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誰能定格一座正在噴發的火山
萬物皆有裂縫處，那是光射進來的地方。
——萊昂納多·科恩（加拿大歌手、詩人），《渴望之書》
互聯網經濟建立在一個激進的社會假設之下，即認為現代社會在不可避免地逐步朝公開透明的方向發展。
——大衛·柯克帕特裡克（美國財經作家）
“我們一起來搖，一二三，搖！”南方深秋的空氣中發出了來復槍上膛的聲音，“咔嚓、咔嚓”，清脆而性感。
這是2011年11月的傍晚，我與馬化騰站在深圳威尼斯酒店的門口，臨分別前，他教我下載微信，並用“搖一搖”的功能“互粉”。此時，騰訊與奇虎360的那場著名的戰爭剛剛塵埃落定，而新浪微博與騰訊微博正為爭奪用戶打得不可開交。馬化騰告訴我，微信是騰訊新上線的一個產品，已經有3000多萬的用戶，並且每天新增20萬。“因為有微信，所以，微博的戰爭已經結束了。”這是他對我說的後一句話，語調低沉，不容置疑。
在與馬化騰此次見面的兩個月前，騰訊的另外兩位創始人張志東和陳一丹到杭州，我們在龍井村御樹下喝茶，他們希望由我來創作一部騰訊企業史。“我們保證不干涉創作的獨立性，並可以安排任何員工接受采訪。”我得到了這樣的承諾。
在後來的幾年中，我訪談了60多位人士，包括副總裁級別的高管、一些部門總經理以及退休、離職人員，查閱了我所希望得到的內部資料和文件，此外還走訪了互聯網業界的從業者、觀察家和騰訊的競爭對手。
我從來沒有花這麼長的時間和如此多的精力去調研一家公司——以後恐怕也不會有了，更糟糕的是，我沒有能夠完全地找到其“成長的密碼”，甚至在某些方面，我被更濃烈的疑惑所困擾。呈現在我眼前的騰訊，宛如正在進化中的生物體，我們對它的過往經歷所知不詳，更被它正在發生的進化所吸引和裹挾。
在很長的時期裡，騰訊是中國互聯網世界的一個秘密。
它門扉緊掩，既不接受媒體的深度采訪，也婉拒學術界的調研。馬化騰很少接受采訪，也不太出席公開活動，他像一個極度低調的“國王”，避居於鎂光燈之外。
更令人喫驚的是，甚至連騰訊自身也對自己的歷史漫不經心。它的檔案管理可以用“糟糕”兩個字來形容，很多原始文件沒有被保留下來，重要的內部會議幾乎都沒有文字記錄。騰訊人告訴我，騰訊是一家靠電子郵件來管理的公司，很多歷史性的細節都分散於參與者的記憶和私人郵箱裡。當我開始創作的時候，對這一景像感到非常的意外，而騰訊人居然很輕松地對我說：“在互聯網行業裡，所有人的眼睛都盯著未來，昨天一旦過去，就沒有什麼意義了。”絕大多數的騰訊高管都是技術出身，他們對數據很敏感，可是對於我所需要的細節則一臉茫然。很多重要的場合沒有留下任何影像——無論是照片還是視頻。
在調研和創作的過程中，我一直被三個問題所纏繞：
——為什麼是騰訊，而不是其他互聯網公司，成為當今中國市值、用戶數多、盈利能力強的企業？它的成功是一次戰略規劃的結果，還是偶然的產物？
——為什麼騰訊曾經遭遇空前的質疑，它所面臨的模仿而不創新、封閉而不開放的“指控”是怎樣形成的？性情溫和的馬化騰如何成為很多人眼中的“全民公敵”？
——中國互聯網與美國互聯網有什麼異同？前者的繁榮是一次長期的追隨之旅，還是有自己的東方式生存之道？
這三個問題來自於混沌的過往，又明晰地指向未來。我必須誠實地承認，對於一位寫作者來說，它們的挑戰性實在太大了。
在任何一個文化創作領域，所有的從事者從來都面臨“描述事實”及“發現本質”的雙重困境。達·芬奇在論述畫家的使命時曾說：“一個優秀畫家應當描畫兩件主要的東西，即人和他的思想意圖。件事做到很容易，第二件事情就很難。”哲學家維特根斯坦在1934年的一次授課中表達過類似的觀點，他說：“要知道我們說的東西很容易，但要知道我們為何這樣說卻非常難。”
企業史的創作，同樣面臨達·芬奇及維特根斯坦所闡述的困境： 我們需要梳理企業的成長歷程，以及陳述其發生的“思想意圖”。在工業革命年代，研究者們的工作做得不錯，無論是彼得·德魯克的《公司的概念》，還是小阿爾弗雷德·錢德勒的“美國公司演進史”，都非常清晰以及具有遠見性地描述了他們那個時代的企業圖景。在中國，我們這一代財經作家對萬科、海爾、聯想等公司的企業史創作也可謂得心應手。
可是，這一景像到了互聯網時代突然變得喫力起來。近年來，美國財經作家的互聯網公司史創作，譬如沃爾特·艾薩克森的《史蒂夫·喬布斯傳》、布拉德·斯通的《一網打盡： 貝佐斯與亞馬遜時代》、大衛·柯克帕特裡克的《Facebook效應》等暢銷書，都算不得傳世之作。這並非是這一代作家的纔華不足，而是裂變中的互聯網經濟仍然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由此造成了觀察和定義的困難。這就如同沒有一個攝影師、畫家或記者，可以準確地描述乃至定格一座正在噴發中的火山。
因此，在過去的5年多裡，我的創作一再陷入停滯，在本書的某些部分，你可以讀到我的猶豫和不解。到創作的後期，我放棄了“宏大敘事”和“原理架構”，而隻把更多的精力專注於細節的挖掘和鋪陳。
前幾天，我的一位哲學教授朋友來杭州。閑聊中，我談及了創作《騰訊傳》的困擾。他引用俄羅斯思想家巴赫金的觀點寬慰我，這位以怪誕出名的解構主義大師說：“世上尚未發生過任何總結性的事情，也無人說過針對世界，或關於世界的終總結。這世界是開放自由的，所有一切仍有待於將來，而且永遠如此。”早在20世紀50年代，法國年鋻派歷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就發現，世界隻是“部分有序”，或者說，它表現出一種比結構更加松散的形式，他稱之為“聚合體型態”（Aggregate）。這一觀察到雅克·德裡達那裡，形成了解構主義流派，而這正是互聯網哲學的起點之一。
聽聞至此，我不禁會心一笑。看來世界原本如此，互聯網如此，騰訊亦如此。
既然這樣，就允許我用自己的方式來慢慢地講述騰訊的故事吧，從一個少年在1986年的春夜看見了哈雷彗星開始。
創業： 1998—2004
“羞澀文靜的馬化騰怎麼可能成為一個企業家呢？”所有接受我訪談的馬化騰的中學及大學同學、老師，無一例外地都發出過這樣的感慨。就連馬化騰自己也沒有料想到，他將創建一個“大企業”。他與創業伙伴張志東曾規劃，到第三年的時候，雇傭員工人數將達到18個。當OICQ——也就是日後的QQ上線時，他們把用戶的極限值設定為10萬人。馬化騰還幾次三番想把公司賣掉，卻沒有人願意接手。
不過，馬化騰幸運的是，他身處在一個“大行業”和“大時代”。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理查德·泰德羅在描述鐵路和電報的商業意義時說：“任何能打破對於人、產品和信息的時空限制的新發展，都會對商業運作的方式產生巨大的影響。”在人類歷史上，崛起於20世紀90年代的互聯網經濟顯然是一個與鐵路和電報同等重要的商業發明，它重構了信息的傳播方式。而中國則在改革開放的20年後，搭上了互聯網經濟的班列車——如果美國是這列火車的車頭，那麼中國則是掛在後面的第二節車廂。我們可以說，中國是在互聯網運動中受益的國家。
馬化騰是改革開放之後的第三代創業者，與之前的農民辦企業、“城市邊緣人”經商以及官員下海不同，馬化騰創辦騰訊，更大的驅動力來自於興趣，他對信息技術擁有與生俱來的熱情。深圳是中國第三個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的城市，而馬化騰是全國早的幾百名網民中的一位，並且管理過一個名氣不小的站點。馬化騰和其他四位創業同伴都出生在城市中產階級家庭，其中四人是中學和大學同學，他們對互聯網——而不是金錢本身，有著宗教徒般的狂熱。
小阿爾弗雷德·錢德勒在研究美國早期工商企業的發家史中，提出過著名的“成長四階段”論，即積累資源、資源的合理化利用、持續增長和對擴展中的資源的合理利用。回顧騰訊的早期成長史，我們清晰地看到了這一演進的軌跡： 通過QQ實現了用戶資源的積累，以創新的盈利模式實現用戶資源的獲利兌現。然而，這並不是一個必然的過程。
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到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滅，中國的互聯網企業全部都是美國式的仿制品，新聞門戶、郵箱、搜索，包括即時通信工具，無一例外。騰訊在很長一段時間不被業界看好，很大的原因在於，它的仿效對像——由以色列人開發、後來被美國在線（AOL）收購的ICQ從來沒有實現過盈利，甚至一直到我寫作此書的時候，也沒有另外一款即時通信產品找到了好的獲利方式。所以，馬化騰必須做對一些事情，其中很多是美國人沒有做過的。
做對的事情之一： 騰訊對ICQ的模仿建立在微創新的基礎上。它把信息留存從客戶端轉移到服務器端，從而適應了當時中國的上網環境，還先後發明了斷點傳輸、群聊、截圖等新穎的功能。從騰訊的案例中可見，中國互聯網從業者在應用性創新上的能力和速度並不遜色於任何國際同行，這一特征與電子產品、汽車、醫藥、機械裝備等領域發生的景像完全不同。
做對的事情之二： 除了技術的微創新之外，互聯網的商業應用還受到一個地區的網絡環境、用戶習慣、支付體繫、國家政策等客觀條件的影響。因此，本土企業往往有更大的優勢。騰訊很早就提出了“用戶體驗”的概念，它富有創意地推出了“會員服務”、虛擬道具出售、Q幣等服務型創新，從而使得QQ由一款沒有溫度的即時通信工具逐漸轉型為一個“類熟人”的網絡社交平臺。在這個意義上，騰訊是全球早的社區網絡的試水者之一。
做對的事情之三： 馬化騰在創業不久後便開始謀求資本市場的支持。幸運的是，在他滿世界找錢的時候，風險投資已經進入中國，IDG、盈科、MIH在騰訊的早期發展中起到了很重要的資本輸血作用。騰訊也是第二家在香港聯交所上市的中國互聯網公司。
另外一個從來沒有被重視過的現像是，中國在移動通信領域的增值服務起步比美國早得多。早在2000年年底，新成立的中國移動公司推出了“移動夢網”業務，它通過短信推送的方式為手機用戶提供各類信息增值服務，這造成了一個獨特的短信爆發現像，所有參與了這個項目的增值服務提供商（SP）都獲得了令人喫驚的利潤。騰訊一度是“移動夢網”的合作伙伴，因此也是的得益者。在2001年6月，騰訊以出乎意料的方式，成為個實現盈利的互聯網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