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本書立足於我國上市公司的市場環境和經營環境，研究在我國當前的制度背景下，公司盈利能力與資本結構方面的相關問題。本書以公司控制權競爭理論假說的後期研究成果為基礎，放寬了公司破產和被接管等約束條件，建立了一個新資本結構理論模型，並基於理論模型對管理者自利行為對公司盈利能力的影響以及盈利能力對資本結構的影響進行分析。此外，以1992--2004年我國滬深兩市上市公司年度數據為樣本，從上市存活時間時間序列和日歷時間序列兩個角度，采用實證研究方法，對提出的模型進行檢驗。本書具體研究內容如下：
（1）在我國現有約束條件下，建立了公司管理者*化自身利益的公司盈利能力和資本結構關繫理論模型。模型假定公司管理者的利益來源於其所控制的公司資源，在沒有破產威脅和接管威脅的經濟環境條件下，模型研究了管理者的在職消費、投資和融資選擇行為。研究表明，管理者通常會努力增加融資量，擴大資金控制權，減少投資量，從而*化在職消費。管理者的自利行為影響公司盈利能力，導致盈利能力下降；公司盈利能力的下降又導致內部融資能力降低，使得公司資產負債率增加。本書立足於我國上市公司的市場環境和經營環境，研究在我國當前的制度背景下，公司盈利能力與資本結構方面的相關問題。本書以公司控制權競爭理論假說的後期研究成果為基礎，放寬了公司破產和被接管等約束條件，建立了一個新資本結構理論模型，並基於理論模型對管理者自利行為對公司盈利能力的影響以及盈利能力對資本結構的影響進行分析。此外，以1992--2004年我國滬深兩市上市公司年度數據為樣本，從上市存活時間時間序列和日歷時間序列兩個角度，采用實證研究方法，對提出的模型進行檢驗。本書具體研究內容如下：
（1）在我國現有約束條件下，建立了公司管理者*化自身利益的公司盈利能力和資本結構關繫理論模型。模型假定公司管理者的利益來源於其所控制的公司資源，在沒有破產威脅和接管威脅的經濟環境條件下，模型研究了管理者的在職消費、投資和融資選擇行為。研究表明，管理者通常會努力增加融資量，擴大資金控制權，減少投資量，從而*化在職消費。管理者的自利行為影響公司盈利能力，導致盈利能力下降；公司盈利能力的下降又導致內部融資能力降低，使得公司資產負債率增加。
（2）以公司管理費用為管理者自利行為的代理變量，實證分析了管理費用對公司盈利能力的影響。研究表明，管理者自利行為負向影響了公司盈利能力，對公司盈利能力具有30％左右的解釋能力。實證研究還表明，公司上市後盈利能力普遍下降，下降趨勢達到8年之久，下降幅度達到60％～70％。由此表明，我國上市公司管理者自利行為嚴重影響了公司盈利能力，導致公司盈利能力不斷下降。實證結果支持了理論研究結論。
（3）實證研究了在管理者自利行為嚴重影響公司盈利能力的條件下，公司資本結構的變化趨勢及盈利能力對融資方式的影響。公司上市後，負債率不斷增加，上市12年後，負債率上升19％，上升幅度達到50％左右。公司上市後新增融資以債務融資方式為主，但各項新增融資量都呈現下降趨勢。公司盈利能力對融資方式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對內部融資和股權融資的正向影響上，對債務融資的影響很小。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不斷下降使得內部融資能力和股權融資能力同時不斷下降，從而使得公司負債率不斷上升。
（4）實證分析了影響累積資本結構的因素，進一步分析了在管理者自利行為影響公司盈利能力的情況下，公司盈利能力對資本結構的影響。研究表明，公司盈利能力對累積資本結構有顯著的持續負向影響，在公司上市後的每一個年度和不同的日歷時間，公司盈利能力對資本結構的影響都是顯著的，不隨其他因素的改變而發生變化，並且有較高的增量解釋作用。同時研究表明，上市存活時間和公司規模正向影響資本結構，股票價格和固定資產負向影響資本結構。但在公司上市後的後期（上市8年之後），股票價格和公司規模對資本結構的影響不顯著。另外，在一些日歷時間中，股票價格對資本結構的影響也不顯著，表明在不同的上市存活時間和不同的日歷時間中，影響資本結構的因素不同。
（5）實證分析在管理者自利行為影響公司盈利能力的條件下，影響資本結構增量的因素。在加入其他控制變量的情況下，繼續研究公司盈利能力對資本結構的影響。研究表明，公司盈利能力對資本結構增量也產生持續影響。公司盈利能力對資本結構增量的影響來源於對內部融資能力和股權融資能力的顯著正向影響，對債務融資影響較小。另外，研究還表明，在公司上市後的初期，股票價格對股權融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作用，表明我國上市公司也存在市場時機選擇行為，但在公司上市後的後期，股權融資量較少，市場時機選擇不顯著。研究表明，公司規模主要通過對內部融資和股權融資的負向影響而影響資本結構，與現有文獻認為規模通過正向影響債務融資而影響資本結構的觀點存在差異。固定資產對債務融資產生負向影響，與國外文獻認為固定資產與債務融資正相關的研究結果存在差異。同時，研究表明，同盈利能力相比，公司規模、股票價格、固定資產等對資本結構增量的影響較小，這些因素的增量解釋能力較低。
上述實證結果之間互相印證，並支持了理論研究結論，表明我國上市公司的資本結構呈上升的變化趨勢主要是由公司盈利能力的下降引起的，而公司盈利能力的下降則是由管理者的自利行為導致的。所以，加強對上市公司管理者自利行為的監督，提高管理者的激勵程度，有利於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和降低因虧損而導致的高負債率情況。
（1）在我國現有約束條件下，建立了公司管理者*化自身利益的公司盈利能力和資本結構關繫理論模型。模型假定公司管理者的利益來源於其所控制的公司資源，在沒有破產威脅和接管威脅的經濟環境條件下，模型研究了管理者的在職消費、投資和融資選擇行為。研究表明，管理者通常會努力增加融資量，擴大資金控制權，減少投資量，從而*化在職消費。管理者的自利行為影響公司盈利能力，導致盈利能力下降；公司盈利能力的下降又導致內部融資能力降低，使得公司資產負債率增加。本書立足於我國上市公司的市場環境和經營環境，研究在我國當前的制度背景下，公司盈利能力與資本結構方面的相關問題。本書以公司控制權競爭理論假說的後期研究成果為基礎，放寬了公司破產和被接管等約束條件，建立了一個新資本結構理論模型，並基於理論模型對管理者自利行為對公司盈利能力的影響以及盈利能力對資本結構的影響進行分析。此外，以1992--2004年我國滬深兩市上市公司年度數據為樣本，從上市存活時間時間序列和日歷時間序列兩個角度，采用實證研究方法，對提出的模型進行檢驗。本書具體研究內容如下：
（1）在我國現有約束條件下，建立了公司管理者*化自身利益的公司盈利能力和資本結構關繫理論模型。模型假定公司管理者的利益來源於其所控制的公司資源，在沒有破產威脅和接管威脅的經濟環境條件下，模型研究了管理者的在職消費、投資和融資選擇行為。研究表明，管理者通常會努力增加融資量，擴大資金控制權，減少投資量，從而*化在職消費。管理者的自利行為影響公司盈利能力，導致盈利能力下降；公司盈利能力的下降又導致內部融資能力降低，使得公司資產負債率增加。
（2）以公司管理費用為管理者自利行為的代理變量，實證分析了管理費用對公司盈利能力的影響。研究表明，管理者自利行為負向影響了公司盈利能力，對公司盈利能力具有30％左右的解釋能力。實證研究還表明，公司上市後盈利能力普遍下降，下降趨勢達到8年之久，下降幅度達到60％～70％。由此表明，我國上市公司管理者自利行為嚴重影響了公司盈利能力，導致公司盈利能力不斷下降。實證結果支持了理論研究結論。
（3）實證研究了在管理者自利行為嚴重影響公司盈利能力的條件下，公司資本結構的變化趨勢及盈利能力對融資方式的影響。公司上市後，負債率不斷增加，上市12年後，負債率上升19％，上升幅度達到50％左右。公司上市後新增融資以債務融資方式為主，但各項新增融資量都呈現下降趨勢。公司盈利能力對融資方式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對內部融資和股權融資的正向影響上，對債務融資的影響很小。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不斷下降使得內部融資能力和股權融資能力同時不斷下降，從而使得公司負債率不斷上升。
（4）實證分析了影響累積資本結構的因素，進一步分析了在管理者自利行為影響公司盈利能力的情況下，公司盈利能力對資本結構的影響。研究表明，公司盈利能力對累積資本結構有顯著的持續負向影響，在公司上市後的每一個年度和不同的日歷時間，公司盈利能力對資本結構的影響都是顯著的，不隨其他因素的改變而發生變化，並且有較高的增量解釋作用。同時研究表明，上市存活時間和公司規模正向影響資本結構，股票價格和固定資產負向影響資本結構。但在公司上市後的後期（上市8年之後），股票價格和公司規模對資本結構的影響不顯著。另外，在一些日歷時間中，股票價格對資本結構的影響也不顯著，表明在不同的上市存活時間和不同的日歷時間中，影響資本結構的因素不同。
（5）實證分析在管理者自利行為影響公司盈利能力的條件下，影響資本結構增量的因素。在加入其他控制變量的情況下，繼續研究公司盈利能力對資本結構的影響。研究表明，公司盈利能力對資本結構增量也產生持續影響。公司盈利能力對資本結構增量的影響來源於對內部融資能力和股權融資能力的顯著正向影響，對債務融資影響較小。另外，研究還表明，在公司上市後的初期，股票價格對股權融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作用，表明我國上市公司也存在市場時機選擇行為，但在公司上市後的後期，股權融資量較少，市場時機選擇不顯著。研究表明，公司規模主要通過對內部融資和股權融資的負向影響而影響資本結構，與現有文獻認為規模通過正向影響債務融資而影響資本結構的觀點存在差異。固定資產對債務融資產生負向影響，與國外文獻認為固定資產與債務融資正相關的研究結果存在差異。同時，研究表明，同盈利能力相比，公司規模、股票價格、固定資產等對資本結構增量的影響較小，這些因素的增量解釋能力較低。
上述實證結果之間互相印證，並支持了理論研究結論，表明我國上市公司的資本結構呈上升的變化趨勢主要是由公司盈利能力的下降引起的，而公司盈利能力的下降則是由管理者的自利行為導致的。所以，加強對上市公司管理者自利行為的監督，提高管理者的激勵程度，有利於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和降低因虧損而導致的高負債率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