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本書分為六章，各章內容如下：
章為導論。本章首先介紹了研究的緣起，然後回顧了國內外學者在財務重述方面的研究成果。這些成果表明，在資本市場上，財務重述的發生引起負面的反應，導致了資本市場的不穩定；財務重述導致了一繫列對企業不利的經濟後果；財務重述的發生與公司治理機制的缺陷有關；盈餘管理行為是導致財務重述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此基礎上，提出財務重述研究在理論研究方面的積極意義，指出財務重述研究促進了盈餘管理研究的發展，提供了公司治理研究的新視角，為獨立審計研究開闢了新的契機；與此同時，財務重述研究還極具現實意義，其研究可以為投資者進行決策提供依據，為國有企業改革提供政策依據，為民營企業的發展提供決策依據，為遏制地方保護行為提供政策依據。隨後，本章列示了論文的邏輯框架。本書分為六章，各章內容如下：
章為導論。本章首先介紹了研究的緣起，然後回顧了國內外學者在財務重述方面的研究成果。這些成果表明，在資本市場上，財務重述的發生引起負面的反應，導致了資本市場的不穩定；財務重述導致了一繫列對企業不利的經濟後果；財務重述的發生與公司治理機制的缺陷有關；盈餘管理行為是導致財務重述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此基礎上，提出財務重述研究在理論研究方面的積極意義，指出財務重述研究促進了盈餘管理研究的發展，提供了公司治理研究的新視角，為獨立審計研究開闢了新的契機；與此同時，財務重述研究還極具現實意義，其研究可以為投資者進行決策提供依據，為國有企業改革提供政策依據，為民營企業的發展提供決策依據，為遏制地方保護行為提供政策依據。隨後，本章列示了論文的邏輯框架。
第二章是研究的基礎理論與制度背景。本章簡要回顧了產權理論和公司治理理論，並將其與財務重述問題進行結合，構成了本書的理論基礎。研究發現，在企業的剩餘索取權與剩餘控制權不對應的情況下，企業的產權是不清晰的，企業的效率是低下的，此時企業財務重述的發生概率將大幅上升；無論是股東與經理人的代理衝突還是大股東與小股東的代理衝突，實質上都是企業外部投資者和內部控制人之間的利益衝突，企業實際控制者對於報告盈利數據的有意操縱是以滿足實際控制人私有利益為目標的，這種行為侵害了投資者的利益，顯示出企業公司治理機制效率的低下。其後，本章評述了我國企業的發展歷程，指出歷史背景對企業的影響，在此基礎上分析了我國特有制度背景對企業的股權結構和獨立審計方面的影響，並對股權結構和獨立審計與財務重述之間的關繫進行了預期。
第三章是對我國財務重述制度演進的回顧與財務重述現狀的分析。本章回顧了財務重述制度的歷史沿革，指出財務重述是對以前發布的錯誤會計信息進行更正的過程。此後，結合我國的實際，對導致財務重述發生的原因進行了分類，指出經營壓力、管理層更迭和外部監督力量導致了財務重述的發生。後，根據我國財務重述制度的演進過程分析，解釋了如何建立研究樣本，並對研究樣本的年度、行業、地區構成進行了簡要的分析，對我國財務重述問題的現狀進行了總體概括。
第四章是股權結構對財務重述影響的實證研究。股權結構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問題之一，股權結構的不同導致企業業績與經營行為的顯著差異。我國上市公司應采取何種股權結構，以提高企業的經營績效，是在學術界中一個極具爭議的話題。研究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與財務重述之間的關繫，為探求股權結構的公司治理效率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本章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以股東性質和控股情況變量的交叉影響將研究樣本分成四個部分：非國有且非控股公司、國有非控股公司、非國有控股公司和國有控股公司，通過對各部分公司財務重述發生概率的比較分析，揭示不同股權狀態下的公司治理效率的差異。研究發現：國有控股公司發生財務重述的概率顯著低於未*控股公司；這一結果印證了“搭便車”理論，即在股權分散情況下，由於“搭便車”行為的存在，上市公司的內部控制人更可能進行盈餘操縱。而在*控股條件下，終控制人為非國有性質的上市公司發生財務重述的可能性比國有性質的公司發生財務重述的可能性明顯降低，這一結論驗證了“所有權缺位”理論，即由於國有股所有權缺位．國有股東即使在控股條件下仍不能有效的控制代理成本，而非國有股東控股時更可能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公司治理的效率。
第五章是財務重述與獨立審計治理效率的實證研究。保證獨立審計質量，是提高會計信息質量、促進公司治理效率提高的關鍵措施。我國上市公司偏好聘請本地審計師，已有研究指出我國上市公司聘請本地會計師事務所具有改善審計意見的動機，但未完全證明這種動機是否實現。我國資本市場上獨立審計的治理效率如何，地緣聯繫是否影響獨立審計的治理效率，是各利益相關方關注的重大問題。本覃在回顧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建立了以財務重述為視角研究審計治理效率的模型，同時綜合考慮財務重述和地緣聯繫的影響，以檢驗地緣聯繫是否影響審計獨立性。研究結果表明，在控制相關因素影響的情況下，即將發生財務重述的上市公司更可能收到“非標”意見，顯示獨立審計發揮了積極的治理作用；但與外地審計師相比，具有地緣聯繫的本地審計師對即將發生財務重述公司出具“非標”意見的概率顯著下降，顯示審計師的獨立性受到了地緣聯繫的負面影響。
第六章是對全書的總結。本章首先對前面的研究進行了總結，指出了研究的貢獻，其次根據研究結論闡釋了研究對理論與實踐的啟示，後指出了本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將來需要繼續深入研究的方向。
章為導論。本章首先介紹了研究的緣起，然後回顧了國內外學者在財務重述方面的研究成果。這些成果表明，在資本市場上，財務重述的發生引起負面的反應，導致了資本市場的不穩定；財務重述導致了一繫列對企業不利的經濟後果；財務重述的發生與公司治理機制的缺陷有關；盈餘管理行為是導致財務重述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此基礎上，提出財務重述研究在理論研究方面的積極意義，指出財務重述研究促進了盈餘管理研究的發展，提供了公司治理研究的新視角，為獨立審計研究開闢了新的契機；與此同時，財務重述研究還極具現實意義，其研究可以為投資者進行決策提供依據，為國有企業改革提供政策依據，為民營企業的發展提供決策依據，為遏制地方保護行為提供政策依據。隨後，本章列示了論文的邏輯框架。本書分為六章，各章內容如下：
章為導論。本章首先介紹了研究的緣起，然後回顧了國內外學者在財務重述方面的研究成果。這些成果表明，在資本市場上，財務重述的發生引起負面的反應，導致了資本市場的不穩定；財務重述導致了一繫列對企業不利的經濟後果；財務重述的發生與公司治理機制的缺陷有關；盈餘管理行為是導致財務重述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此基礎上，提出財務重述研究在理論研究方面的積極意義，指出財務重述研究促進了盈餘管理研究的發展，提供了公司治理研究的新視角，為獨立審計研究開闢了新的契機；與此同時，財務重述研究還極具現實意義，其研究可以為投資者進行決策提供依據，為國有企業改革提供政策依據，為民營企業的發展提供決策依據，為遏制地方保護行為提供政策依據。隨後，本章列示了論文的邏輯框架。
第二章是研究的基礎理論與制度背景。本章簡要回顧了產權理論和公司治理理論，並將其與財務重述問題進行結合，構成了本書的理論基礎。研究發現，在企業的剩餘索取權與剩餘控制權不對應的情況下，企業的產權是不清晰的，企業的效率是低下的，此時企業財務重述的發生概率將大幅上升；無論是股東與經理人的代理衝突還是大股東與小股東的代理衝突，實質上都是企業外部投資者和內部控制人之間的利益衝突，企業實際控制者對於報告盈利數據的有意操縱是以滿足實際控制人私有利益為目標的，這種行為侵害了投資者的利益，顯示出企業公司治理機制效率的低下。其後，本章評述了我國企業的發展歷程，指出歷史背景對企業的影響，在此基礎上分析了我國特有制度背景對企業的股權結構和獨立審計方面的影響，並對股權結構和獨立審計與財務重述之間的關繫進行了預期。
第三章是對我國財務重述制度演進的回顧與財務重述現狀的分析。本章回顧了財務重述制度的歷史沿革，指出財務重述是對以前發布的錯誤會計信息進行更正的過程。此後，結合我國的實際，對導致財務重述發生的原因進行了分類，指出經營壓力、管理層更迭和外部監督力量導致了財務重述的發生。後，根據我國財務重述制度的演進過程分析，解釋了如何建立研究樣本，並對研究樣本的年度、行業、地區構成進行了簡要的分析，對我國財務重述問題的現狀進行了總體概括。
第四章是股權結構對財務重述影響的實證研究。股權結構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問題之一，股權結構的不同導致企業業績與經營行為的顯著差異。我國上市公司應采取何種股權結構，以提高企業的經營績效，是在學術界中一個極具爭議的話題。研究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與財務重述之間的關繫，為探求股權結構的公司治理效率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本章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以股東性質和控股情況變量的交叉影響將研究樣本分成四個部分：非國有且非控股公司、國有非控股公司、非國有控股公司和國有控股公司，通過對各部分公司財務重述發生概率的比較分析，揭示不同股權狀態下的公司治理效率的差異。研究發現：國有控股公司發生財務重述的概率顯著低於未*控股公司；這一結果印證了“搭便車”理論，即在股權分散情況下，由於“搭便車”行為的存在，上市公司的內部控制人更可能進行盈餘操縱。而在*控股條件下，終控制人為非國有性質的上市公司發生財務重述的可能性比國有性質的公司發生財務重述的可能性明顯降低，這一結論驗證了“所有權缺位”理論，即由於國有股所有權缺位．國有股東即使在控股條件下仍不能有效的控制代理成本，而非國有股東控股時更可能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公司治理的效率。
第五章是財務重述與獨立審計治理效率的實證研究。保證獨立審計質量，是提高會計信息質量、促進公司治理效率提高的關鍵措施。我國上市公司偏好聘請本地審計師，已有研究指出我國上市公司聘請本地會計師事務所具有改善審計意見的動機，但未完全證明這種動機是否實現。我國資本市場上獨立審計的治理效率如何，地緣聯繫是否影響獨立審計的治理效率，是各利益相關方關注的重大問題。本覃在回顧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建立了以財務重述為視角研究審計治理效率的模型，同時綜合考慮財務重述和地緣聯繫的影響，以檢驗地緣聯繫是否影響審計獨立性。研究結果表明，在控制相關因素影響的情況下，即將發生財務重述的上市公司更可能收到“非標”意見，顯示獨立審計發揮了積極的治理作用；但與外地審計師相比，具有地緣聯繫的本地審計師對即將發生財務重述公司出具“非標”意見的概率顯著下降，顯示審計師的獨立性受到了地緣聯繫的負面影響。
第六章是對全書的總結。本章首先對前面的研究進行了總結，指出了研究的貢獻，其次根據研究結論闡釋了研究對理論與實踐的啟示，後指出了本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將來需要繼續深入研究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