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
管理教育，何去何從
動了翻譯這本書的念頭並不是因為它出版之後引起了眾多的爭論，也不是因為強力推薦給出版社購買版權後要善始善終，想想原因有兩個：一是因為我在1998~2002年參與了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我國管理教育研究”之後產生了對於這一類討論的偏好和依賴—管理教育（或MBA）何去何從？另一個嚴肅的原因是我恨死了讀書“隻讀書名”的怪現狀，希望更多中國讀者能夠有機會在通讀全書後再發表看法，特別是商學院的院長們、MBA項目的老師同學們和媒體界的朋友們。
許多人根據書名判斷，覺得這本書嘩眾取寵。我在翻譯本書時首先和後面對的也是書名。在過去的媒體傳播中，本書的書名普遍被譯作《要經理人，不要MBA》，火爆惹眼。但是如果你讀完全書的話，就會發現這與本書的內容並不相符，特別是“要……不要……”的中文表達也和作者在書中所體現出的主要觀點不吻合。嚴格地說，我認為這個書名的全部含義應當是“培養”管理者，而不是傳統的MBA。現在的書名我認為更恰如其分，也謝謝編輯在多次的討論之後能夠站到我這一邊，而不是簡單地加入到將MBA妖魔化的圍觀鼓噪者中。
本書英文版發行後，因為其話題感強，內容極具批評性，引起了相當廣泛的關注。當然，大背景是當前在全球範圍內，MBA教育出現了相當多的困難，申請人數減少（被比喻成MIA，就是戰鬥中的失蹤者），培養效果受到質疑，其中2002年《管理學會：學習與教育》中Pfeffer教授的那篇題為“商學院的終結”的文章是其中代表。因此，財經媒體無法躲開這本書的誘惑，但是現在，大部分的評論都主要集中在該書的標題和前半部分中的幾個論點上。從國內的情況看，從2004年下半年就開始有記者聽說了這本書的書名，並在某些世界著名商學院院長、副院長、教授來訪時或者采訪我國管理教育界的學者時以此作為話題來質詢。大部分的回答是：①尊重這本書，尊重作者；②沒有仔細看過，不好評論；③書中對於MBA項目的批評其實我們一直都在改進；④我不相信MBA項目會垮掉。
討論“MBA項目會不會垮掉”的問題並非危言聳聽。我曾在法國參加2005年EFMD組織的一個歐洲各商學院管理人員的年會，其中一個分會場的研討就是圍繞這個主題的。多提一句，結束時會議主席總結大家的共識時在投影上打出了這樣一行字“MBA has a future”（MBA仍有未來）。
類似的看法絕非明茨伯格一人，他甚至算不上先知先覺。但是，在現代社會中，往往觀點由誰提出，會直接影響到觀點傳播的廣度和影響的深度。作為“世界上為數不多的管理思想家”（湯姆·彼得斯的評價），明茨伯格在學界的地位眾所周知，不熟悉的也可以翻看作者簡介。至於他為什麼會選擇這個話題，我並不認同有人評論的“嘩眾取寵”或者“反戈一擊”，我認為這是他“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性格使然。明茨伯格的性格就是特別熱衷於跳脫常軌、開闢新路，離經叛道的角色也許是他享受生活的一部分。他說自己“總是對太流行或廣泛接受的東西表示懷疑”。看起來，他蠻喜歡“破壞性創新”。
如果完整地看，這並不隻是一本討論管理教育的書。它與作者的本書《管理工作的本質》聯繫為密切。它以該書的結論為基礎，發展了他對於管理過程的觀點並進一步揭示了它們對管理者的發展成長的意義。大家風範之人晚期所寫的著作，通常都是先期著作的深刻化；隻有讀到後面的著作，比如這本《管理者而非MBA》，人們纔發覺過去散落滿地的碎屑字字珠璣，豁然開悟。我近在一次給企業家的演講中就隨手列舉了本書中的一些圖示，來說明書中蘊藏的管理智慧。比如圖4-1、表9-2、圖10-2，都是管理要義的集大成者。再比如，一張圖2-2，管理教育史清晰地展現在眼前，MBA學生入學之前一定要看看，而管理教育工作者熟悉自己行業的歷史也能夠更清楚、更自覺地面向未來。
如果隻是“怪怪地”認為書中講了很多MBA項目的毛病，所以是好書，僅僅這樣認識這本書的出眾，而不深入地理解它所揭示的重要思想，是非常令人遺憾的淺嘗輒止和不求甚解。如果讀完全書還是這樣的看法，真的就是“入寶山而空手歸”啊！
如果要我說這本書的意義，我願意概括為：嚴肅著作，須認真對待。
以我粗見，這本書在將來很長時間內都將有廣泛的影響力，任何人以後再評論管理教育，很難躲得開這本書；討論管理人纔的素質，或者討論培訓之道，或者教學創新，都躲不開這本書。商學院在討論教學方法、變革、創新時，商學院的從業人員、管理人員將會長時間地受到這本書的影響，恰如1959年的卡內基、福特兩個基金會支持的兩份報告和1988年的波特和麥基賓的著作。可以說，這本書是第三個裡程碑。
而且，這種影響力不隻是來自作者的名頭，還來自書的篇幅和涉及問題的廣度和深度。同時，書的寫作仍然具有高度的認真嚴肅性，特別是書中的每一個結論都力求出處有據，旁征博引而絕不妄言。作者受過的專業訓練非常好，寶刀不老。所以，書的內容絕不是謾罵，而真的是Hard Look（嚴肅審視）。
當然，盡管嚴肅，明茨伯格仍然保持著他一貫擅長的幽默，這使本書的閱讀幾乎篤定充滿愉快的體驗。書中為商學院院長提高排名支的那些怪招兒，誰讀後能繃著臉不笑呢？
然而，笑意中收獲的不隻是輕松，也有沉重。
譯者寫序不該啰唆。在這裡，我不想評論書中內容，讀者自有高見。我從1994年開始參與一些MBA教育方面的工作，見識了政府主管部門、管理教育前輩為了推動中國MBA教育事業的發展所付出的艱辛，親歷了中國MBA事業在面臨大變革、大選擇時的沉浮，也“享受”過國內的媒體輿論時而捧、時而罵的好待遇（總比被人誤當成NBA要好得多），要我說，我國MBA教育的路走到今天，不容易。我常常咀嚼《中國管理教育報告》的作者趙純均教授在該書序言中的一段話：“和任何新生事物一樣，我國管理教育的發展不是一帆風順的。在我國管理教育發展的不長歷史中充滿了機遇和挑戰，充滿著障礙、困惑甚至責難。在一個發展中的大國、窮國辦高等教育已屬不易，在一個處於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的轉型期的發展中大國、窮國辦管理教育更是困難重重。”作為管理教育工作者，要對得起這份不容易，就必須不自滿，就必須常懷“居安思危”之心，因為這條路注定是“不進則退”的。
我當然希望任何關心管理教育的人都來讀一讀這本書，說實話，書中第二部分即明茨伯格教授借由IMPM的實踐所給出的很多建議，我每讀到一段，就不免會去想這些能否在我們的MBA辦學和其他的管理教育項目中借鋻、應用呢？除了商學院的同行，我認為管理培訓公司的負責人、從業人員、培訓師以及大中型企業的人力資源主管、培訓主管都值得花時間研讀，書中的教學培訓新理念、新方法非常值得嘗試。我覺得MBA在校生也應該通過閱讀和討論了解傳統的MBA項目能夠給你什麼、不能給你什麼，如果想成為一個合格的管理者，該怎麼修煉。我希望在理性的閱讀和認真的思考之後，能夠有積極的行動。衷心希望看到讀完本書之後的“起而行之”。
明茨伯格教授作為管理教育的實踐者，大大增加了這本書的說服力。我希望我作為一位後輩實踐者，能夠使本書的中文版準確、易讀。在翻譯本書的過程中我得到了家人和許多同人的支持，在此謝謝朱童、張瑩瑩同學對於本書初譯、謄抄的貢獻；謝謝編輯的認真和耐心溝通；謝謝朱恆源博士從美國買這本書送我，給我次通讀的機會。翻譯的過程是學習的過程，進一步的學習來自讀者對於譯文的批評指正。因為會有很多前輩、同行、同事讀到本書，相信我一定可以收獲很多教益。敬請賜教。
楊斌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領導力研究中心主任
作者序
確切地說我並沒有拿到工商管理碩士（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MBA）學位—那時麻省理工學院的斯隆管理學院也把它稱作科學碩士（Master of Science）。不過我倒的確教過15年MBA課程，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忍無可忍，要求我們麥吉爾大學管理學院的院長減少我的教學任務，並相應降低我的工資。這隻是因為我發現，在我認識的管理實踐和我認為意在培養管理者的課堂教學之間，存在著太多的脫節。
我發現不隻是我一個人有這樣的感受。許多年來，我問過世界各地的（尤其是美國的）同事、同行們對於教授傳統的MBA學生有什麼體會。我對那麼多人與我心有同感感到驚訝。對於商學院來說，一個保守得很好的秘密就是它們的教師隊伍中有多少人教MBA時感到了這種脫節之困（我們可以從其他方面了解到，如果這些商學院不肯說明的話）。
於是在20世紀80年代，我開始怒吼咆哮，說出我對於MBA項目的想法，包括我在1989年出版的一本書中寫了題為“培訓管理者而不是MBA”的一章。但隨後人們就開始提出一個尷尬的問題：我對此又有什麼實際行動呢？做學術的人並沒有料到會被問到這種問題，因此我過了一段時間纔做出回應。然後這個問題也迫使麥吉爾大學費了一段時間纔做出回應。但是終我們組建了一個小團隊來對此有所作為：創辦一個真正針對實踐中的管理者的碩士項目。
由於意識到通過合作會有更好的表現，我們與法國的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取得了聯繫，當時我也在那裡任教。但這種做法並沒有走多遠，所以我又給蘭卡斯特大學（Lancaster University）的喬納森·葛斯林打電話，想問問他們學院是否感興趣。他說他需要與一些人商量，包括商學院的院長。一個小時之後，他回了電話！
我按時給歐洲工商管理學院擬定了一份承認“嘗試失敗了”的備忘錄。加雷思·戴斯在秘書的桌子上注意到了它，他說：“你不能這樣做！”那個時候，我纔意識到我的建議過於簡單了；歐洲工商管理學院需要的是更復雜的提案。於是我提出了一個5家商學院共同合作的建議。他們對此欣然接受！
接下來，我給東京一橋大學的伊丹敬之傳真過去一封信件，當時我還不知道他是院長。“在你讀這封信以前，請坐下來。”信的開頭這樣寫道。“為什麼不呢？”第二天他發過來的回復則是這樣開頭的。
於是，由來自麥吉爾大學的喬納森、羅傑·貝內特和我與來自歐洲工商管理學院的Heinz Theinheiser組成的雛形小組就出發去了東京，此行的目的是去說服日本管理學院的前輩人物野中郁次郎。如果那天早上東京那伙給地鐵列車施放毒氣的瘋子選擇在同一條線的另一方向作案的話，我們或許就永遠得不到這個機會了，當時我們是離開東京去一橋大學。
離開那裡之後，我們前往班加羅爾的印度管理學院，羅傑之前曾經去那裡偵察過。“主意倒是很有趣，不過我們以後再也不會看到你了。”這就是那裡的人對他那次旅行的反應（這是我們在幾年後了解到的）。但是他們確實又看到了我們，而且與5家學院的合作伙伴關繫就這樣得到了確認（在日本包括了來自幾所不同學院的師資隊伍）。
然後我們需要做的是征募一些公司，讓它們派遣管理者來參加—當我們所能提供的僅僅是一些思路時，實現它們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沒有任何資源作為我們個人努力的後盾）。但是多虧本書提到的那些公司，我們纔得以起步，盡管這與我們在起步前一個月所想像的情況大相徑庭。這樣，在1996年的春天，國際實踐管理教育（IMPM）項目開始啟動了，而它此後一直是我專業生涯中值得喜悅的事情—你會在第10章到第14章中感覺到我的狂熱之情。
這就構成了本書的三個主題之一—在一個嚴肅的教育過程中培養管理者應該做些什麼。第二個主題是我對於MBA的批判性思考，它本來是工商管理教育，而我認為它卻歪曲了管理實踐。第三個主題討論的是管理實踐本身，我認為它脫離了正軌，正給社會帶來機能失調的後果。於是這個小小的組合體被稱作一本書—我用4年來撰寫它，用15年來發展它，用35年來思索它，把我的許許多多想法集結在一起。
每當你看到序言裡聲明這本或那本書是集體努力的結晶時，你一定覺得這不過是陳詞濫調，因為每個人都知道沒有比寫書更個人化的事情了。但是在這裡，這種聲明比一般情況要真實得多。
我把這本書獻給那些使IMPM得以起步的說“為什麼不”的人，但我希望特別提到其中的一位。如果我沒有遇到喬納森·葛斯林，沒有與他建立一種良好的工作關繫和友善的朋友關繫的話，這本書就不值得一寫了。這本書中注入的他的想法和想像，遠遠超過了他其餘的許多貢獻。或許人們之所以將IMPM與我聯繫起來，是因為我的名字在文獻中更加廣為人知，但是如果沒有喬納森的話，IMPM是不可能存在的。
而如果沒有其他許多人的話，IMPM也不會是現在這樣—有教師隊伍，我們迄今為止8個班級裡的參與者們、公司的人、項目管理人員以及其他的人。我在這裡要特別提到加拿大皇家銀行的弗蘭克·麥考利（Frank McCauley），他不僅在一開始給予我們支持（他為給我們寄了張支票而感到自豪），而且正如我們將在第二部分看到的那樣，提供了如此之多的洞見；漢莎航空公司的Thomas Sattelberger對我們的鞭策使我們得以前進；Bill Litwack在處理我們復雜的合作關繫時做出了一些相當聰明的管理上的安排，並且幫助我們確定了的基調；Colette Web接替他擔任了該項目的行政主管，並且從此成為快樂的核心和靈魂；從開始在麥吉爾大學舉行的次會議到目前在麥吉爾大學進行的，Dora Koop一直工作在那裡，而Kunal Basu是付出初期努力的人之一；Nancy Badore提供了許許多多絕妙的點子和道義上的支持；我們的一些年輕的土耳其教師，特別是Quy Huy、Kaz Mishina、Taizoon Chinwalla（該項目的一位畢業生，後來在摩托羅拉公司工作，同時擔任我們某一循環的聯合主任），以及Ramnath Narayanswamy，他往往更忠實於該項目的基本原則而不是它的創建者，其中包括我；還有Oliver Westall，他把IMPM的理念推廣到了現行EMBA項目的電子圓桌會議（E Roundtables）當中。
我和我的妻子薩莎從1999年年底開始在布拉格度過很長時間，這本書的大部分就是在那裡完成的—我大概寫了5遍！她的支持令我精神倍增。我時不時地向她宣布我的書已經寫完了，而每一次她的反應總是積極愉快的。事實上，在你把它捧在手裡閱讀之前，沒有哪本書是寫完的。問問桑塔吧，她是我的個人助理。每次當她結束後一章的打字錄入工作時（我寫書,她負責打字），我總會著手對第1章進行修改。我不敢探究她是怎樣保持這樣一副好脾氣的，這是件神秘的事情。給予了我更進一步幫助的人包括Chaharazed Abdallah，人們叫他恰恰（想像一下當你的妻子叫薩莎，你的個人助理叫桑塔，你的研究助理叫恰恰的時候，你過的是怎樣的生活吧），Elise Beauregard，Chen Hua Tzeng和Rennie Nilsson。Nathalie Tremblay在努力搜尋遺失的參考資料方面頗為擅長。
貝爾特–科勒（Berrett-Koehler）是一家老派的出版社。換句話說，該出版社的人相信書籍、相信思想、相信作者。這家出版社不會每隔兩個星期就賣掉一次，它的員工也不會陷身在持續重組的“搶位子遊戲”裡。所有的一切都是在Steve Piersanti的管理下實現的，他是那種沉靜、正派而敬業的領導者，而我們迫切需要的正是更多這樣的領導者。我非常高興能夠與我在第9章中描述的那種具有“全心投入”的領導風格的人共事，而貝爾特–科勒出版社的全體員工正好體現了這種風格。
Charlie Dorries、Jeff Kulick、Bob Mountain、Andrea Markowitz、John Hendry、Joe Raelin、Dave Ulrich、Paola Perez-Alleman、Colette Webb、Oliver Westall和喬納森·葛斯林為這本書的部分內容或全部內容提供了有益的評價。Bob Simons為第2章提供了一些尤其珍貴的評價，比起我對待他所在學院的方式，他的做法要客氣得多，不過這從某種程度上使我的辯論更為誠實公正。這本書中還采納了Bogdan Costea在他的學位論文和私人討論中提出的見解，AACSB的Dan LeClair在提供商學院項目注冊登記的統計數字方面給予我很大幫助，Joe Lampel在第4章中關於19位哈佛畢業的CEO的分析方面付出了辛苦的努力。我還必須提到的是各種各樣的IMPM參與者們，他們允許我在文章中對他們的材料進行摘錄引用。
若干年以前，某家著名商學院的院長（紐約大學的理查德·韋斯特）聲稱，“如果我不是這家學院的院長的話，我會寫一本關於美國管理教育破產的書”（Byrne，1990：62）。我從來沒擔任過商學院的院長職務。不用說（如果有必要的話），這本書裡表達的看法既不代表他們的觀點，也不代表他們學院的觀點。但我的院長和同事們非常了解我的觀點，從來不會以任何方式阻攔我把它們表達出來，並同時對我們在IMPM上付出的努力表示鼓勵支持。
謝謝大家！
亨利·明茨伯格
2003年11月，布拉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