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管理_21世紀的管理挑戰（珍藏版）（華章管理大師經典之德魯克繫列德

編輯推薦

啟蒙中國現代管理**人，當今中國一切活躍著的組織*迫在眉睫的問題，正是德魯克向我們描述的如何管理的問題。
隻有中國人纔能建設中國，隻有中國人纔能發展中國。
——德得·德魯克
超越時空的德魯克，管理者永恆的導師
他稱自己是“社會生態學家”，他對社會學和經濟學的影響深遠，他的著作架起了從工業時代到知識時代的橋梁。
全世紀的管理者都應該感謝這個人，因為他貢獻了畢生的精力，來理清我們社會中人的角色和組織機構的角色，我認為彼得·德魯克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有效地做到了這一點。
——通用電氣前首席執行官傑克·韋爾奇

內容簡介

我們生活在一個意義深遠的轉型期，現在的管理學思想仍然沿用20世紀的那些基本假設，很少有人去注意它們是不是“事實”。
但實際上，它們都已經過時了。如果用不正確的假設去制定戰略，那將不可避免地把組織個向不正確的軌道。
本書隻涉及明天的“熱點”問題，即關鍵性的、決定性的、生死攸關的和明天肯定會成為主要挑戰的問題，將從以下6個方面深刻分析21世紀管理者面臨的挑戰：管理的新範式；戰略——新的必然趨勢；變革的引導者；信息挑戰；知識工作者的生產率；自我管理。

作者簡介

彼得·德魯克，管理學科開創者，他被尊為“大師中的大師”、“現代管理學之父”，他的思想傳播影響了130多個國家；他稱自己是“社會生態學家”，他對社會學和經濟學的影響深遠，他的著作架起了從工業時代到知識時代的橋梁。
1909年彼得·德魯克生於維也納的一個書香門第

推薦序一
推薦序二
推薦序三
前言
鳴謝
第1章管理的新範式
第2章戰略——新的必然趨勢
第3章變革的引導者
第4章信息挑戰
第5章知識工作者的生產率
第6章自我管理
譯者後記

媒體評論

本書所討論的問題，如新的社會、人口和經濟現實，是政府無法順利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會對政治產生深遠的影響，但它們都不是政治問題。它們不是自由市場經濟可以從容應對的問題，也不是經濟理論或經濟政策可以處理的問題，隻有管理層和知識工作者、專業人員或管理人員個人纔

在線試讀

第1章管理的新範式
為什麼要重視假設——管理是企業管理——一種恰當的組織形式——一種管理人的恰當方式——技術和終用戶是一成不變和已知的——管理的範圍是由法律決定的——管理的範圍是由政治決定的——管理是對內部的管理
導言為什麼要重視假設
有關事實的基本假設是管理學等社會科學業已蓋棺定論的範式。它們通常存在於學者、作家、教師和社會科學實踐者的潛意識中。而且，這些假設在很大程度上也決定了這些學科的學者、作家、教師和其他社會科學的實踐者對事實的認知。
這些學科研究的方向取決於它們對事實的基本假設。這些假設確定了這些學科對“實際情況”的判定，同時實際上也影響了這些學科對其自身的研究課題的判定。這些基本假設多半也會判斷出這些學科可以忽視的觀點或者作為“惱人的例外”可以被放置在一邊的情況。它們確定了特定學科關注的焦點以及可以忽略或忽視的內容。
早期的管理學學者中頗有見地的是瑪麗·帕克·福列特（Mary Parker Foilett）（1868-1933），她的遭遇很能說明問題。由於她提出的假設無法與20世紀三四十年代萌發的管理理論所認定的事實相吻合，因此她生前一直默默無聞，甚至在她去世後，她的著作始終處於被人遺忘的角落，長達25年之久。然而，我們現在發現，她就社會、人和管理提出的基本假設遠比當時的管理學學者提出的假設更接近事實，甚至今天的許多管理學專家提出的理論也望塵莫及。
然而，盡管基本假設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人們鮮有興趣對這些假設進行分析、研究和提出質疑——實際上也很少有機會對這些假設予以明確的解釋。對於管理學這樣的社會科學來說，基本假設的重要性實際上比自然科學的範式的重要性大得多。範式，即主流的一般理論，對自然界毫無影響。無論範式聲稱太陽繞著地球轉，還是說地球繞著太陽轉，太陽和地球都不會受到影響。自然科學研究的是客體的行為，而像管理學這樣的社會科學，關注的是人和社會機構的行為。因此，社會科學的實踐者往往將該學科的假設奉為行動的準繩。自然科學的現實，即物質世界及其規律都不會發生變化（或者如果發生變化，這種改變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是無法在幾十年或幾個世紀內完成的），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社會科學不存在這種“自然規律”，它始終處於不斷的變化中。這意味著昨天還站得住腳的假設，今天就不再有效，甚至瞬間就變成完全錯誤的理論。第1章管理的新範式
為什麼要重視假設——管理是企業管理——一種恰當的組織形式——一種管理人的恰當方式——技術和終用戶是一成不變和已知的——管理的範圍是由法律決定的——管理的範圍是由政治決定的——管理是對內部的管理
導言為什麼要重視假設
有關事實的基本假設是管理學等社會科學業已蓋棺定論的範式。它們通常存在於學者、作家、教師和社會科學實踐者的潛意識中。而且，這些假設在很大程度上也決定了這些學科的學者、作家、教師和其他社會科學的實踐者對事實的認知。
這些學科研究的方向取決於它們對事實的基本假設。這些假設確定了這些學科對“實際情況”的判定，同時實際上也影響了這些學科對其自身的研究課題的判定。這些基本假設多半也會判斷出這些學科可以忽視的觀點或者作為“惱人的例外”可以被放置在一邊的情況。它們確定了特定學科關注的焦點以及可以忽略或忽視的內容。
早期的管理學學者中頗有見地的是瑪麗·帕克·福列特（Mary Parker Foilett）（1868-1933），她的遭遇很能說明問題。由於她提出的假設無法與20世紀三四十年代萌發的管理理論所認定的事實相吻合，因此她生前一直默默無聞，甚至在她去世後，她的著作始終處於被人遺忘的角落，長達25年之久。然而，我們現在發現，她就社會、人和管理提出的基本假設遠比當時的管理學學者提出的假設更接近事實，甚至今天的許多管理學專家提出的理論也望塵莫及。
然而，盡管基本假設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人們鮮有興趣對這些假設進行分析、研究和提出質疑——實際上也很少有機會對這些假設予以明確的解釋。對於管理學這樣的社會科學來說，基本假設的重要性實際上比自然科學的範式的重要性大得多。範式，即主流的一般理論，對自然界毫無影響。無論範式聲稱太陽繞著地球轉，還是說地球繞著太陽轉，太陽和地球都不會受到影響。自然科學研究的是客體的行為，而像管理學這樣的社會科學，關注的是人和社會機構的行為。因此，社會科學的實踐者往往將該學科的假設奉為行動的準繩。自然科學的現實，即物質世界及其規律都不會發生變化（或者如果發生變化，這種改變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是無法在幾十年或幾個世紀內完成的），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社會科學不存在這種“自然規律”，它始終處於不斷的變化中。這意味著昨天還站得住腳的假設，今天就不再有效，甚至瞬間就變成完全錯誤的理論。
近，每個人都宣稱團隊是做好每項工作的“恰當的”組織形式（早在1954年我就開始提倡這個觀點，在我1973年出版的《管理：使命、責任、實務》（Management：Tasks，Responsibilities，Practices）一書中我特別提到了這個概念）。自法國的亨利·法約爾（Henri Fayol）和德國的沃爾特·拉特瑙（Walter Rathenau）於1900年前後剛剛開始提出組織這個概念起，所有管理理論專家和大多數管理實踐者實際上都認同這樣一個基本假設，即企業應該具有一種恰當的組織形式，或者至少必須具有一種這樣的組織形式。當前關於團隊的正統學說就是在這種假設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是，關於一種恰當的組織形式的基本假設不再站得住腳，這一點重要，我們將在後面予以討論，而團隊是不是我們要找的真正的“答案”（迄今為止我們沒有太多的證據證明）並不重要。
因此，在像管理學這樣的社會學科中，重要的是基本假設，其發生的變化也變得越來越重要。
管理學研究真正始於20世紀30年代，自那時起，大多數學者、作家和管理實踐者都認同兩套關於管理事實的假設。
套假設構成管理原則的基礎：
1.管理是企業管理。
2.企業應該具有，或必須具有一種恰當的組織形式。
3.企業應該采取，或必須采取一種管理人的恰當方式。
第二套假設奠定了管理實踐的基礎：
1.技術和終用戶是一成不變和已知的。
2.管理的範圍是由法律決定的。
3.管理是對內部的管理。
4.按國家邊界劃分的經濟體是企業和管理依托的“生態環境”。
在大部分時間裡（至少在20世紀80年代初之前），除個假設外，其餘假設，無論是在研究上，還是在著書方面，或是在教學上，或在管理實踐方面，都與事實非常接近，具有可操作性。但如今，所有這些假設都已不再有效。它們幾乎成為被諷刺的對像。它們現在與現實相差得太遠，以至於成為阻礙管理理論發展的障礙，更有甚者，它們還嚴重地妨礙了管理實踐。實際上，事實愈發與這些假設提出的觀點背道而馳。因此，現在正是重新審視這些假設、提出和向管理理論的研究和實踐注入全新假設的時機。
管理是企業管理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不論身處管理領域內外，這個假設都是不言而喻的。實際上，管理文章的作者、管理實踐者和外行人甚至從來就沒有注意到“管理”這個詞；他們自然而然地認為是“企業管理”。
這個關於管理範疇的假設是近纔提出的。1930年以前，屈指可數的幾位關注管理學的作者和思想家（從20世紀初的弗雷德裡克·溫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切斯特·巴納德（Chester Barnard）），都認為企業管理隻是一般管理理論的一個分支，基本上與管理任何其他組織一樣沒有什麼分別，就像兩個不同品種的狗同樣是狗一樣。
首先在實踐中應用管理理論的不是企業，而是非營利機構和政府機構。發明“科學管理”的泰勒（1856—1915）十有八九還創造了“管理學”和“顧問”等術語，當時的含義仍然沿用至今天。在他的名片上他稱自己為“管理學顧問”，他解釋說，他有意選擇這些新奇的詞彙，目的就是讓潛在的客戶注意到他提供的是全新的服務。但是，1912年，當他在國會作證時，為了“恰當地舉例說明”“科學管理”，泰勒沒有提到一家企業，他提到的卻是一家非營利機構——梅奧診所，這時美國纔次了解了管理。泰勒的“科學管理”沒有在企業中得到引人注目的應用，相反卻在國有和國營的美國陸軍沃特敦兵工廠（Watertown）的應用產生了的轟動效應（雖然迫於工會壓力而被迫放棄）。
當“經理人”（manager）一詞首度成為職業時，企業並不是個喫螃蟹的人，當時稱做城市經理人（city manager），是美國人在20世紀初發明的，當時的含義至今未變。次有意識地、繫統地應用“管理原則”同樣也不是出現在企業中，而是在1901年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國防部長伊萊休·魯特（Elihu Root）改編美國陸軍時，“管理原則”得到了次應用。
1922年在布拉格召開的次管理學大會的組織者不是由企業界人士，而是時任美國商務部長的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和世界著名的歷史學家及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任總統托馬斯·馬塞裡克（Thomas Masaryk）。瑪麗·帕克·福列特大概是在同一時期開始撰寫管理學著作的，她也沒有對企業管理和非營利性機構的管理加以區分。她認為所有這些原則都適用於對任何組織的管理。
自美國大蕭條時期起，人們就認為管理是對企業的管理。當時人們對企業充滿敵意，對企業主管充滿蔑視。為了不與企業混為一談，公共部門的管理開始獨立門戶，名稱改為“公共管理”（public administration），屬於一門單獨的學科，他們在大學裡設立科繫，使用自己的術語，有自己的職業升遷體繫。同時，出於同樣的原因，在發展迅速的醫院中開始進行的管理研究（如通用汽車公司的總裁阿爾弗雷德·斯隆（Alfred Sloan）的弟弟雷蒙德·斯隆（Raymond Sloan）從事的研究）從廣義的管理學中分離出來，成為一門單獨的學科，稱為“醫院管理”（hospital administration）。
換句話說，不使用“管理”這個詞彙是在大蕭條時期“在政治上做出的正確選擇”（political correctness）。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風向開始轉向了。到1950年，由於美國的企業管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企業成為一個“非常時髦的詞彙”。隨後不久，“企業管理”“在政治上成為一個正確的”研究課題。從那時起，普通大眾和學術界就一直將管理視為“企業管理”。
然而，我們現在開始糾正這個犯了60年的錯誤，包括：許多“商學院”搖身一變變為“管理學院”，這些學院提供的“非營利管理課程”如雨後春筍般地冒了出來，以企業和非營利性機構的高級管理人員為招生對像的“高級管理人員管理課程班”大量湧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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