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日常管理從“心”開始
在當今中西雜糅、包容開放的現代企業管理實踐中，有一種管理日常方式，盡管常常被人忽視卻仍成一家，並支撐著企業組織的日常活動，不因中西方文化理念的衝突而逐漸消失。近年來，這種沿襲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道的日常管理模式，如家常菜和家常話一樣，在謙卑和細微之中不減其頑強生命力，反倒越來越清晰和強大起來；這種守節持義的關繫化組織活動，也奠定了企業組織持久發展的日常管理之本。
管仲說：“法出於禮，禮出於治，治禮道也，萬物待治禮而後定。”
誠然，中國傳統管理智慧，一方面，在遏制個體私欲過度膨脹的過程中，避免了危害整體性組織的持久發展；另一方面，在企業日常組織發展的長治久安中，讓個人因順應自然之情的幸福而安心地健康成長。萌發探究中式管理理論的想法，緣於困擾筆者許久的一個疑惑：為什麼中國傳統管理智慧在兩千多年前就已成熟了，並被後人們一直在沿用卻從未被超越過？相比而言，目前主流西方管理理論雖然在不斷的翻新，但是很難做到真正的“接地氣”，尤其，越接近日常組織的實踐面，越是不好使。近年來，大量企業發展實踐表明：一個沒有文化傳承的企業，無論表現如何強大，注定隻是一時之盛，終究逃不過曇花一現的命運。於是，筆者帶著這初衷：注重道法自然的中國傳統管理智慧，可能是以人為本的管理理論之源頭；而企業持久發展必然依賴於順應自然之情的日常行為邏輯和優秀文化傳承。
本質上，作為漢字，“管理”原生於順應自然之情的漢語語義，並不完全等同於英文單詞management和managing。例如，當我們推崇西方管理理論時，也就接受了西學語境下的相關概念，然而在企業實踐中，這些概念性原理與日常管理活動總存在一定的距離，而且越接近現實生活，就會發現這種距離越大。在日常組織實踐中，問題總在按部就班之外發生，機會總在不安分之間出現；為此，日常管理活動，在順應自然之情之中，既要執行預設性組織功能（任務），又要創造性解決問題和利用機會。一方面，管者，官（心之感官）之能也，從制度之道，管控也，“無規矩不成方圓”；換言之，無論執行任務的合作過程，還是日常組織中的個人行動，都在預設的組織功能範圍之內進行，不偏離目標情境；在這個意義上，管者，功能性發揮之渠道也，在預設情境的時空中發揮具體功能作用。
另一方面， 理者，從義理之道，以義制利也；無論設計組織制度，還是企業日常交往行為，都在以顧及他人感受的關繫化行為之中，不破壞關繫交往規則和維護關繫情態，在合情合理中注重繼承性創新，“苟日新，日日新”，解決具體問題和把握順應自然之情的機遇。又因為，
官者，心之所生也，所以，與人心相通，在於感官順應自然之道，自然從禮義則容於人，而心胸開闊，方能在容人之中開展日常組織活動，在此基礎上，以制度作為約束形式，管以義理（禮）為本，順應自然之情的義理，“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
也許，傳統管理原理在於疏通人情往來，讓個人靠修身來自我約束行動，便於在日常生活中順應自然之情而維護人情法則；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傳統智慧的至高境界是家國情懷的無為而治。
根植於幾千年社會歷史發展延續，中國傳統智慧在日常組織實踐活動中形成了一整套管理理論體繫。例如，從管仲到王陽明等，古代聖賢們從豐富且成功的管理經驗中提煉出來的做人和做事為一體的日常行為原則，並從修齊治平的角度全面闡述了做人準則和管理原理；又如，依存於民間傳統和上古先賢們的智慧沉澱，黃老學說從整體性思維給出了道法自然的組織創生邏輯，而儒家思想更是從日常交往的角度為管理者量身打造的君子準則。一方面，中式管理注重順應自然之情的行為規則邏輯，強調行為內容以不破壞關繫規則和維持關繫交往為前提條件；所以，傳統管理聚焦於“德之育”的人情感化和“道之經”的為人教化。另一方面，傳統管理思想是以個人身心健康為基準點，不破壞共通性感受狀態的先王之道和維持關繫情態變化的聖王之道，而情境性認知則是用來調節日常行為的修身工具，本質上遵循天人合一的組織整體性發展和個人生命自然生長的原則。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傳統管理智慧所注重的是整個組織的長治久安和個人成長的安居樂業。
日常生活的溫暖，往往在彼此的謙讓中產生，同時又形成了在一起做事的無窮驅動力，這是人之常情的內生動力。每次看到，進入城市的農民工，往往“團聚”於城郊，依賴於傳統的血緣、地緣和親緣來自我保護和相互扶持。這種以家庭和道德習俗支配的日常交往和固定化、一般化的組織活動，在我們身邊依然每天發生著；這種具有人之天性的日常組織普遍存在著，幾千年來從未曾改變過。管仲說：“天有常像，地有常形，人有常禮”；而老子說：“知常曰明”，所以，日常組織行為，沒有如西學理論所假設的那樣見利勇為；日常思考方式，也沒有如西學邏輯所推演的那麼不近人情；事實上，幸福生活一刻也離不開淳樸的人情往來。正如阿爾貝托·施韋特（1923）所言，“由於西方思想不敢堅定地進入認識世界的懷疑論的曠野，在它沒有到達目的的地方……迄今為止被當作高貴情感的人道信念，能夠在一種出於基本思想的、可普遍傳播的世界觀中得到論證。”
英國天文學家沙裡斯（1985）在《新科學的誕生》一書中指出：“前進的道路是轉過身來重新面向東方，帶著對它的興趣以及對其深遠意義的理解離開西方的污穢，朝著神聖的東方前進”。
老子說：無，名萬物之始也：有，名萬物之母也。好的管理理論超越了個體有意識的日常實踐活動，並通過順應自然之情來指導組織整體性持久發展。《鯀禹治水》故事告訴我們，早在4000多年前的中國傳統管理智慧便強調“通則久”的治理模式：遵循“天人合一”的人之通性原則，強調“陰陽四時，萬物之本”的道法自然邏輯，以禮而通義，逐漸形成了以《管子》《道德經》和孔子學說等為核心並自成語境體繫的中國傳統智慧。例如，管仲從治理齊國並讓其強大四十載的親身經歷中總結出一整套管理原理《管子》。也許，古今的行為內容已發生巨大變化，然而，管仲提出利用關繫之道的管理基本原理卻未必過時。正如，古詩畫裡面的南飛的大雁早已物是人非，但幾千年來，隻因關繫規則未變而大雁南飛的組織一直如初。
本書以“日常交往”的行為視角探究戰略實踐觀，主要基於對行為邏輯的客觀事實進行考量。首先，再宏偉的企業戰略願景，都是從日常交往的組織實踐活動中一步步走出來的；在此過程中，這種日常交往的規則性行為邏輯，並不完全同於西學理論所強調個體理性的認知邏輯。其次，企業日常交往，盡管隱含了行為價值性，卻遵從人情交往的主導邏輯；並在合情合理的人情邏輯之下，注重日常行為的規矩禮節性；尤為重要的是，當事人在有意無意之間將內心感受的自然狀態作為日常行為的取向，並在一起走向沒有止境的未來。顯然，企業日常交往的行為邏輯所具有的這些明顯特征，與中國傳統管理智慧所強調的組織整體性行為內涵高度契合和一脈相承。
本書取副名為“中式管理理論初探”，主要考慮到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中”的漢字原義有組織之意，在日常行為層面強調一個組織情境關繫化行為，而在思維方式上注重整體性邏輯模式，如“高以下為基、貴以賤為本”。另外，“中”字隱含地表達了管理之意，在管理手段上強調采取中庸之道，在管理目的上注重“致中和”的無為而治，而在管理途徑上側重於“中和位育”。另外，所謂從西學視角所提出的東方管理，完全遵從個體理性的二分法邏輯，並不同於中國傳統智慧所強調的“三生萬物”的整體性思維，沒東西方之分；況且，他們所講的東方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在排斥中國傳統管理智慧。正因為如此，為區別於當下借助西學理路之下的本土化研究，本書更注重從事“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的中式管理研究。
孔子雲：“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中華優秀文化誕生於數千年的民間傳統智慧。為此，本書立足於企業日常交往的三個基本事實，並從淳樸的民間智慧發掘鮮活的中式組織原理。，人們的日常生活更多的與處於未知和無法感知到的“無世界”打交道；第二，走向未來的還有和你在一起的周圍人，人們言談舉止都會影響你的內心感受，還決定了你努力所期盼的社會聲譽和想要的結果；第三，人們內心感受隨情境變化而發生改變，隨情境性暗示而產生新的認知框，有意識狀態總在變化。另外，從中國傳統智慧來看，堅守一件事，並不是意味著反對其他事，也不是與其他事割裂開來，甚至可以說，是依存於其他事。也許，以善抑惡，並非理論上的以善去惡，而是心向民間傳統智慧，這可能是中式管理理論研究的出路。正因為如此，本書在總體上遵從關繫本位的主導邏輯：日常行為從“人之通性”出發，行“仁義之道”，依存於共通性感受的人之常情而走到一起；隨著關繫情態的起承轉合，在“一陰一陽”的日常交往中進行共創即時性世界；企業日常行為因新情境產生和進入，在共通性情態喚醒過程中遇見維護禮義規則的任何可能性，並在具體的發生情境裡順應自然之情變化，隻取其一而行之。
老子說：“萬物生於有，而有生於無”。企業長期發展的日常組織實踐告訴我們：越是長遠的，越要靠人情關繫；越是難做的，越是依靠人情關繫。顯然，在現代企業管理實踐中，遵從禮義規則的人情關繫，既不是一個企業組織的血和肉，更談不上是企業組織的脊梁。但是，毫無疑問，人情關繫是一個企業日常組織活動的靈魂，也是中華優秀文化傳承的經脈，更是企業組織得以持久發展的根基。然而，如果過分注重價值規則，必然會傷害自然之道的關繫本位，進而有可能斷送企業未來發展之路。
也許，當破壞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自成語境，必然遭到西學邏輯肢解中國傳統智慧，常常被他們斷定為是自相矛盾的。我們不得不承認，深入探究人情交往在企業日常交往中的基礎性作用，強調不違背道義規則和維護人情關繫的前提下如何進行日常管理，這是現代管理所面臨的巨大挑戰。因此，本書所講的內容，嘗試地超越個體理性思維，試圖讓管理者拓展心胸格局，遵從人為處事之道，也並沒排斥個人能力提高和組織任務完成。
事實上，利潤化，未必是企業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也不是企業永續存在的充分條件；而真正能讓企業經久不衰的是，日常性組織行為所遵循的關繫規則。中國傳統文化“真能於思想上自成繫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外來之學說，另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陳寅恪2001）。方東樹說，要想了解古書中的思想，不是隻有依靠訓詁考證方式，還可以用義理來了解古人的內心世界，也就是說，義理不隻是中國傳統智慧的社會心理，更多的是中國學問的方法論。本書立足依存民間傳統智慧的企業日常交往實踐活動，借助中西方相關理論成果，重新闡述由祖先傳下來的傳統管理智慧。然而，限於修為和水平，筆者甚為惶恐，生怕誤讀了先哲們的初衷，同時還希望同行不吝賜教。
在本課題研究和本書成稿階段，筆者指導的部分博士生和碩士生也參與到課題研究之中。其中，碩士生許曉娜、李笑男、王萍、張昌盛等參與了前期實地調研和資料收集整理，碩士生姜葵助和王萍參與了第1章的撰寫，碩士生姜葵助參與了第2章的撰寫，碩士生王智謙參與了第3章的撰寫，博士生肖宇佳參與了第4章的撰寫，碩士生姜葵助和博士生肖宇佳參與了第5章的撰寫，碩士生張紅玲和博士生肖宇佳參與了第6章的撰寫，碩士生許曉娜參與了第7章的撰寫，博士生飛參與了第8章的撰寫。以上參與課題研究的各位博士生和碩士生對本書的編撰做出了重要貢獻，在此表示衷心感謝。
本書在寫作和出版的過程中，還得到了多方同仁的幫助，感謝之言還未啟口就開始惶恐。首先，感謝大連理工大學管理與經濟學部長期以來對筆者研究工作給予的大力支持。其次，十分感謝我的同事蘇敬勤、黨延忠、武春友等教授的勉勵和關懷，以及東北財經大學高良謀教授的幫助；同時，感謝本課題成果的5位匿名專家所提出的中肯並富有建設性的評審意見。後，還要衷心感謝經濟科學出版社對本書出版的大力支持。
潘安成
2017年10月於大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