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對新經濟深信不疑。1929年我還在歐洲一家公司的總部當實習生，該公司是一家在華爾街上市的大公司。我的老板是該公司的歐洲經濟學家，他堅信華爾街的牛市會永遠持續下去。他還寫了一本絕妙好書，書名叫《投資》，希望借此證明，買美國普通股將是萬無一失的快速致富法寶。那時我還不到20歲，是公司最年輕的實習生，被上司指派當他的研究助理兼做他那本書的校對以及索引編纂工作。書在紐約股市崩盤前兩天出版，隨即消失得無影無蹤，幾天後，我的工作也慘遭同樣的命運。
因此70年後，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新經濟和股市熱潮永無止息的說法鋪天蓋地，對此我已經習以為常了。當然，90年代用的詞和20年代不同。當時我們談論的是“永久繁榮”，不是“新經濟”，但是，不同的隻是用詞而已，其他一切，諸如論點、邏輯、預言、修辭等，幾乎都是相同的。
在大家暢談新經濟時，我開始察覺社會正在變化，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化越來越多。不但發達國家出現了根本改變，新興發展中國家的變化甚至更為劇烈。信息革命隻是其中一個因素，甚至可能還不是最強有力的因素。人口因素與信息革命至少同樣重要，尤其是發達國家和新興發展中國家出生率的穩定下降，造成年輕人口數量、比例和家庭組合速度更快速地萎縮。相比之下，信息革命隻是一個多世紀發展趨勢的巔峰之作，而年輕人口萎縮卻是一個空前徹底逆轉的形勢。另一個徹底逆轉的現像，就是曾經帶來財富與就業機會的制造業，正在不斷地衰微。在發達國家中，制造業已退居經濟的邊緣，而矛盾的是，制造業在政治上卻變得越來越有影響力。除此之外，勞動力的裂變也是空前的。
這些變化，加之信息革命對社會帶來的衝擊，就是本書的主題。這些變化已經出現，下一個社會已經到來，這是不可逆轉的。
本書有若干章節涉及了傳統的“管理”問題，有些章節則沒有，但沒有任何一章是在探討所謂的“萬靈丹”。本書不像20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版的眾多管理暢銷書那樣，有號稱百發百中的工具和技巧。可是本書的確是為管理者寫的，也的確是跟管理有關的，因為本書所有章節強調的論點就是，在未來的10～15年，甚至可能在更長的時間內，管理者的主要工作將是應對這些造就下一個社會的重大變化。這些變化將成為每一個組織生存的重大威脅和機會，不論這個組織是大是小，是企業還是非營利組織，是南北美洲、歐洲、亞洲還是澳大利亞的組織，都是如此。本書的每一章節都在強調，社會變化對於組織和管理者的成敗而言，可能比經濟事件還要重要。
20世紀50～90年代的半個世紀過去了，自由世界裡的企業和管理者，一直把社會視為理所當然。在他們眼裡，經濟和科技上會有快速和重大的變化，但社會則是既定的。當然，經濟和科技一定會繼續變化，本書結論的部分，也就是第四部分中，談到下一個社會中的一些主要新科技還沒有出現，而且，其中大部分的新科技恐怕與信息毫不相干，或者關繫疏遠（見第15章中“未來之路”一節）。如果管理者希望利用這些變化，並將之轉變成企業的機會，就必須了解下一個社會的實際情況，並立足於這些情況為組織制定政策與戰略，不論這個組織是大是小，是企業還是非營利組織，都是如此。
本書的目的就是要幫助管理者完成上述任務，幫助他們在下一個社會中成功地進行管理。
本書所有章節都是在2001年9月美國遭受恐怖主義襲擊之前寫成的。除了第8章和第15章以外，所有的章節都在2001年9月之前刊載過（每一章最後會注明刊登的年份），作者並未更新文章的內容，除了一小部分略微刪節，並更正拼寫錯誤之外（也有少數幾章把文章的題目恢復成原來的題目），每一章都保留了原貌。說得更具體一點，這就表示1999年首次刊出的文章所說的“三年前”，指的就是1996年，至於“三年後”，則指2002年。這樣也能讓讀者判斷，作者的預期或預測是否實現了，還是被後來的事實所否定。
2001年9月的恐怖主義襲擊，使本書變得與管理者更為貼近，而且時機更加適宜。恐怖分子以及美國對恐怖分子的反應已經深刻改變了世界的政治。在未來很多年裡，我們顯然要面對世界的混亂，尤其是中東局勢的混亂。在這個不得不面臨動蕩局勢和快速變化的時期，你不可能僅靠聰明就能成功管理。管理一個機構，不管是企業、大學還是醫院，都必須以可預測的基本趨勢作為基礎，這些趨勢不會受到報紙頭條的影響，它會一直持續下去，而我們必須將這些趨勢當成機會來運用。這些基本趨勢就是下一個社會的出現，以及隨之而來的一些完全沒有過的新特征：尤其是全球年輕人口數量的萎縮，以及新勞動力的出現；曾經帶來財富和就業機會的制造業持續衰退；企業及高級管理層的形式、結構與功能的改變，等等。在這個充斥著不確定和意外的年代裡，即使根據這些基本趨勢來制定策略與政策，都不能代表必然的成功，但是，不這麼做，就注定要失敗。
彼得·德魯克
2002年復活節於加利福尼亞州克萊蒙特
尋找一個嶄新的社會
首先感謝機械工業出版社華章公司給我這個機會，讓我來翻譯彼得·德魯克後期最重要的著作——?《下一個社會的管理》（Managing in the Next Society）。
大家風範的作者晚期所寫的著作，通常都是先期著作的深刻化，隻有讀到後期著作，人們對他的過去纔會有豁然的開悟。在德魯克先期的主要作品中，我們了解更多的是作為現代管理學宗師的彼得·德魯克，他獨特的管理概念和發明，包括“目標管理”“知識工作者的管理”“客戶導向的營銷”“分權”等都已經成為當代管理思想的重要內容。而在這部著作中，我看到了這些管理思想的本源，那就是德魯克一生對於尋找一個嶄新社會的努力和嘗試。
德魯克對於管理的研究主要始於他對社區和社會的研究。
德魯克對社區、社會和政體的興趣與關注起源很早，可追溯到1927年。1927年，他在家鄉維也納上完高中後，到德國漢堡一家出口貿易公司工作，同時進入當地一所大學的法學院就讀。在漢堡的十五六個月，是他一生在學習上受益最深的時期。在這段時間內，他博覽群書，十幾個月下來，他讀了好幾百本書，其中兩本書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一是埃德蒙·伯克於1790年完成的《法國革命之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二是斐迪南·騰尼斯於1887年寫就的德文社會學經典著作《社區與社會》。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及俄國革命以來，德國和整個歐洲大陸都處於革命時期。德魯克後來這樣寫道：“伯克要告訴我們的是，在這樣的時代，政治和政治家的第一要務是在延續和變動間找到平衡。這樣的精神，隨即成為我的政治觀、世界觀和日後所有著作的中心思想。”
騰尼斯的著作對德魯克同樣影響甚巨。雖然騰尼斯想借其著作來挽救前工業時代的鄉村社會和社區，使處於動蕩變革中的人類找到出路和歸屬感，但是年輕的德魯克知道這樣的“有機”社會已成為明日黃花，無法再現了。盡管如此，騰尼斯仍給了德魯克一個永難忘懷的啟發：人需要社區，也需要社會——個體從社區中獲得地位和歸屬感，在社會中發揮功能。
1939年，德魯克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書《經濟人的末日》（The End of Economic Ma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這本書解釋了極權主義崛起，源於西方社會普遍的價值、信仰和制度的全面崩潰，是“舊秩序崩潰之後新秩序尚未建立所導致的赤裸裸的絕望之情”。德魯克在該書中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任何形式的極權主義都終將失敗。但是，這個結論卻引發了他的進一步思索：未來，什麼能夠取代騰尼斯的“有機”農業社會？在動蕩的工業時代，如何為人類尋找新的存在的價值和歸屬感，而不致讓人類重蹈法西斯獨裁統治的覆轍呢？德魯克對此提出的建議是：“如今的當務之急，是創造過去從未有過的都市社區。我們需要一個有別於傳統的社區，它不僅具有自由和自發的特性，也要讓城市裡的每一個人有機會創造成就，做出貢獻，而且跟社區息息相關。”
在明確了任務之後，建設社區的工作由誰來做呢？通過50年的政府“社會計劃”嗎？歷史告訴我們，通過政府滿足城市社會對社區的需求完全是一種幻想。
企業也無法滿足這種需求。德魯克曾在1943年出版的《工業人的未來》一書裡熱切期待，大企業可以重新創造一個社區，在這樣的“社區內，通過其特殊機制的運作，讓它變成一個可以重組社會任務的地方”。但是，這一模式並沒有成功。因為在美國，公司是一個經濟組織，而股東權益的最大化成為這種經濟組織存在的基本假設。追逐短期的市場回報，成了美國公司許多CEO的首要任務。這也是他們拿高額薪酬的原因所在。
德魯克把他的期待轉向了日本，因為在日本，“社會纔是優先考慮的因素，其次纔是經濟”。他提出的“自治工廠社區”概念隻在日本實施過。雖然實施過，但現已證實，即使是在日本，這種社區也不是解決之道。首先，沒有一家企業能真正提供保障——日本人的終生雇用制很快被證明是一種危險的幻覺。在日本，大雇主確實日益想要成為能讓員工依賴的“社區”。公司提供的員工宿舍、健康計劃、度假計劃等，都向員工強調雇主正繼承往日的村莊和家庭，成為人們向往的社區。但是，日本最終也因為世界經濟的壓力而被迫放棄了這一政策。在這樣一個充滿競爭的世界經濟中，社會保障已經成為人們再也消受不起的東西。
經歷了日本的“自治工廠社區”希望的破滅，我們可以發現德魯克對政府、大企業以及勞動的期望值降低了。但是實際上，作為我們商業文明的道德學家，作為一個終其一生都在關注一個轉變的社會形態中個人、組織與社會如何相互協調的“社會生態學家”，德魯克始終沒有拋棄自己的社會理想。他對市場資本主義及其理論合理性的批評仍然來源於此：“如果一個社會的基礎是要把私人邪惡欲望變成公共利益的話，那麼它就不能存在下去，不管其邏輯如何無可挑剔，或者其好處有多大。”
德魯克將自己的社會理想轉向了“一個獨立的、全新的社會部門”，隻有社會部門，也就是非政府、非營利的機構，可以創造我們現在需要的市民社區，尤其是為受過高等教育、逐漸成為發達國家社會中堅力量的知識工作者創造這樣的社區。原因之一就是，社會部門機構的目標在於改變人類，“可以滿足我們這種龐大的需求，因為這些需求包羅萬像，從教會到專業協會、從照顧流浪者到健康俱樂部等各色需求”。第二個同等重要的目標就是：創造公民的義務與責任，滿足市民成為有用公民的需求，“隻有社會部門能夠提供這種機會，讓人們擔任志願者，從而讓個人擁有一個自己可以駕馭，同時可以奉獻和改善的天地”。
德魯克不但是一位學者，還是一位積極的社會實踐者。他不僅通過著書立說來告誡他人，而且通過身體力行來改變這個世界。德魯克為非營利組織提供免費咨詢，他支持創立了“德魯克基金會”，將《非營利組織的管理》一書的稿費（2）捐給了“德魯克基金會”，還設立了“創新獎”。1995年的“創新獎”頒發給一個環保組織，該組織的使命是防止對雨林的亂砍濫伐。這個環保組織找出了一種拯救雨林的方法，同時提高了香蕉種植園主的產量和收益，采用新種植方法收獲的香蕉都貼上該組織的標識，以表明是環保產品。貼有該組織標識的香蕉在北美市場極為暢銷，這又吸引了更多的南美農民，按照該組織的種植方法來種植香蕉。這一項目拯救了南美洲成千上萬公頃的雨林。“這是一個簡單的創意，但要得到預期的結果需要大量復雜艱苦的工作。”
在《旁觀者：管理大師德魯克回憶錄》的新版作者序言中，德魯克對自己的總結，給我們開啟了了解這位大師對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會如此關注的深層原因：“從我寫第一本書開始（大約是50年前）至今，我所寫的一切無不強調人的多以及獨特之處。我寫的每一本書、每一篇文章，不管是觸及政治、哲學還是歷史，有關社會秩序或社會組織，論述管理、科技或經濟等層面，化、多樣化為宗旨。在強勢政府或大企業高聲疾呼‘中央控制’的重要時，我則一再地說要分權、多做實驗，並得多開創社區組織；在政府和企業成為唯一和整個社會相抗衡的機構時，我則認為‘第三部門’，也就是非營利、以公益為主的組織特別重要——在這兒，纔能孕育獨的特質，護衛人類社會的價值，並培養社群領導力和公民精神……未來是‘有機體’的時代。”
德魯克的一生都在通過不同的方式，不斷嘗試著建立他心目中理想社會的各種方式：從為社會提供整體解決方案，到將自我管理和責任感付諸社會的每一個組織和每一個個體，無一不體現出大師的這種苦心。其實，如果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個組織甚至國家真真正正按照大師的話來做，即考慮人類的“共同利益”，將自己視為“公民”而非“臣民”，德魯克心目中的美好社會離我們也許並不遙遠——這個社會，“能夠同時提供經濟增長和穩定……能夠維持自由和平等，但要付出一項代價，即市場的分裂、分散和分離……在這樣一個社會中，我們不多考慮如何變得更好，而是考慮如何不要變得太差”。德魯克的要求沒有那麼高，他不是非要建設一個完美的社會，隻要一個“尚好的社會”就可以了。
蔡文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