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錄

前 言

章 商幫載體 應時而生

節 會館產生 同鄉組織

一、會館產生淵源考 002

二、晉商會館之社會影響 008

第二節 建造考究 特點鮮明

一、商業性強 011

二、地域明顯 013

三、規模宏大 015

第二章 會館淵源 商業印跡

節 會館緣起 商業呼喚

一、會館設立的商業印跡 020

二、晉商會館之商業功能 022

第二節 會館業律 市場管理

一、維持市場秩序 027

二、征收商費 033

第三章 瞻仰英靈 答敬神庥

節 關公信仰 崇奉老鄉

第二節 諸神供奉 祈求佑護

一、財神供奉 042

二、行業神供奉 043

第四章 館廟合一 後世可鋻

節 館廟合一 多神共祀

一、館廟合一的形式 050

二、多神祭拜的原因 053

第二節 誠商教育 後世可鋻

一、誠商教育的手段 056

二、後世可鋻 060

第五章 雕梁畫棟 浸潤文化

節 會館建築 風格各異

一、社旗山陝會館建築特點 062

二、開封山陝甘會館建築特點 064

三、洛陽潞澤會館建築特點 065

四、洛陽山陝會館建築特點 065

五、蘇州全晉會館建築特點 068

六、山東聊城山陝會館建築特點 070

七、甘肅張掖山西會館建築特點 072

八、內蒙古多倫山西會館建築特點 073

九、安徽亳州山陝會館建築特點 076

十、漢口山陝會館建築特點 077

十一、海城山西會館建築特點 078

十二、天水山陝會館建築特點 080

第二節 會館文化 底蘊深厚

一、會館建築的文化內涵 082

二、會館彰顯德育 086

第六章 會館運轉 風雨同舟

節 會館運轉 制度先行 0

一、人事制度的設立 090

二、入退會制度的設立 092

第二節 協調獨占 整頓自治

一、協調矛盾 094

二、事業獨占 096

三、整頓秩序 104

四、道德教化 106

五、信用自治 108

第三節 借助政府 結交官員

一、聯合官員 114

二、借助政府 116

三、影響深遠 117

第七章 戲曲藝術 餘音繞梁

節 晉商會館 戲曲藝術

一、山西梆子的發展 120

二、晉商捧場山西梆子 121

第二節 演戲酬神 藝術融合

一、演戲酬神 128

二、藝術融合 130

第八章 會館精神 昭示後人

節 同舟共濟 樂善好施

一、同舟共濟 134

二、樂善好施 136

第二節 誠實守信 義薄雲天

一、信義在會館誠商教育中的體現 139

二、誠信在會館建築中的體現 142

第九章 橫向比較 彰顯特色

節 晉徽比較 特點迥異

一、晉商會館與徽商會館的相同點 146

二、晉商會館與徽商會館的不同點 147

第二節 晉歐比較 不同屬性

一、晉商會館與西歐行會的相同點 151

二、晉商會館與西歐行會的不同點 152

第三節 晉商會館之啟示 155

主要參考書目

後 記 跋

節會館產生同鄉組織

會館是同鄉人士在京師和其他異鄉城市所建立，專為同鄉停留聚會或推進業務的場所。狹義的會館指同鄉所公立的建築，廣義的會館指同鄉組織。

一、會館產生淵源考

彭澤益在《中國工商行會史料集》中提到：“會館、公所之設立，果起於何時乎？今難知其確據，然設立之初，不外保商務謀公益為目的。夫以清國之大，南北東西，言語不同，風俗各異，且古來客商，以交通不便之故，羈留於他鄉數十年而不返者，比比皆是。然人人各安其業，各得其所，非藉會館、公所以為保護，能如是乎？故有會館、公所，不獨免異地人民逼迫之苦，又鮮官吏壓制之憂，然則會館、公所之利益，誠非淺鮮也。”

會館是同鄉人士在京師和其他異鄉城市所建立，專為同鄉停留聚會或推進業務的場所。狹義的會館指同鄉所公立的建築，廣義的會館指同鄉組織。何炳棣在《中國會館史論》中曾提及會館在京師者設置較早，據現存史料可溯至明永樂年間（1403—1424），較前此一般學者認為的草創時期要早140年。京師郡邑會館初是同鄉仕宦公餘聚會之所，逐漸演變成試館，但始終不免同鄉商人參加的痕跡。京師以外的會館多屬同鄉工商組合性質，但亦往往有仕宦參加的痕跡。

明中葉以後，中國商品經濟發展較快，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商界競爭日趨激烈。在激烈的競爭中，旅外同鄉深刻認識到“無論舊識新知，莫不休戚與共，痛癢相關”，必須團結同鄉仕商，“廣其業於朝市間”。 （參見《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於是他們通過會館這一組織形式，利用傳統的地域觀念，把商埠中同鄉之人聯合起來，互相支持，互相幫助，共同與異域商人競爭。

根據現有典籍，除知蕪湖會館成立於15世紀20年代，福州會館遲建於16世紀初外，其他能夠確定創建於年（1573年）以前的隻有北京的歙縣會館、紹興的稽山會館和江西的新城會館。1943年刊印的《閩中會館志》列舉在北京的福建府、州、縣新舊會館22個（這並非該省在京會館的全部）。這裡面除福州舊館創建早外，汀州會館創於1587年，邵武會館創於1606年，延平會館大約也同時建立。另有延平郡館為該府紙商所建，雖創建年代不詳，但在順治壬辰年（1652年）已經重修過一次，故能確定其初建於明朝。此外福清會館為明天啟年間（1621—1627）大學士葉向高倡建。同安及莆陽二館也是創建於明朝。

江西在京會館多，方志中所見早的為新城會館，創於明嘉靖後期。南昌會館創建於明隆慶、萬歷年間（1567—1620）。新建會館和吉安府因奉祀文天祥而得名的懷忠會館，創建於明萬歷前半期。上高和新昌兩縣在明萬歷丁未年（1607年）就已因“舊館湫陷”而重購新址另建。樂平縣於1608年“買餘干‘會館’舊址”創建樂平會館，由此可見餘干會館創建更早。此外袁州府屬萍鄉縣等四邑合建之府館，鄱陽、德化、高安等縣的會館，也都創建於明季。雍正朝大學士高安朱軾說的“前朝吾鄉在京會館多”，必有相當事實根據。此外他省郡邑在北京創建會館於萬歷朝者，計有浙江嘉興、湖南常德和山西潞安等府和湖北麻城安徽涇縣、浙江金華和陝西三原等縣。

以上何炳棣在《中國會館史論》中的記載足以說明，在16世紀末和17世紀初，南方幾省在北京建立會館的郡邑已經不少，北方則山西、陝西郡邑亦開始在京建立會館。不過就總數而言，大約過半數的北京郡邑會館似仍創建於清代。

明清時期，山西商人上通清廷，下結官紳，北上西向，東進南下，商路達萬裡之遙，款項可彙通天下，曾一度執全國金融之牛耳。他們在馳騁全國商界的同時，逐步形成以血緣、地緣關繫為紐帶的商幫集團。山西商幫集團性加強的標志也在於其大量會館的出現。

山西會館遍布全國各工商業城鎮。北京由於是封建帝王都城，貴族、官僚、地主、商人集中，所以山西會館也多。至於洛陽、開封、社旗、蘇州、上海、漢口等地的山西會館則規模較大。

清人杭世駿說：“會館之設，肇於京師。”根據資料可以確認，明朝時期全國各地在北京所建的會館共有41所，其中山西會館5所，占總數的12%強。它們分別是萬歷年間（1573—1620）山西銅、鐵、錫、炭諸商創建的潞安會館，山西顏料、桐油商人創建的平遙會館，天啟、崇禎年間（1621—1644）臨汾眾商創建的臨汾東館和仕商共建的臨汾西館，臨、襄二邑汾河以東商人創建的山右會館。到了清朝，由於京師大賈中山西商人占有很大的比例，故在北京的山西會館日益增多。關於山西會館總數，《都門雜記》《朝市叢載》《順天府志》等記載不一。《都門雜記》記載有31所，占總數324所的9%強；《朝市叢載》記載有38所，占總數391所的9%強；《順天府志》記載有50所，占總數445所的11%強。由於這三本書的寫作年代不同，所以記載會館數量也不一樣。這反映了道光以後在北京的山西會館無論數量和比重都在增加。清朝光緒年間（1875—1908），盡管有些山西會館或倒閉或為公所取代，但尚存45所，占當時會館總數387所的11%強。其中省館9所，在各省數量中位居，占總數61所的14%強，這說明在京晉商的數量之多，規模之大；縣館24所，占總數174所的13%強，也是數量較多的一個，這表明崇商、經商不是個別縣府的地方特色，而是在全省範圍內已形成氛圍；行館6所，占總數23所的26%，也是數量多的一個。此外，還有府館6所。

河南為中州之地，與秦、晉、冀、魯、鄂、皖等省接壤，為四方交通要衝。晉商赴豫或經河南到江南各地經商者為數甚多，遂在洛陽、開封、社旗、禹州等地廣建會館。洛陽地處河南西部，為九朝古都，是晉商到湘鄂羊樓洞、羊樓司采辦輸蒙茶葉的必經之地。洛陽現存的兩座山西會館，一座是位於南關菜市東街由山西、陝西兩省商人於清康熙年間（1662—1722）興建的山陝會館（又名西會館）；一座是在老城東關西街由山西潞安府（今長治）和澤州府（今晉城）商人於清乾隆年間（1736—1795）建造的潞澤會館（又名關帝廟，後改為東會館）。

開封的山陝甘會館地處鬧市中心徐府街，清乾隆年間（1736—1795）由旅汴的山西、陝西商人集資興建。清末，甘肅商人加入，遂易名為山陝甘會館。社旗縣隸屬南陽地區，清前期已發展成為“北走汴洛，南船北馬，總集百貨”的豫南商貿重鎮。山陝商人“運巨材於楚北、訪名匠於天下”，並用騾馬從山西馱來燒制琉璃磚瓦的瓷土修建了山陝會館。該會館於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開始興建至光緒十八年（1892年）竣工，歷時136 年。

在商品經濟發展較快的蘇杭地區，康熙皇帝巡幸後曾感嘆說：“今朕行歷吳越州郡，察其市肆貿遷多繫晉省之人，而土著者蓋寡。”與北京的會館相比，蘇州、上海、漢口等工商業重鎮的會館更具有鮮明的商業色彩。

明清兩朝，蘇州“為東南一大都會，五方商賈，輻輳雲集，百貨充盈，交易得所，故各省郡邑貿易於斯者，莫不建立會館” 。蘇州現已查明的會館共有47所，其中山西會館2所，一所是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建的全晉會館，俗稱白石會館；一所是翼城商人建立的老山西會館。漢口作為商業重鎮始於明朝，興盛於清朝，所以這裡的會館皆建於清代。據民國《夏口縣志》記載，漢口共有27所會館，其中一所是山陝商人在康熙年間（1662—1722）建立的山陝會館（又名關帝廟）。上海是近代中國首屈一指的大商埠，共有39所會館，其中山西會館有2所，一為清嘉慶年間（1796—1820）創建的山西會館，一為晉業會館。

二、晉商會館之社會影響

建立會館不僅可以使遠在異鄉的行商得到家鄉同行的幫助，鞏固自己的經濟利益，還可以帶動會館所在地區的經濟發展。

活躍於邊疆貧困地區的商人建立會館可以使這些地區的商品經濟得到發展。王日根在《鄉土之鏈——明清會館與社會變遷》中記載在甘肅蘭州府治下皋蘭縣有山陝會館、浙江會館、江南會館、江西會館、豫章會館、兩湖會館、四川會館、江南新館、廣東會館。在遼東，江浙閩廣來的商人紛紛在各沿海海口建立會館，如《山海鈔關榷政便覽》載：“三江會館香資銀十二兩，福建會館香資銀八兩，山東會館香資銀八兩。”這表明三個會館共同支撐著一個事業。在遼東沿海的港口，通過會館形成山東幫、福建幫、廣東幫等，從而控制了東北與關內的海上貿易。在臺灣，閩粵移民比較集中，故這裡有泉郊會館、廈郊會館、汀州會館等。在廣西，清雍正年間（1723—1735）梧州府容縣有江蘇、浙江人在此經商，南寧府城沙街，有山西、陝西商人在此建立了秦晉會館（或稱“秦晉書院”），安徽商人在此建立了安徽會館。在邕寧，會館更加集中，浙江鄉祠，在城內西門大街。三楚書院，在沙街，為兩湖商民所建。江西會館亦在沙街。二邑會館，在城西三界坊街，為廣東東莞南海商民所建。要明書院，在城西上郭街，為廣東高要、高明商民所建。粵東會館，在城西會館街。福建書院，在城西上郭街。順德書院，在城西會館街，為廣東順德商民所建。欽靈會館，在城西上郭街。邊遠地區都因為外地商人的介入被不同程度地牽入商品經濟的體繫中。

1961 年，經李華先生調查，在北京所存的55個商業行會中，山西會館有15個，占27%強，其中建於明代者5個，年代不詳者2個，其餘8個全部為清雍正、乾隆、嘉慶年間（1723—1820）所建。在其他省區的山西商人也大都結成幫伙，捐資建立會館。上海、蘇州、天津、三原、西安、漢口、鳳翔、西寧、聊城、阜陽、開封、洛陽、禹州、亳州、歸化等全國重要商業城鎮幾乎無一處沒有山西商人及其會館。

由此可見，會館是離開故土寄寓異鄉的經商者們所建立的一種同鄉性的行會組織。明清時期，山西商人在江南的經商活動極為活躍。在蘇州，山西商人“來蘇辦貨者，向從浦口行進，向來久矣” 。大量的山西商人來到蘇州，他們不僅遇到人生地不熟、語言交流不便的困難，而且遇到了蘇州地區商業競爭越來越激烈的情況。山西商人為了鞏固自己的商業利益，於是便廣泛聯絡寓蘇晉商，共同協商，合力對外。而會館，就是山西商人們交流商情、聯絡感情的重要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