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管理_跌蕩一百年（下）

編輯推薦

繼《激蕩三十年》之後，吳曉波溯流而上，《跌蕩一百年》書寫中國企業100年大起大落、是非變遷。
《跌蕩一百年》，了解中國百年崛起，一部不容錯過的史詩般作品。
中國圖書評論學會“2009年度十大圖書”之一

內容簡介

作者在完成了《激蕩三十年》後，溯源再上，親筆力作《跌蕩一百年》，此為下卷，重新梳理了1938～1977年的中國企業史和商業變革。作者按照編年體的形式記述了中國抗日戰爭時期、抗日戰爭勝利以後、解放戰爭時期以及新中國成立後，直至中國改革開放時期之前40年的中國商業史。作者試圖在這些特定的歷史背景下探尋中國商業人物和企業的成長基因、精神素質以及發展脈搏。在悠長的歷史寬度中如何審視中國的商業發展？在百年的中國進步史上，企業家階層到底扮演了一個怎樣的角色？

作者簡介

吳曉波
著名財經作家，“藍獅子”財經圖書出版人，上海交通大學、暨南大學EMBA課程教授，常年從事公司研究。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評為年度“中國青年領袖”。
主要出版著作有：
《歷代經濟變革得失》（2013*作品）
《浩蕩兩千年：中國前7世紀—1869年》
《激蕩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
《跌蕩一百年：中國企業1870-1977》
《吳敬璉傳：一個中國經濟學家的肖像》
《大敗局》吳曉波
著名財經作家，“藍獅子”財經圖書出版人，上海交通大學、暨南大學EMBA課程教授，常年從事公司研究。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評為年度“中國青年領袖”。
主要出版著作有：
《歷代經濟變革得失》（2013*作品）
《浩蕩兩千年：中國前7世紀—1869年》
《激蕩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
《跌蕩一百年：中國企業1870-1977》
《吳敬璉傳：一個中國經濟學家的肖像》
《大敗局》
《大敗局Ⅱ》
其中《歷代經濟變革得失》被評為亞洲周刊2013年度十大好書（非小說類）和2013年度中國影響力圖書、《浩蕩兩千年》被評為“2012讀書盛典年度影響力圖書”，《激蕩三十年》被評為 “2008年《新周刊》新銳榜之年度圖書”，《跌蕩一百年》被中國圖書評論學會評為“2009年度十大圖書”，《大敗局》被評為“影響中國商業界的二十本書”之一。

第四部 1938－1948：抗戰與掙扎 1938年：怪亂的“孤島” 【企業史人物】江村經濟 1941年：大後方 【企業史人物】李氏難題 1944年：此消彼長的中國 【企業史人物】定縣實驗 1945年：接收之亂 【企業史人物】 1948年：最後的“打虎”第五部 1949－1958：沸騰的開局 1949年：兩陳馴滬 【企業史人物】相紙之父 1950年：改造的浪潮 【企業史人物】英東“走私” 1953年：“156工程” 【企業史人物】工廠798 1956年：“絕種” 1958年：趕英超美第六部 1959－1977：以“革命”的名義 1959年：最苦難的三年 【企業史人物】單干專家 1964年：秘密的三線 1966年：造反與浩劫 1972年：最後的冰期 1976年：轉折的前夜致謝人物索引聲明

媒體評論

中國是19世紀以來，世界最重要的經濟新聞的產生地。吳曉波像一個勤奮的論文寫作者一樣，從堆滿歷史灰塵的報刊裡，尋找被遺忘的人物與紛爭，描繪了中國崛起的秘密。
——英國《金融時報》
關於中國企業種種不可思議的事跡，散布在漫長的歷史中。吳曉波花費數年時間，將它們一一拾起，把一段由感性、零碎、個人觀察組成的歷史進行了繫統化的描述，在浩如煙海的陳舊信息中，梳理出了歷史的脈絡。
——《南方周末》
在中國詭譎多變的商場裡，企業起起落落乃是常態，能經得起時間淬煉的企業必有值得稱道之處，然而外人對於中國企業的興衰常有霧裡看花之感。吳曉波的企業史作品無疑替我們開啟了一扇門，以一個又一個商業（公司）發展與掙扎的細節，道盡了中國企業所擁有的無限契機，以及在發展道路上的崎嶇。
——臺灣《中國時報》中國是19世紀以來，世界最重要的經濟新聞的產生地。吳曉波像一個勤奮的論文寫作者一樣，從堆滿歷史灰塵的報刊裡，尋找被遺忘的人物與紛爭，描繪了中國崛起的秘密。
——英國《金融時報》
關於中國企業種種不可思議的事跡，散布在漫長的歷史中。吳曉波花費數年時間，將它們一一拾起，把一段由感性、零碎、個人觀察組成的歷史進行了繫統化的描述，在浩如煙海的陳舊信息中，梳理出了歷史的脈絡。
——《南方周末》
在中國詭譎多變的商場裡，企業起起落落乃是常態，能經得起時間淬煉的企業必有值得稱道之處，然而外人對於中國企業的興衰常有霧裡看花之感。吳曉波的企業史作品無疑替我們開啟了一扇門，以一個又一個商業（公司）發展與掙扎的細節，道盡了中國企業所擁有的無限契機，以及在發展道路上的崎嶇。
——臺灣《中國時報》
在今天的財經書市上從來不乏企業的傳記，但它們總過於和寫作對像接近，公正而審視的企業史著作依然匱乏。吳曉波的創作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這一期待，他筆下的企業史能讓讀者獲得一種冷靜的激情。
——《21世紀經濟報道》
吳曉波把目光聚集在方興未艾的企業史上，他筆下寂寞千年的男主角——企業家粉墨登場後，企業史的概念得到了市場認可，而他的作品也成為了草莽英雄傳。
——《中國經營報》
合的科學分析，吳曉波掌握了一些切實的研究成果。也許再過數年，他能寫就類似於《追求卓越》、《從優秀到卓越》、《基業長青》的中國版商業“本紀”。
——《第一財經日報》
吳曉波以一種好奇者的單純撲入中國歷史變革的復雜歷程中，適時結合當年的世界“風雲”，面對中國遭遇的各種“氣候”，把握在各色“風雲”和“氣候”當中出現的特定情境。他極具人文思辨，往往能回歸人性本源進行解構，大浪淘沙，盡收眼底，興衰成敗，皆入囊中。
——《新京報》

在線試讀

1938年：怪亂的“孤島”
1938年的上海被稱為“孤島”，這是一個十分貼切的隱喻。
上海是當時世界上的第七大城市，人口僅次於柏林、倫敦、莫斯科、紐約、巴黎和東京。在1937年底的保衛戰中，城市遭到毀滅性的重創，美國歷史學家魏斐德（FredericWakeman）在《上海歹土》一書中認定：“上海乃是二次大戰中第一個被摧毀的世界大都會。”據《申報年鋻》記載，當時有4998家工廠、作坊的設備被毀壞，上海喪失了70％的工業能力。大量難民湧進隻有10平方英裡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致使人口從150萬猛增到400萬，數萬無家可歸者流落街頭。在最寒冷的鼕季，上海街頭發現了1.01萬具尸體。
自戰事爆發後，楊樹浦、閘北、滬西、南市一帶均被日軍占領，但黃浦江沿岸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卻遭包圍而還未被進占，市政之權仍操在租界的工部局手中。這一區域，對外交通保持暢通，對內交通也逐漸恢復，形成自由商業市場內貿進出口完全自由，遂成一特殊的“孤島”，其範圍包括東至黃浦江，西至法華路（今新華路）、大西路（今延安西路），北至蘇州河，南至肇家浜路的地區。著名的民國記者陶菊隱記錄道：“蘇州河一水之隔，一邊是炮聲震天，一邊是笙歌達旦，每當夜幕降臨，租界內徹夜通明的電炬，透過幽暗的夜空，與閘北的火光連成一片，映紅了半邊天。”這一狀況維持了四年之久。
就這樣，所有的人都被困在一個“孤島”上。“島”的面積隻有機槍子彈的射程那麼遠，而危機卻像東海般浩瀚可怖。整個上海城的日常生活都處於極其頹廢的狀態，即使是暫時掌握權力的那群人，也會感覺生活索然無味，根本不值得期待。所有的理想都顯得那麼的虛妄，隻有絕望纔是真實的。
在這麼一個充滿末世感的怪亂世界，每個人—包括企業家們卻還不得不展開自己的生涯。
出乎很多人的猜想，“孤島”時期的上海工商經濟並不是一片蕭條、滿目瘡痍，而竟有過一段空前的畸形繁榮時期。
就在炮火的硝煙還沒有散盡的時候，繁榮的幽靈居然在廢墟和尸體上很快復活。到1938年底，租界內恢復生產和新建的工廠總數達4700多家，超過戰前兩倍以上，在1939年，又新設工廠1705家。其中，傳統的紡織業復蘇最為迅猛。據布廠同業公會調查，至1939年，租界內新設織布、染織及手織廠823家，新增布機2.32萬臺，日夜運轉每月可產棉布142萬匹，而工廠的利潤是戰前的兩到三倍。
這主要是源於下述原因：其一，人口激增，生活資料需求加大，消費品市場也就相應擴大；其二，人口集中又為租界工業提供了充足的廉價勞動力，從而有利於工業的復工生產，而生產規模的擴大，反過來又使原料市場得到刺激；其三，也是最特殊的一點，租界是中國東南沿海唯一的“非戰爭地帶”，人流和商流自然向這裡洶湧彙聚，從而激發出別樣的熱鬧。1938年：怪亂的“孤島”
1938年的上海被稱為“孤島”，這是一個十分貼切的隱喻。
上海是當時世界上的第七大城市，人口僅次於柏林、倫敦、莫斯科、紐約、巴黎和東京。在1937年底的保衛戰中，城市遭到毀滅性的重創，美國歷史學家魏斐德（FredericWakeman）在《上海歹土》一書中認定：“上海乃是二次大戰中第一個被摧毀的世界大都會。”據《申報年鋻》記載，當時有4998家工廠、作坊的設備被毀壞，上海喪失了70％的工業能力。大量難民湧進隻有10平方英裡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致使人口從150萬猛增到400萬，數萬無家可歸者流落街頭。在最寒冷的鼕季，上海街頭發現了1.01萬具尸體。
自戰事爆發後，楊樹浦、閘北、滬西、南市一帶均被日軍占領，但黃浦江沿岸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卻遭包圍而還未被進占，市政之權仍操在租界的工部局手中。這一區域，對外交通保持暢通，對內交通也逐漸恢復，形成自由商業市場內貿進出口完全自由，遂成一特殊的“孤島”，其範圍包括東至黃浦江，西至法華路（今新華路）、大西路（今延安西路），北至蘇州河，南至肇家浜路的地區。著名的民國記者陶菊隱記錄道：“蘇州河一水之隔，一邊是炮聲震天，一邊是笙歌達旦，每當夜幕降臨，租界內徹夜通明的電炬，透過幽暗的夜空，與閘北的火光連成一片，映紅了半邊天。”這一狀況維持了四年之久。
就這樣，所有的人都被困在一個“孤島”上。“島”的面積隻有機槍子彈的射程那麼遠，而危機卻像東海般浩瀚可怖。整個上海城的日常生活都處於極其頹廢的狀態，即使是暫時掌握權力的那群人，也會感覺生活索然無味，根本不值得期待。所有的理想都顯得那麼的虛妄，隻有絕望纔是真實的。
在這麼一個充滿末世感的怪亂世界，每個人—包括企業家們卻還不得不展開自己的生涯。
出乎很多人的猜想，“孤島”時期的上海工商經濟並不是一片蕭條、滿目瘡痍，而竟有過一段空前的畸形繁榮時期。
就在炮火的硝煙還沒有散盡的時候，繁榮的幽靈居然在廢墟和尸體上很快復活。到1938年底，租界內恢復生產和新建的工廠總數達4700多家，超過戰前兩倍以上，在1939年，又新設工廠1705家。其中，傳統的紡織業復蘇最為迅猛。據布廠同業公會調查，至1939年，租界內新設織布、染織及手織廠823家，新增布機2.32萬臺，日夜運轉每月可產棉布142萬匹，而工廠的利潤是戰前的兩到三倍。
這主要是源於下述原因：其一，人口激增，生活資料需求加大，消費品市場也就相應擴大；其二，人口集中又為租界工業提供了充足的廉價勞動力，從而有利於工業的復工生產，而生產規模的擴大，反過來又使原料市場得到刺激；其三，也是最特殊的一點，租界是中國東南沿海唯一的“非戰爭地帶”，人流和商流自然向這裡洶湧彙聚，從而激發出別樣的熱鬧。
租界是彈丸之地，所有生產的原料需外來，而所有制成的商品需外出，因此其繁榮完全依賴亞洲乃至全球政局的變幻。
先看國民政府的態度。上海淪陷後，國民政府當即頒布了《禁運資敵物品條例》，將淪陷區貨物出口“概以仇貨論”，對國統區物資運滬也予以嚴格限制。但是，這一政策很快轉向，因為大後方經濟需要租界工商運作的支持。首先，這裡是工業原料和設備進口的唯一合法通道。其次，大後方經濟完全服務於戰爭，以重工業為主體，民生產業十分薄弱。張賽群在《上海“孤島”貿易研究》一書中指出，到1941年前後，大後方人口已經由戰前的1.8億急增到2.3億，所需棉紗須有160萬枚紗錠開工生產，而實際運轉的紗錠最多時也隻有17.5萬枚，每年缺少的棉紗和棉布分別為12萬件和400萬匹，這些物資大都依賴上海方面的供應。因而，國民政府不久便解釋稱，凡淪陷區內未受日方利用或控制之出品，如上海租界區域內各國貨工廠之出品不能算做日貨，仍應準其運銷各地。偏據重慶之後，國民政府仍然在上海專設國貨運輸管理處，主持貿易事宜，並繼續對租界供應外彙，繼續維持“孤島”的外彙交易，這使得進口商可以不受外彙配給的限制，自由進口緊缺物資以謀利。
日方對租界經濟的放松也出於自己的需要。一方面，中日開戰的時候，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沒有爆發，日本仍與英美維持著外交關繫，所以對租界不敢公然攻擊；另一方面，日本經濟也需要上海“孤島”的支援。日本是一個戰爭資源基本不能自給的國家，其重工業所需的石油、鐵砂、銅等全數依賴進口，即使棉花、木漿、硫酸等工業原料也大多需要進口。在這種情形下，上海“孤島”成為日本獲取、轉運戰略物資以及套取外彙的中轉市場。日軍對租界實行的是“和平封鎖”，即隻禁止中國船舶的海上交通運輸，對第三國船隻雖時有阻攔，但並不完全禁止進出。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進出上海港的輪船噸位中有將近六成屬於中日以外的第三國。當然，日本人也知道其中有相當部分是掛著外國國旗的中國船隻。
“孤島”還成為歐美各國在遠東地區的商品交易中心。進入30年代中期之後，隨著歐洲局勢的緊張，各國均在某種程度上對進出口貿易實行了統制政策，敵對國之間更是開展了經濟戰。特別是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德國對英國海上運輸線處處加以破壞，而且對中立國船隻進入英倫三島進行嚴密封鎖。相應地，英法集團及北歐諸國也對德國進行了貿易封鎖或限制。在這種博弈中，英國將上海當成了原材料和動物產品的市場來源。而德國也借道西伯利亞鐵路，將顏料藥品、五金機械、化學產品等商品運送到滬，以換取其急需物資。
正是因為這種微妙而獨特的因緣際會，“孤島”被容忍存在。就在中日開戰後的1937年底，各歐美輪船已經恢復了南北洋和長江航線的航運，到第二年的6月，上海重開至倫敦、馬賽等歐洲城市的直達班輪，至10月基本恢復至戰前水平，國內航線也相繼重新開通。上海很快恢復了全國貿易中心的地位。據朱斯煌主編的《民國經濟史》記載：在進口方面，1937年的進口總值為5.，1938年因戰爭降至3.，但隨即很快大幅度回升，其後三年分別達到、29.和34；出口的數字也類似，1937年為4.，1938年降至2.，其後三年上升為3.、13.和19.。戰後出口在全國所占比重已高於戰前。在1942年之前，英美兩國在上海租界區的投資占它們在華投資總額的72.6％和64.9％。
“孤島”經濟的復蘇速度是驚人的。1938年1月，租界內各工廠的雇工為3.19萬人，到4月就增到13.07萬人，到年底更增到23萬人。大大小小的針織廠、面粉廠日夜加班，仍不能滿足市場的需求，利潤因而高得嚇人。以針織業為例，線襪的利潤為37.2％，絲襪為43.4％，羊毛襪為62.6％，衛生衫為79.2％，羊毛衫為54％。這種高額的工業利潤為各企業帶來了大量的盈餘。以榮家為例，在租界內有申新二、九廠兩家紡織廠和福新二、七、八廠三家面粉廠，其贏利遠遠超過戰前，僅申新九廠一家在1939年的贏利就高達10，榮家一舉償清戰前所有巨額積欠，榮德生還在1939年發起組織廣新銀公司，投入銀行業務，成為滬上名副其實的巨富。當時的一項調查表明，由於“孤島”時期各行業新設工廠增加，所需機器數量十分可觀。加上外彙暴縮，外國機器價格太高，各廠不勝負擔，於是原來向國外進口機器的企業無不改用國產機器。各機器廠出品有限，而需要日增，於是造成供不應求的局面，加上鋼鐵和機價步步暴漲不息，故各廠無不市利三倍，營業鼎盛，獲利亦厚，成為機器工業發展史上的又一個“黃金時代”。
工業的繁榮自然帶動商業和金融的興旺。由於周邊地區戰火不斷，江浙地區的商賈地主和銀行家紛紛將公司和業務搬遷到租界內。整個1938年，租界內新增491家商號和160餘家銀行機構，年終結算，全市所有銀行和錢莊除了一家之外，竟統統贏利。
由於租界與國外的海運通航無阻，加上與內地交通的恢復，各地的豪門富戶攜帶大批錢財來滬避災後，過著驕奢淫逸的寄生生活，更給市場造成了虛假繁榮的景像。上海的百貨業主既供應中、低檔適合廣大市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商品，又有適合“富豪避難者”所需要的高檔奢侈品，所以整個零售商業空前興旺。小百貨業原集中在南**路、廣東路、金陵東路一帶，這時發展到霞飛路（今淮海中路）、西藏路、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同孚路（今石門路）等。這些地段的小百貨商店比戰前增加了1~3倍。據估計，1939年零售同業共有千餘戶，比戰前增加了1倍左右。租界內的幾條商業街上新店林立，招牌如雲，其中，金陵路商號277家，西藏路商號242家，靜安寺路商號378家。在零售的小百貨市場上，幾乎天天早晚顧客盈門，人如潮湧。

……

書摘插畫

商品搜索

商品分类

【醫學】

【各大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