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管理_天津銀行公會研究（1918-1936）

編輯推薦

本書的研究對像是1918-1936年的天津銀行公會，研究目的是探討天津銀行公會誕生、存在與發展的規律及其外部聯繫，以為我們今天所面對的問題提供一些歷史的借鋻。全書分為上、下兩篇。上篇主要聚焦於天津銀行公會本身，詳細探討了天津銀行公會誕生的社會與行業歷史背景，其日常決策、財務管理和經費分擔制度演進的過程，以及在便利會員營業、維護市場秩序、溝通銀行與政府方面的業務活動。下篇考察天津銀行公會的外部聯繫情況，通過對政府借貸市場、檢查準備金案和維持直隸省鈔案等歷史事實的考察，深入分析了天津銀行公會與政府和其他商人組織之間的關繫，揭示了天津銀行公會在穩定金融市場、構建市場運行基礎和塑造金融制度等方面所發揮的重要作用。本書的研究不僅豐富了近代中國行會史的研究成果，而且深化了我們對近代中國政府、商人組織與商人三者關繫的認識，對於我國當前規範發展行業協會、商會，使其在現代市場體繫中發揮積極作用，具有一定的歷史借鋻意義。

內容簡介

本書詳細探討了天津銀行公會誕生的社會與行業歷史背景，其日常決策、財務管理和經費分擔制度演進的過程，以及在便利會員營業、維護市場秩序、溝通銀行與政府方面的業務活動；考察天津銀行公會的外部聯繫情況，通過對政府借貸市場、檢查準備金案和維持直隸省鈔案等歷史事實的考察，深入分析了天津銀行公會與政府和其他商人組織之間的關繫，揭示了天津銀行公會在穩定金融市場、構建市場運行基礎和塑造金融制度等方面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作者簡介

張百順，男，1985年生，河南淮陽人。2011年6月畢業於蘭州大學經濟學院，獲經濟學碩士學位，專業為政治經濟學；2015年6月，畢業於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獲經濟學博士學位，專業為經濟史。研究領域為貨幣金融理論、近代中國金融史等。現任山西師範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講師、經濟繫主任。在《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城市史研究》等期刊上發表過數篇論文。

導論

上篇
章天津銀行公會誕生的歷史背景
節社會轉型背景
第二節行業發展背景
第三節天津銀行公會的創設及其主要會員
第二章天津銀行公會制度的制度演進
節日常決策制度
第二節財務管理制度
第三節經費分擔制度
第四節制度演進的內在邏輯
第三章天津銀行公會的業務活動
節便利會員營業導論

上篇
章天津銀行公會誕生的歷史背景
節社會轉型背景
第二節行業發展背景
第三節天津銀行公會的創設及其主要會員
第二章天津銀行公會制度的制度演進
節日常決策制度
第二節財務管理制度
第三節經費分擔制度
第四節制度演進的內在邏輯
第三章天津銀行公會的業務活動
節便利會員營業
第二節維護市場秩序
第三節溝通銀行與政府

下篇
第四章天津銀行公會與政府借貸市場
節直隸省地方政府信用與政府借貸市場
第二節商人組織在解決政府承諾問題中的作用
第三節直隸省地方政府借貸市場中的銀行公會
第五章天津銀行公會與金融制度塑造：檢查準備金案
節弱政府背景下的政策執行
第二節檢查準備金案的經過
第三節天津銀行公會行為的內在機理
第六章天津銀行公會與貨幣信用維護：維持直隸省鈔案
節20世紀20年代直隸省銀行擠兌風潮
第二節政府與商人組織共同維持省鈔
第三節維持省鈔失敗的原因
結語
附錄Ⅰ天津銀行公會存在與發展的內在邏輯探析（1918-1936）
附錄Ⅱ
參考文獻
後記

前言

序言一

中國的商人組織有著悠久的歷史，至遲在唐宋時期就已經有了“行”“團”組織，明清時期更出現了眾多地域性和行業性的會館、公所。它們既有與西歐行會（基爾特）類似的行業自律的一面，又顯著區別於基爾特相對政府的獨立性，在中國傳統社會的政府與商人之間發揮了重要的溝通職能。迄至近代，伴隨著中國經濟近代化進程的開啟，特別是從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的轉變，商人組織也在西方商會、行會的示範效應和晚清、民國政府的積極引導下，與其他經濟組織和制度一起發生了變遷與重構，呈現蓬勃發展的態勢，在近代中國的經濟社會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近代以來，國內外學術界對中國商人組織一直多有研究。特別是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在章開沅、徐鼎新等前輩的倡導下，虞和平、馬敏、朱英等學者相繼發表了一繫列研究近代中國行會與商會的高水平論文和專著，相關的檔案資料也不斷得以整理出版，促使近代中國行會與商會研究發展成為經濟史學界的一個重要領域，產生了大量優秀的研究成果。序言一

        中國的商人組織有著悠久的歷史，至遲在唐宋時期就已經有了“行”“團”組織，明清時期更出現了眾多地域性和行業性的會館、公所。它們既有與西歐行會（基爾特）類似的行業自律的一面，又顯著區別於基爾特相對政府的獨立性，在中國傳統社會的政府與商人之間發揮了重要的溝通職能。迄至近代，伴隨著中國經濟近代化進程的開啟，特別是從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的轉變，商人組織也在西方商會、行會的示範效應和晚清、民國政府的積極引導下，與其他經濟組織和制度一起發生了變遷與重構，呈現蓬勃發展的態勢，在近代中國的經濟社會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近代以來，國內外學術界對中國商人組織一直多有研究。特別是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在章開沅、徐鼎新等前輩的倡導下，虞和平、馬敏、朱英等學者相繼發表了一繫列研究近代中國行會與商會的高水平論文和專著，相關的檔案資料也不斷得以整理出版，促使近代中國行會與商會研究發展成為經濟史學界的一個重要領域，產生了大量優秀的研究成果。
        天津銀行公會是近代中國成立早的銀行公會之一，自1918年2月創立，持續了34年，在近代天津金融市場以及社會經濟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書在前輩學者研究的基礎上，立足於天津市檔案館所藏豐富的天津銀行公會檔案資料，詳細梳理1918～1936年天津銀行公會的歷史演進過程，揭示了天津銀行公會誕生、存在與發展的內在規律，並以案例研究的方式分析探討了其在近代天津金融市場運行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這一研究不僅豐富了近代中國行會史的研究成果，而且深化了我們對近代中國政府、商人組織與商人三者關繫的認識，對於我國當前規範發展行業協會、商會，使其在現代市場體繫中發揮積極作用，具有一定的歷史借鋻意義。
        全書分為上、下兩篇。上篇主要聚焦於天津銀行公會本身，詳細探討了天津銀行公會誕生的社會與行業歷史背景，其日常決策、財務管理和經費分擔制度演進的過程，及其在便利會員營業、維護市場秩序、溝通銀行與政府方面的業務活動。下篇考察了天津銀行公會的外部聯繫情況，通過協助政府舉債、檢查準備金案和維持直隸省鈔案等案例的研究，深入分析了天津銀行公會與政府和其他商人組織之間的關繫，揭示了天津銀行公會在穩定金融市場、構建市場運行基礎和塑造金融制度等方面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本書的特點在於史料扎實。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是我們從事科研工作的根本指導思想，經濟學理論作為我們從事經濟研究的方法和工具，雖然可以為研究框架的設計提供有益的參考，但理論作為一種社會意識，本質上根源於社會存在，其表現形式也會隨著歷史和社會條件的變化而變化；因此，經濟學在本質上是一門具有歷史性質的科學，其研究對像是變動不居的歷史本身，經濟學理論的推陳出新和不斷發展，歸根到底也還是依賴於對史料的挖掘、整理和分析、解讀。作者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不辭勞苦，整理和運用了大量的原始檔案資料，其中，主要的是天津市檔案館藏天津銀行公會（1918-1936）案卷級檔案共計540餘卷，文件級檔案340餘件；各會員行藏檔案200餘卷。這些檔案內容涉及會議記錄、各種信函、賬目等，可以很好地體現歷史的原貌。除此之外，本書還運用《天津商會檔案彙編》《卞白眉日記》等資料中關於天津銀行公會活動的文獻線索，與檔案資料相互對照、印證，增強了論斷的可靠性。
        在充分挖掘和利用檔案史料的基礎上，本書運用新制度經濟學制度供求理論和博弈分析框架，認為從制度需求的角度看，天津銀行公會的誕生不僅根植於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的深厚背景，更是在近代天津銀行業發展到一定程度，行業共同利益日益凸顯的歷史背景下誕生的，是一種集體行動的制度建構；從制度供給的角度看，則可將天津銀行公會看作一種向會員提供公共品或服務的有機繫統或裝置，而具體業務活動無非是天津銀行公會向其會員提供的公共品或公共服務的具體表現；而天津銀行公會的存在確實有利於緩解政府承諾問題，正是政府與商人組織為各自所代表利益進行的不斷博弈，導致了直隸省地方政府借貸市場的持續存在。本書還借鋻政治學的“國家—社會”關繫模式，進行了有益的嘗試，通過檢查準備金案，探討了“強制力”和“權利域”在制度塑造中的重要作用；通過維持省鈔案，強調了政府與天津銀行公會在貨幣信用維持中的不同作用，以及政府與市場的關繫這一根本問題。
        當然，作為作者的本專著，由於學術視野和資料等各方面的限制，本書還存在一些不夠完善之處，對於新制度經濟學博弈分析的模型設計還略顯簡單，運用西方政治學“國家—社會”的研究框架來探討近代中國政府、行會與商人的關繫，其解釋力也有所不足，還有一些問題尚未涉及。希望作者能在今後的研究工作中繼續深入學習和思考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西歐行會及相關問題的闡釋，結合近代中國的具體國情、世情和特點，參考學術界關於近代上海銀行公會等同類機構的研究成果，通過對近代天津銀行公會更深入的研究，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做出應有的貢獻。
        作者在本科和碩士研究生階段學習的都是經濟學專業，具有較好的經濟學理論素養。自2012年考入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從我攻讀經濟史專業博士學位以來，一直以積極熱情和扎實認真的態度，努力學習經濟史理論方法和前輩的研究成果，以甘坐冷板凳的精神長期爬梳檔案史料，從不適應到適應，逐漸地形成了對經濟史學科的摯愛。本書正是以他的博士論文為基礎，經過不斷修改而成，是作者近幾年來在經濟史領域不斷學習和思考的一個總結，我亦借此希望作者始終保持對學術事業的一份熱愛，堅持正確的學術方向和治學理念，勇於創新，取得更大的學術成就。
        是為序。

        張東剛
        2017年6月


        序言二

        《天津銀行公會研究（1918-1936）》是根據張百順的博士學位論文修改而成的。本書以近代天津市銀行公會為研究對像，以天津檔案館藏的天津銀行公會檔案資料為基礎，構建起基本框架，從“天津銀行公會是什麼”入手，對天津銀行公會的成立背景與成立的過程、制度演進、業務活動等內部的運作進行分析；然後通過案例研究的方式探討天津銀行公會的外部聯繫，闡述銀行公會的市場作用以及與政府的關繫。
        近代中國的同業公會不僅是一種商人團體和行業組織，而且是一種具有行業管理和治理機制，介於政府和行業之間的中間組織。在以農為本的傳統中國，行會組織對於位列“四民之末”的工商業者來說有著特殊的保障意義。清末民初，隨著中國經濟近代化進程的推進,傳統行會逐步向同業公會轉化。新興的工商業同業公會作為商人團體和行業組織存在的同時,也兼具行業治理機制,是制約政府與企業、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復雜關繫的變量。在近代中國，同業公會與商會共生互連,對國家的經濟發展、社會政治與社會運行均很有影響力。
        天津作為近代中國的工商業城市，是華北的經濟中心和金融中心。隨著新式金融業的發展，銀行業逐漸取代傳統金融機構成為重要行業。天津銀行業行業內部的行為規範，以及業外交往中維護行業的利益要求，使天津銀行業公會的產生成為必然。天津的商會研究成果很多，但是同業公會的研究成果還很少。張百順的《天津銀行公會研究（1918-1936）》具有天津同業公會研究的先驅之作的意義。
        本書的主要特點和看點如下。
        ，資料翔實可靠。作者從對天津市檔案館塵封多年的天津銀行公會檔案資料整理入手進行研究，其中案卷級檔案540餘卷，文件級檔案340餘卷，包含會議記錄、各種信函、賬目等。這些檔案資料大多是首次公開使用的手資料。在使用手檔案資料的同時還對《天津商會檔案彙編》《卞白眉日記》文獻資料中有關天津銀行公會的資料進行梳理，與未刊檔案資料進行對照、互相印證，以增強分析和闡述的可靠性。
        第二，從研究對像出發，選擇和運用多學科理論與方法。經濟史雖然是隸屬於理論經濟學一級學科的一個二級學科，但是其學科特性還是史，正如熊彼特所說：“如果一個人不掌握歷史事實，不具備適當的歷史感或歷史經驗，他就不可能理解任何時代（包括當前）的經濟現像。”本書根據研究對像的特點，在至三章主要采用了歷史學和制度經濟學相結合的分析方法，在梳理檔案資料的基礎上，從制度的需求與供給的角度，通過對天津銀行公會產生和發展演變的歷史過程、會員的組成、基本職能和主要業務活動等的闡述，回答了天津銀行公會“是什麼”的問題。而在第四至六章則綜合運用金融學、財政學、公共政策理論、博弈論等理論和方法對天津銀行公會的市場功能、社會角色及其與政府之間的關繫進行分析。
        第三，史為今用，本書研究結論對現實的啟示。本書將天津銀行公會的產生與發展置於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以及中國近代化的歷史進程中進行研究，分析其在近代中國北方經濟和金融中心天津產生的必然性，以及由於中國近代經濟發展的先天不足造成對其發展和作用發揮的限制。本書研究得出的銀行同業公會行業共同體的角色、社會公共品提供的決策機制、行業共同體與政府之間的關繫對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等結論，對仍然在市場經濟體制發展和完善進程中的現代中國依然具有借鋻的作用。
        第四，本書的研究是天津同業公會研究的一項填補空白之作，豐富了中國同業公會的研究。本書對天津銀行公會檔案的挖掘和整理，為中國經濟史研究資料建設做出了貢獻。
        近年來經濟學和經濟史研究中過度追求理論方法、範式化的研究傾向有礙於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深入，回歸經濟史研究的本源，重視史料發掘，是經濟史研究應該提倡的。張百順是一個踏踏實實的年輕人，進入南開大學經濟史專業攻讀博士學位的幾年，他具有嚴謹的治學態度，在刻苦讀書聽課中一步步逐漸找到研究經濟史所需的歷史感，在論文選題確定後，踏實肯干的性格使他從面對浩繁的檔案不知如何入手，到每天在檔案館享受閱卷中探尋猶如在礦山中探寶，很快進入了角色。
        誠然，如作者在本書《後記》中所言，這是他對天津同業公會研究的開始，還有一些缺欠有待進一步完善，研究有待進一步深入，作為一個經濟史研究的新人我們期待著他在同業公會研究領域取得更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同時也期待著新一代中國經濟史學人，從扎實的史料功夫做起，回歸經濟史研究的本源，推動經濟研究的深入和健康發展，讓經濟史研究發揮構建中國特色經濟學理論的基礎作用。

        王玉茹
        201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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