中國少年，30人中有24個來自廣東，其中更有多名都來自香山鄉村。事實上，負責選撥事務的官員根本找不到願意讓孩子遠渡重洋去留學的富足家庭，隻好在南方勉強湊到了一些貧窮子弟。臨行之前，所有孩子的父親都要在一張寫明“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出洋證明書上畫押簽字。在這些學生中，日後最出名的是修建了京張鐵路的“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
無論如何，這是一個標志性的開放事件，就好比整整106年後，當再度打開國門的時候，中國也在第一時間向美國派出了第一批留學生。
曾國藩沒有親眼看到帝國的崩潰。不過，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裡，這位纔智卓越的湖南人一直在做一件比擊潰太平天國更具有長遠意義的事情-他和他的同黨們試圖讓暮靄中的國家重新振奮起來。向美國委派留學生就是他臨終前最後批準的計劃之一。這是一項更為龐大的復興工程中的一小部分，這個工程日後被稱為“洋務運動”，它便是中國近代企業的起源。
洋務運動的啟灶，先是與鎮壓各地民變的軍事活動有關。早在1855年，起兵不久的曾國藩就在江西設立了小型兵工廠，1861年，又在安徽安慶建了兵工廠和船塢。1862年，他從官庫中調出6.8萬兩現銀交給35歲的容閎，派遣他前往美國購買建造兵工廠所需設備。容閎出生於澳門附近的貧窮家庭，少年時被教會學校送進著名的耶魯大學讀書，是第一個畢業於美國高校的中國人。他赴美期間途經正在修建中的蘇伊士大運河，預感世界將被打通。
1864年5月，曾國藩最得力的助手、江蘇巡撫李鴻章在一份奏折中說：“鴻章以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制器之器與制器之人，則或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藝可精，而纔亦可集。”此議不但提出要學習西方，還試圖修改千年科舉制度的取士標準，在當時十分驚世駭俗。
1865年，中國第一艘實用蒸汽船“黃鵠”號建造成功。同年，蘇淞太道道員丁日昌在上海虹口購買了美商開辦的旗記鐵廠，李鴻章又將丁日昌原來開辦的炮局及總兵韓殿甲的炮局並入，並新配備了容閎在美國購買的一批機器，曾、李兩人由此正式奏請成立“江南制造總局”。李鴻章在9月20日寫了一份很長的奏折《置辦外國鐵廠機器折》，詳細說明開辦此廠的重要性。他認為“機器制造一事，為今日御侮之資，自強之本”，而且現在制造的機器是為軍事所用，日後一定運用普及，“洋機器於耕織、刷印、陶埴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專為軍火而設”。他甚至預言道，“臣料數十年後，中國富農大賈必有仿造洋機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