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國內媒體始終把“軍人”“總裁”這兩個看似不相關的詞語用來描述華為創始人任正非。

軍人，不管是在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年代，都可以成為英雄。但與在戰爭年代成為英雄相比，軍人在和平年代成為英雄的難度更大。

這就意味著，軍人若想在和平年代成為英雄，必須在艱苦的環境中自我重塑，正所謂“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裡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歷史有著驚人的巧合之處，人在困苦的環境中，常常被逼著為了生存和發展而努力奮鬥，這些人終為了活下去而成為舉世矚目的英雄。

作為改革開放後中國代創業者的任正非就是這樣，在艱難與困苦之中，書寫了一個又一個神話。當我們感嘆任正非為華為創造了種種奇跡時，他在創業初期的艱辛和難處卻並不為人所知。

20 世紀80 年代，對中國來說，可謂是一個草莽英雄輩出的年代。在北京，創業的大潮已經如火如荼。1984 年，作為中科院人事局領導干部處干部的柳傳志，在中國科學院計算所所長曾茂朝的支持下，創辦了北京計算機新技術發展公司（聯想集團的前身）。1986 年，柳傳志任北京聯想總經理，1989 年升為總裁。

位於京杭大運河南端，浙江省政治、經濟、文化和金融中心的杭州，已經“春江水暖”。1987 年，42 歲的宗慶後借了1，承包了連年虧損的校辦企業經銷部，開始了自己的創業人生。

不管是北京，還是杭州，創業大潮正在激活那些敢於趕海的弄潮兒，作為改革開放“試驗田”的深圳更是如此。20 世紀80 年代，深圳，作為中國對外開放經濟特區，就猶如一個鬥獸場，那些敢於冒險的企業家們在這個遍地黃金的地方尋找著自己的夢想。

1988 年，從國營單位離職的王石，已經顯露出卓越企業家的特質，在倒賣玉米和科教儀器賺得桶金之後，已經把“
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更名為“萬科”。同年12 月，萬科發行中國改革開放後份《招股通函》，發行股票2800 萬股，集資280，開始涉足房地產業。

與意氣風發的王石不同的是，1987 年，在與萬科相距隻有十幾千米的深圳灣畔的一個雜草叢生的地方，任正非剛籌集了2.1

盡管差距很大，但是歷史總是會出現驚人的戲劇性變化，華為與作為中國批上市企業之一的萬科不同的是：①華為至今未上市，同樣成長為千億規模的公司；②華為是一個典型的“出口轉內銷”公司，從創業開始就隻能依靠自己的艱苦努力尋求生存與發展，這也為任正非提出“奮鬥者為本”理論提供了實證。

在中國的英雄哲學中，人們始終堅持英雄是不會問其出處的。盡管如此，對於步入不惑之年的任正非來說，遲暮或許是其成為英雄的天敵，正所謂“自古美人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

當然，對於不服輸的任正非而言，年齡不是問題，此刻的他的問題是被單位開除，同時還“被離婚”。不僅如此，從部隊轉業的任正非還是從一個國企高管，被一擼到底的。這樣悲壯、淒涼的經歷，敲打著倔強的任正非。

不過，英雄的歷史往往是以如此決絕的悲情來書寫的，因此無數的財經作家在撰寫任正非傳記時，總會記載他的那段悲情故事——“1987 年，任正非因為自己的工作失誤，不得不離開讓人羨慕的南油公司。在無處可以就業的情況下，被逼走上了這條創業的不歸路”。

媒體報道總會提及“1987 年”。當我們翻閱1987 年、1988
年關於任正非的文字資料時，發現了這樣的敘述文字：“一個43 歲的中年男人，由於不善經營，被騙了20，被南油集團除名。曾求留任慘遭拒絕，且背負20債務。‘屋漏偏逢連夜雨，船遲又遇打頭風’，妻子又要求離婚，他一個人帶著家人蝸居在深圳。在就業無門的情況下，他借錢創立了華為。”

這樣看來，43 歲創業的任正非，並不比75 歲二次創業的褚時健缺乏勵志故事。正如美國陸軍四星上將喬治·
史密斯· 巴頓（George Smith Patton）所言：“衡量一個人成功的標志，不是看他登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低谷時的反彈力。”

那些觸底反彈的故事，能夠讓讀者明白，觸底反彈者纔可能成就偉業，他們不會一直強調底有多深多長。基於此，一個學者從另外一個角度介紹了任正非的創業故事，他寫道：“我查了目前市面上的《任正非傳》，基本上這段話的前半部分是有根據的，但後半部分有刻意曲解的成分。任正非當時是有一點點資本的，而且他是跟幾個朋友一起創業的，並非孤家寡人，另外他從南油退出時已經官至副總經理。而且他處在管制為寬松的深圳，當時他跟王石一樣，靠倒賣產品差價獲得了桶金。”

在他看來，任正非的成功，源於他“趕上深圳適合創業的年代—— 1988年，那是中國的‘五月花號’把全中國不安分的人都帶到這個國境南端的小漁港的時候”。不過，我對這樣的論點是持保留態度的，因為當年勇闖深圳的中國人成千上萬，能夠做到像任正非和王石這樣的企業家可以說是鳳毛麟角。不過，我倒是贊成該文的一個觀點——“為了說明一個人的傳奇，其實並不必附會他的苦難過去，並非苦難越多越能襯托一個人的成功意義”。究其原因，在商業世界裡，一個企業的快速發展，與企業家本身的經營能力有關，困難隻是其中的一個催化劑而已。

在和平年代，特別是在當下——大眾創新、萬眾創業的時代，任正非、陶華碧、王石、宗慶後等企業家們的創業故事，不僅曲折離奇，而且還經過了時間的考驗，無疑比“互聯網 ”時代裡任何一個一夜暴富的創業傳奇更具參考價值。

可能讀者不知道，創業的失敗率是很高的。相關統計資料顯示，目前中國的中小企業平均壽命隻有2.9 年。同樣是成功者，屢敗屢戰的阿裡巴巴創始人馬雲和東山再起的巨人創始人史玉柱，可能更好地說明了創業維艱的問題。2.9 年的中小企業平均壽命足以說明，創業成功的概率極低，不可能每個創業者都能成功。

這就是我要毅然撰寫任正非與華為的原因。當然，也正是任正非、馬雲、史玉柱等企業家所具有的這種永不放棄、永不服輸的品質，激勵我完成了這部能夠為年輕創業者提供精神動力的作品。

如果一個創業者在豪情萬丈、激情四射之時，卻突然遭遇困境，艱難無助，想起當初落難的任正非，或許還能有再來一次的勇氣。事實證明，在創業的大潮中，總不缺乏東山再起的成功範例。到那時，作為成功者的您，可能會想起，在那個波瀾壯闊的年代，在那個無助的創業維艱時期，正是曾經背著帆布包推銷產品的任正非鼓勵了自己。

它（華為）的崛起，是外國跨國公司的災難。

——英國《經濟學人》雜志

當華為還是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公司，處在創業初期時，任總對新生事物的敏感和反應快慢為其不同於常人的判斷和行為。

——萬科企業董事長 王石

華為在創業初期十分艱難的情況下，采用激勵制度創新等辦法吸引了大量人纔，進行大規模的研究和開發投入。經過20年的奮鬥，終於擺脫了單純依靠低勞動成本競爭的被動處境，自立於世界電信業強手之林。華為等一大批企業在堅持自主創新方面為我國企業樹立了值得學習的榜樣。

——著名經濟學家 吳敬璉

華為在國際市場上勢不可擋的攻擊性，以及由此帶來的成功，為任正非贏得了西方媒體的尊重。事實上在此之前，為人低調、從不走向幕前的任正非，已經被視為中國通信設備制造領域的神秘“教父”。

——《世界經理人》雜志

華為公司之受人尊重，因為它不斷顛覆和超越自我的理性勇氣。它形成了一套兼具西方理念、東方精神的企業文化，而這無疑是華為公司貢獻給中國企業界*為有價值的經驗所在。在人力資源管理上，其獨特的價值分配繫統，豐富了中國式企業管理的內涵。

——著名財經作家、“藍獅子”出版人
吳曉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