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

到底是我們自己還是制度或結構應該為我們的生活質量負責，我們常常對此感到困惑。比方說，當我們的政治生活遇到不可抗拒的挑戰時，我們習慣認為是政府或制度的責任，所以，有人會說“苛政猛於虎”；而當我們的社會生活出了問題，我們也常常把原因歸結為我們的家庭及社會環境，因此，有人會說“有其父必有其子”。顯然，這種認為個人作為行動者對自己的未來或命運不能起任何有意義作用的制度決定論或結構決定論是片面的，因為也有“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或“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等非決定論觀點。的確，這是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也正因為如此，行動者與結構之間的關繫，百多年來一直困擾著社會學理論學家們。

加拿大皇家學院院士、多倫多大學社會學家巴裡·威爾曼（BarryWellman）教授十餘年前所提出的著名概念“NetworkedIndividualism”，極大地推進了我們對“個人行動者與結構或制度”之間關繫的理解。這個概念告訴我們，行動者與結構或制度之間的關繫，並不是僵化固定的關繫，而是動態的，隨時代而變的。在封建或農業社會，結構或制度對個人的制約至為強大。但工業化實現以來，伴隨著汽車和電話等媒介的發明和擴散，社會關繫逐步從街坊鄰居式的社區轉變為超越本土的社會網絡。這個過程是逐步突出個人決策的社會結網的過程，也就是個人交往的範圍逐步超越由父母及時空限制所帶來的社會關繫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個人的社會交往行動逐步地以個人主義的方式呈現出來，其結果是由個人導向的一個個互聯的社會網絡的形成。這應該是“NetworkedIndividualism”的主要內涵，在本書中被譯為“網絡化的個人主義”。

如果說在工業化及後工業化時期，行動者們已經在利用汽車和電話等媒介展開了社會結網的進程，那麼他們在以互聯網和手機為代表的新媒體時代，則早已不局限於時空，而是純粹根據自己的意願，比較精準地找到與自己興趣相同甚至志同道合的人。他們利用新媒體提供的平臺，開始了涉及多方面的網絡化生活，這包括社會關繫、工作、家庭、信息及創意工作者等各方面的網絡化運作。基於皮尤（Pew）二十多年關於互聯網及手機的研究成果及數據，《超越孤獨》非常明確地展示了網絡化運作結構化（Structuration）過程並回答了相關問題。在展示結構化的過程中，“網絡化的個人主義”這一概念便如水晶般清晰了。換句話說，借助於互聯網革命和移動革命，個體能夠構成極為廣泛、具有鮮明異質性並超越時空的社會網絡。個體以自己為中心和他人以網狀的形式連結起來。雖然這種連結可能是松散的，但由此構成的網絡不但具有極強的人際社會關繫支持能力，而且涉及方方面面，具有實質性改變相對宏觀結構或制度的力量。

《超越孤獨》還處處展示出社會學領域社會網絡分析的經典風格。在分析以互聯網和手機為媒介的結網過程中，既駕輕就熟又高屋建瓴地揭示了諸如社會資本是如何流動的，時空是怎樣變軟的，個人自治的條件是什麼，自由是如何釋放的，隱私的意義到底在哪裡，兩級傳播的社會學視角等等問題。的確，在互聯網和移動革命中，我們沒有成為一個個孤立無援的個體，而是以網絡化的個人主義的方式超越了。但本書的目標不僅僅是回答這些至關重要的社會學問題，它的卓越之處還在於以極為優雅易懂的語言給沉溺於網絡生活的我們提供了如何使用網絡的操作方案，而不是讓網絡控制我們。

《超越孤獨》還處處展示出社會學領域社會網絡分析的經典風格。在分析以互聯網和手機為媒介的結網過程中，既駕輕就熟又高屋建瓴地揭示了諸如社會資本是如何流動的，時空是怎樣變軟的，個人自治的條件是什麼，自由是如何釋放的，隱私的意義到底在哪裡，兩級傳播的社會學視角等等問題。的確，在互聯網和移動革命中，我們沒有成為一個個孤立無援的個體，而是以網絡化的個人主義的方式超越了。但本書的目標不僅僅是回答這些至關重要的社會學問題，它的卓越之處還在於以極為優雅易懂的語言給沉溺於網絡生活的我們提供了如何使用網絡的操作方案，而不是讓網絡控制我們。

《超越孤獨》的作者之一——李·雷尼（LeeRainie），是皮尤互聯網和美國生活項目主任。他因在網絡的社會科學研究及應用方面做出的傑出貢獻而蜚聲世界。作為本書的譯者，我們為能接觸到他的繫統著述而感到榮幸。《超越孤獨》的另一位作者巴裡·威爾曼教授是我的老師。我深知這本專著是他和他的實驗室20多年研究成果及皮尤相關數據的集大成。我和我的團隊通過翻譯該書的方式，表達我們對威爾曼教授及他的實驗室的崇高敬意。

楊伯漵

2014年12月於北京大學

給你們說一個琳達?埃文斯（LindaEvans，她婚前的名字，但現在不用了）如何發展成網絡化的個人的故事。琳達的生活在1995年1月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因為她那23歲的丈夫要求離婚。幾年來，她一直是家庭主婦，剛剛回到她能夠勝任的工作崗位上——在得克薩斯郊區她的孩子們就讀的小學裡當手語翻譯。在離婚過程中，這位42歲的女性發現自己在經濟上陷入了困境，當她想到自己和兩個女兒（15歲和13歲）、一個兒子（8歲）的未來時，按捺不住發自內心的抑郁。

在接下來的10年裡，她在不少伙伴的幫助下開始了新的生活。當她發現前夫故意顯得毫發無傷地大步跨入新生活時，她決定也表現得正常一些。她加入了教會新近離婚和分居的人們組成的一個社團，告訴自己：“是時候回到世界了。”在加入這個社團之前，他們互不相識，但是，他們很快成為一個關心朋友的圈子，幫助琳達。朋友推薦給她許多激勵人心的書籍和錄像帶，教會幫她提供這些材料。她深受安慰。

琳達在1997年離婚案結束後很快開始自我修復，她帶著10歲的兒子到奧蘭多的迪士尼世界度假兩周。這是她次獨自外出，利用印刷品和朋友的幫助研究路線，通過電話預訂住處，利用地圖制定自駕計劃（隻走鄉間小道，這樣他們可以享受鄉村景色），籌劃預算，沉著地解決所有在旅行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後平安到家。此時，她還沒怎麼接觸互聯網。

教會的離異社團成為她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當她覺得自己恢復過來了，她便留下來幫忙。幸運的事發生了。當她被低調地任命為社團領導時，剛剛離婚的約翰（John）新加入進來。他很友善，但是，和琳達剛離婚時一樣，也很痛苦。隨著集體活動的參加，琳達和約翰開始發現有共同的興趣。

她和約翰的關繫日漸成熟，她也變成了互聯網的普通使用者，這對他們關繫的發展有所幫助。約翰給一個電子公司做線上支持，在家辦公。他和琳達日常花不少時間互相發郵件。他們從講故事開始，玩一種互相添加“本周秘密”的遊戲。例如，琳達寫道：這是一個可愛的周日早晨，蘇珊（Susan）想著她今天該做的事兒。她喝茶時注意到花園裡鮮花盛開，決定用鮮花給廚房增添香氣。在花園裡修修剪剪之後，她踱到後院，思量著先采哪一朵花好。她仔細地查看剛從地裡新生的球莖，突然，她看到了令她驚聲尖叫的……然後約翰會寫上幾句話，留下想像的空間，而琳達接著講故事。他們就這麼反復地接故事，直到其中一人寫下結尾。這些都發生在電子郵件裡。他們僅相距6英裡，但是，他們的線上參與遠多於面對面接觸。他在網上表現得更詼諧，她很喜歡這一點。

隨著她和約翰的友誼不斷發展，琳達轉向其他人尋求建議、支持和指導，這些人與那些在離婚期間幫助過她的人有所不同。她從她的女兒、牧師和南方浸信會社區的領袖（為單身者開展討論會）那裡得到幫助。“他們不是傷心的離婚群體，但是，我們可以發展持續的友誼。”琳達說，“這一路上，我抓住所有機會，抓住我覺得可能幫助我的所有的人。”在這個群體的幫助下，她解決了遇到的所有問題。約翰也發現了一個相似的群體，大家相互信守承諾，在此過程中給予他指導。約翰和琳達於2001年3月結婚了。

正如本書開頭寫的彼得和特魯迪?約翰遜-倫茨，琳達?埃文斯也是一個網絡化的個人。琳達的社交網絡分為幾層，像她所說，她根據自己所需，“激活”不同的層次。她說她有8個非常親密的家人、朋友和其他密友。她與這些人討論重要問題，在她需要幫助的緊要關頭，可以依靠這些人。她還有11個比較親密的朋友和其他伙伴。他們比熟人的關繫更近。他們時常給她提供幫助和建議，但是，他們並不屬於非常親密的人群。她還認識許多人，當她需要的時候，可以給她提供幫助。一個普通美國人的社交網絡現在約有600個人。

琳達如何利用她的社交網絡的不同層次來滿足需要的故事很典型，許多人與她一樣利用個人的網絡，從中得到幫助和安慰。在生活中的不同方面幫助過她的人群之間很少有重疊。那些對她的教育和職業發展選擇上有很大幫助的人往往不知道她會找誰討論情感和社交生活上的問題；而幫助過琳達的人和琳達尋求幫助的人網上沒有任何聯繫，而後者曾在琳達出現財務狀況時對她幫助很大。

琳達的故事顯示了網絡化的個人變遷改變了遊戲規則——社會、經濟和個人成功的操作繫統。大量證據表明，所有好的、牢固的社交網絡都有重要的益處。在那些相對較大和多樣化的網絡中，包括許多弱關繫的交往，會得到各方面特殊的優勢資源。他們從越的來源那裡得到信息、支持和建議。特別是當來源之一變得控制太多或者無法給網絡多樣化提供所需的幫助時，信息源會在不同的網絡間自由移動。多樣化的網絡有能力建構自己的群體，與參與者建立良好協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