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者要有挺身入局的政治理念。曾國藩仕途的顯赫，不是在太平年景靠著溜須拍馬成功的，而是在內憂外患的動亂時期闖出來的。當時各國列強對中國虎視眈眈，太平軍聲勢浩大。清廷的江山搖搖欲墜，中國的國情也是窮途末路。就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曾國藩沒有退縮，沒有逃避，而是挺身而出，置身於洶湧澎湃的政治旋渦中。力挽狂瀾。曾國藩的成功，“挺”
字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很多人面對困境，往往失去了信心，半途而廢，曾國藩卻有“不見棺材不掉淚”的勁頭，所以他成功了。特殊國情彰顯了曾國藩的文章武功，這其實得力於“挺”字。“挺”字之用，並非全憑威猛，其主要表現在：明辨大局，挺身而出，勇於擔當；遇到艱危時刻．挺然而立，堅忍卓絕，不動搖，不氣餒；形勢有利，則一往無前，挺進不疑。曾國藩的《挺經》未能傳世，但其一生辦事，處處體現出“挺”字精神。


    
曾國藩出山以後，並不是一帆風順，而是事事掣肘，歷盡艱險，有兩次差一點丟掉性命。咸豐七年(1857年)的家居生活，使他有時間反思自己的過去。從自己屢戰屢敗的經歷中，他發現，真正的困難並不是敵人的強大，而是內部的傾軋和自身的缺陷。於是他調整了自己的人生態度和處世方略，總結出了一個“挺”字。他再次出山後，把這個字看做千金不換的秘訣，並傳授給自己的親信。但是真正能體悟到他的深意的人並不多。


    
曾國藩的秘傳心法，有十九條《挺經》，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寶訣，其中有這樣一個小故事。有位老翁，請了貴客，要留客人在家午餐，早間就吩咐兒子前往市上備辦肴蔬果品，日已過巳，尚未還家。老翁心慌意急，親至村口，見離家不遠，兒子挑著菜擔，在水塍上與一個挑京貨擔子的相持著，彼此不肯讓。老翁趕上前婉語日：“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具餐，請你往水田裡稍避一步，待他過來，你老哥也可以過去，豈不兩便麼？”
其人日：“你教我下水，怎麼他下不得呢？”老翁日：“他身子矮小，水田裡，恐怕擔子浸著濕壞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長，可以不至於沾水。因為這個理由。所以請你避讓。”其人日：“你這擔內，不過是菜蔬果品，就是浸濕，也還可以將就用的。我擔中都是京廣貴貨，萬一著水，便一文不值。這擔子身份不同，安能教我讓避？”老翁見勸說不過，乃挺身就近日：“來來，待我老頭兒下了水田，你老哥將貨擔交付給我，我頂在頭上，請你空身從我兒旁邊岔過，再將擔子奉還，何如？”他當即俯身解襪脫履。其人見老翁如此，作意不過，日：“既老丈如此費事，我就下了水田，讓你擔過去。”
當即下田避讓。他隻挺了一挺，一場僵持，就此消解。這便是《挺經》中開宗明義的條。

    
可以說，“挺經”是曾國藩經歷了官場風波以後的獨得之秘，也是他對自己人生閱歷和生存智慧的總結，能反映他的內心世界和處世手段。曾國藩去世後，關於他自著《挺經》的消息就不脛而走。“挺經”所說的是，在開始做事業的時候，要有足夠的剛氣，而在具體的行動中，則要剛柔結合。


    關於曾國藩自著《挺經》，早有此說。如今已出版的《挺經》均是後人編纂之作，絕非曾國藩原書。目前所見早提及《挺經》的人是曾國藩的友人歐陽兆熊。無淪哪種說法，都各有道理，無需爭論，但是有一點是應該肯定的
——曾國藩的挺身入局是值得後人學習的。

    
曾國藩以文官的身份挺身入局，不同於一般走向仕途的官僚人員。咸豐三年(1853年)，曾國藩43歲，當時在京升授禮部右侍郎，又兼署兵部右侍郎。這樣顯赫的京官，對曾國藩來說，應該是清閑自在的，但是他沒有像眾多同僚那樣安守於恬淡自保狀態。太平天國起義於1851年，到1853年，已經發展到江南大部，幾乎占了清廷的半壁江山。太平軍聲威浩大，勢如破竹，而曾國藩就在這個危機時期挺身而出，放棄悠閑的京官，到湖南搞團練，準備消滅太平軍。當時太平軍已經攻占江寧，定都為天京，形勢很緊。同年9月，曾國藩奏準移駐衡州練兵。11月，建衡州船廠趕造戰船，派人赴廣東購買洋炮，籌建水師。短短的幾個月，曾國藩就從一個處理文案的京官變成了一個購買槍炮、興兵制敵的武將。直到後來的數場戰役，屢遭失敗，但是他終鎮壓了太平天國，穩定了清廷的統治局面。就是靠著鎮壓太平軍，曾國藩達到了文治武功，達到了仕途顯赫，達到了政治生涯的。


    
是什麼支撐他做到了拜將封侯、力挽狂瀾？正是他挺身入局的智慧策略。說起挺身入局，自然又回到曾國藩的《挺經》。曾國藩為人處世，大到把握時局，小到*下，都離不開“挺”字。曾國藩去世後，其婿吳永在李鴻章帳下為幕僚。吳永聽過曾國藩“挺經”中“過田埂”的故事，曾經有這樣一段回憶：
予當時聽之，意用何在，亦不甚明白；仔細推敲，還是曾公說得好：大抵謂天下事，在局外吶喊議論，總是無益，必須躬身入局，挺膺負責，乃有成事之可冀。


    
結合吳永的這段話，可知“挺”字指的是不畏艱難，挺身人局，敢於擔當。老翁躬身入局，化解了一場糾紛，使事情得到了圓滿的解決。

    
曾國藩主張積極人世，充滿著對國家、文化的使命感。早在青年時期，他就時刻等候著國家的召喚和委任。他非常欽佩唐朝中興名將郭子儀。安史之亂時郭子儀勇赴國難，召之即來，揮之即去，任國家驅使，不計個人榮辱名利。曾國藩以郭子儀為榜樣，樹立了勇於進取的人生態度。當太平軍崛起、清廷面臨危亡時，他挺身而出，編練湘軍。功成之後，他又奉命剿捻(捻軍)。剿捻不力，他不放棄，自願留營效力，“以散員周旋其間，維湘、淮之軍心，通吳、楚之血脈，絕不作置身局外之想”。他回到兩江總督任上，依舊盡職盡責，為李鴻章出謀劃策，打氣鼓勁兒。後來他接任直隸總督，辦理“天津教案”。因為恐怕激怒洋人而導致戰爭，故退讓較多，從而引起全國公憤，人人都視之為“賣國賊”，他自己也“外慚清議，內疚神明”。結果他被調回兩江任上，由李鴻章接辦。曾國藩辦事妥當與否，姑且不問，但他絕非“賣國”，後來李鴻章辦理“天津教案”，基本上維持原議。我們應該以歷史的眼光看問題。當時晚清局面已經山窮水盡，“弱國無外交、落後就挨打”，這是不爭的事實，曾國藩處於那個時期的局中人，能做到以大局為重，實屬不易。


    
曾國藩成為晚清政壇叱咤風雲的人物，絕非一般政客所比。他的成就在於他的氣魄，縱然在危機時期，他依然挺身入局，為國為民盡其纔能，還能一路直上、善始善終。與當時苟且偷生、平庸一世的同僚相比，把握時局，順勢而出，是曾國藩的官場策略，正如丁汝昌所說：“自古以來，局外之議論，不諒局中之艱難。”曾國藩勇於往事，挺身入局，其動機暫且不論，這種精神卻是值得後人借鋻的。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