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描繪的一繫列現像可以用後一章的標題完美地概括 ——“好的時代，壞的時代”。史蒂文·克萊珀（Steven Klepper ，1949 年 1 月 24 日 — 2013 年 5 月 27 日）於 2009 年底正式開始撰寫本書，全書內容涵蓋了他數十年來對創業的基礎以及產業的形成與發展所做的研究。這本書整合、拓展了他的研究成果，構築了產業經濟學領域的新前沿。史蒂文花了很長時間精心構建大綱，並經過無數次迭代，全書行文是他一貫的風格。從大綱出發，每個章節的寫作都精益求精，力求深入淺出、事實可靠、高瞻遠矚。在撰寫本書的過程中，史蒂文也展現了他對這個項目源源不斷的熱情。他常常與同事們長時間愉快交談，談話的內容涉及他理論和實證工作的
細節，以及如何更好地和他人交流自己的想法。不幸的是，在項目開展後不久，史蒂文就被診斷患上了癌癥。在忍受臨床治療帶來的巨大的身體上的疼痛之餘，他仍然保持著和前些年一樣的熱情與執著，繼續堅守他的工作。從某種意義上說，對他自己而言，這也是“好的時代，壞的時代”。

史蒂文在臨終前完成並修改提煉了除後一章以外的其他章節。我們對已完成的章節進行了校對，確保這些章節引用或包含的信息符合史蒂文在科研上一貫的嚴格標準，也將史蒂文提供的一繫列數據及圖表折算成 2015 年的價值。至於後一章，史蒂文已經撰寫了詳細的提綱，並且在約瑟夫·普盧默（Joseph Plummer）的協助下記錄了一些核心要點，完成了這一章的開篇部分。如前所述，史蒂文在正式下筆之前都會反復修改、不斷推敲自己的大綱。因此，他的提綱往往也能反映他對問題的思考深度和清晰合理的表述。基於這樣的前提，我們覺得後一章應該保持原有的綱要，盡量在原始的手稿和其他相關材料上進行補充。這樣的表達形式也使我們
能夠一窺史蒂文畢生研究的結果及其政策建議。即使未經打磨，後一章的原稿仍然包含了許多關於如何在快速變化的世界中保持、提升高科技創業精神的新穎理念和政策想法。一直以來，史蒂文都很歡迎有人能夠對他的想法提出審慎的學術挑戰，我們也希望這後一章能催生出理論、實踐和政策方面的新探討。

本書探討的重點是美國的高科技企業。誠然，高科技企業並不是美國獨有的，而書中很多故事也具有關鍵素，但是在過去的一個世紀內，大量的政策和技術不斷產生，而美國的經驗對這項研究來說，是一個便捷的天然實驗室。本書使用的“納米經濟學”（nanoeconomics）方法，正如史蒂文曾經描寫的，“深入挖掘市場表面之下的東西，理解促使市場形成和發展的因素”。毫無疑問，這種研究方法需要在數據收集上付出巨大的努力，因此一個可行的方案就是將研究重點集中在美國的六個產業上。然而，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從這種方法和這六個產業的案例中學到的東西，都遠遠超過了這六個產業，也超越了國界。例如，對硅谷、阿克倫和底特律產業集群的納米經濟學研究，可以很好地解釋產業集群形成的原因，也解釋了後兩種產業後來出現衰退的原因，並且這種解釋超越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史蒂文對“實驗資本主義”的潮起潮落進行了嚴謹的闡述，這對於任何關注產業動態乃至由產業動態催生的國家和世界經濟長期動態的人來說，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史蒂文·克萊珀的實證經濟學學術著作有一個重要的標志，即始終堅持采用“奧卡姆剃須刀”（Occam’s Razor）。史蒂文花了幾個月，甚至幾年時間，收集與產業起源和發展相關的納米經濟數據（nanoeconomic data），並進行篩選和分析，他力圖追尋解釋力也簡約的理論來說明他觀察到的現像。例如，史蒂文的理論認為阿克倫、底特律和硅谷產業集群的形成，根本原因在於衍生公司。這一理論取得了廣泛的認同，也為許多後續的研究鋪平了道路。然而，這一理論也與長期以來有關產業集群一般現像的假設和理論產生了衝突，尤其是在上述三個產業集群和他們各自的產業和包含的企業。他的理論挑戰了區域經濟學、經濟學史、經濟地理學和創業學的傑出學者的研究。本書的讀者可以在書中找到史蒂文對於這六種產業細致的論述，也同樣可以看到史蒂文精通於他所挑戰的（並且非常尊重的）那些學者的理論。沒有人能夠比史蒂文更清楚地解釋美國汽車產業以及底特律的崛起了。史蒂文本人非常自謙，認為他的理論所論證的蘭索姆·奧茲（Ransom E. Olds）和奧茲汽車（Olds Motor Works）在早期的汽車產業（以及底特律）的發展中所起的作用，隻不過是給汽車產業的興起提供了一種精簡的解釋，並不是對以往研究的反駁，例如已故學者阿爾弗雷德·D. 錢德勒（Alfred D. Chandler）研究通用汽車後強調了皮埃爾·杜邦（Pierre du Pont）和阿爾弗雷德·斯隆（Alfred Sloan）的管理天纔，還有一些學者則強調了亨利·福特（Henry Ford）和戰前輕武器產業中興起的大規模生產。簡而言之，在史蒂文看來，比起錢德勒的“經理資本主義”（managerial capitalism）、傳統經濟學家的“集聚經濟”（agglomeration economies）以及部分學者的技術導向型學說而言，“實驗資本主義”（experimental capitalism）更符合他對於解釋高科技產業起源和發展的理論簡化標準。

納米經濟學方法需要大量的數據支持，這些工作在史蒂文的博士生的協助下完成。特別需要感謝以下研究人員（以字母順序排列）：阿賈伊·巴沙卡拉巴特拉（Ajay Bhaskarabhatla）、克裡斯托巴·A.謝雷·福雷斯蒂爾（Cristobal A. Cheyre Forestier）、 伊麗莎白·A.格雷迪（Elizabeth A. Graddy )、喬納森·D. 科瓦爾斯基（Jonathan D. Kowalski）、羅美爾·穆斯塔法（Romel Mostafa）、傑弗裡·謝勒（Jeffrey Sherer）、肯尼斯·L. 西蒙斯 (Kenneth L. Simons)，以及莎莉·D. 斯利普（Sally D. Sleeper）。他們協助克萊珀收集並分析了本書中使用的海量數據。此外，基多·布恩斯托夫（Guido Buenstorf）在卡內基梅隆大學做訪問學者期間，也為收集分析阿克倫輪胎廠商的數據做出了重要貢獻。史蒂文的行政助理艾琳·西蒙妮（Eileen Simeone）也在史蒂文的研究中貢獻了一分力量。

我們很感激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在非常時期對這個項目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史蒂文的整個學術生涯都扎根於卡內基梅隆大學的社會與決策科學學院，以及一個遍布全校的研究團隊，包括戰略研究、創業學研究和史蒂文催生的技術變革研究。在此，我們也代表他對這些機構組織致以謝意。我們還要感謝他的家人、朋友、合作伙伴，以及他整個學術生涯中的所有同事。

在學術界，優秀的同事帶來的愉悅經常被人忽視。史蒂文完美地符合了人們對於理想同事的一切要求，我們也很榮幸能夠參與協助這本書的出版工作，這也是我們學術生涯的一份珍貴紀念。

瑟古伊·布羅津斯基（Serguey Braguinsky）

大衛·A. 洪塞爾（David A. Hounshell）

約翰·H. 米勒（John H. Miller）

卡內基梅隆大學社會與決策科學學院

1941 年 7 月 2 日，霍華德·弗洛裡（Howard Florey）抵達紐約，同行的還有研究團隊成員諾曼·希特利（Norman Heatley）。霍華德·弗洛裡是英國牛津大學病理學繫主任，他與希特利，以及來自德國的猶太流亡者恩斯特·錢恩（Ernst Chain）一起已經研究了好幾年青霉素。

英國醫生亞歷山大·弗萊明（Alexander Fleming）在 1928 年發現了青霉素。他在一次外出前，習慣性地將一批接種了細菌的培養皿留在實驗室內。然而這次，一種霉菌沾染了其中一個培養皿，抑制了培養皿中細菌的生長。這種霉菌之後被證明屬於青霉屬。弗萊明將這種霉菌分泌的活性物質命名為“青霉素”，但是他無法將它從霉菌生長的培養基中分離提取出來，因此無法評估其醫療潛力。大約十年後，弗洛裡的實驗室從弗萊明手中接手了相關研究。他們成功地從弗雷明的霉菌樣本中提取了有微量雜質的青霉素，並在小白鼠上進行了測試。實驗結果十分成功，這也激勵他們在一些病危病人身上進行進一步的測試。

與現在不同，當時在人體身上進行藥物測試更加容易。弗洛裡的團隊找到了一名垂危的牛津警察 —— 他被玫瑰花刺扎傷之後，由於感染導致一隻眼睛失明，並且全身膿腫。注射青霉素後，他的病情大有好轉，眼看奇跡就要發生。然而，卻沒有足夠的青霉素來繼續治療。情急之下，弗洛裡團隊收集了病人的尿液，用自行車送到實驗室，希望用一種叫作 P-Patrol 的方法從中提取未代謝的青霉素。遺憾的是，終病人還是因為沒有足夠的青霉素不治身亡，不過青霉素的藥用潛力得到了證明，並且在之後的醫療中得到進一步明確。

實驗證明青霉素是治療感染的有力武器，但是要想使青霉素真正發揮其效用，大規模生產必不可少。弗洛裡試圖說服一些英國工廠一同投入這項工作，但是這些工廠正忙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無暇顧及青霉素生產。於是弗洛裡把目標轉向了曾支持過他的研究工作的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他獲得了 6,00的補助金，用於前往美國遊說美國工廠與美國政府大批量生產青霉素（Neushul， 1993 ：167）。可見， 1941 年弗洛裡前往美國前夕，青霉素就已經讓人們看到了與感染抗爭的希望，但隻能小規模生產。

接下來的三年，情勢變化令人目不暇接。青霉素臨床應用的重大發展證明了它是可以有效對抗很多疾病的“奇跡之藥”，包括“兒童殺手”急性關節風濕病，以及肺炎、梅毒、淋病等疾病，以及燒傷病人或受傷軍人遭受的致命感染。 1944 年 6 月諾曼底登陸之前，青霉素的產量已經能夠滿足軍用需求。一年後，青霉素開始廣泛造福平民百姓。這一繫列的發展將藥學引入了一個，也就此開創了一個新的產業。然而這一切在 1941 年 7 月弗洛裡踏上美國之前都是難以想像的。

弗洛裡和希特利一抵達美國就被帶到了位於伊利諾伊州皮奧瑞亞市的一間政府實驗室。這間實驗室正在研究深入發酵技術，為過剩農產品尋找新的用途。實驗室通常用玉米漿進行發酵，玉米漿是生產玉米澱粉的一種副產品。研究表明，玉米漿是培植青霉屬霉菌的理想介質，能將青霉素產量提升 12 倍（Sheehan， 1982 ： 67），並且能夠使用液體深層發酵，而不局限在燒杯、燒瓶或者培養皿等淺層容器中。研究人員預計用液體深層發酵法生產的青霉素可以被運往東至紐約、西至舊金山的範圍，滿足美國軍隊的戰時需求（Brockman and Elder， 1970 ： v）。

關於玉米漿的新發現在 1941 年 12 月的一場會議上公之於世，默克、施貴寶、輝瑞、立達等制藥公司的研究人員和公司高層都參加了這次會議。會議由美國科學研究與發展局（the Office of Scientif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簡稱 OSRD）指定的委員會組織籌辦。科學研究與發展局成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主要職能是協調軍事目的的科研工作。在會議召開之前，默克、施貴寶和輝瑞已經斷斷續續嘗試了用淺層培育法生產青霉素（Sheehan， 1982 ： 69）。羅伯特·科格希爾（Robert Coghill）從發酵部門的主管那裡聽說了實驗室提取青霉素的進展之後，備感震撼。科格希爾後來稱，實驗室的研究成果推動了新的制藥產業的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