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處於一場注意力危機之中。我們聽到越來越多關於這場危機的討論，尤其是在科技領域，科技進步的同時給我們帶來了危機。隨著我們的精神生活變得日益碎片化，緊要的問題似乎就在於，我們能否成為連貫的個體。這裡說的個體，是指可以根據既定的目標或正在進行的項目采取恰當行動的人，而非漫無目的、不停轉換注意力的人。正是由於注意力對於一個人的精神世界至關重要，因此當我們面臨這場注意力危機時，整個社會不得不重新探討一個由來已久的問題：注意力對於人類意味著什麼？
這種反思是深刻的文化變革的必然結果。這些文化變革具有某種連貫性，它們始於文藝復興時期，從 20 世紀開始加快步伐，現在或許正攀上。盡管數字技術確實推動了文化變革，但它也加速了我們目前面臨的注意力危機的演變，幾百年前人類想像中的圖景將變為現實。注意力危機隨處可見，因而很難確定明確的觀察對像。注意力危機的核心就是理解人如何與其頭腦之外的世界相通。
想要研究注意力危機的核心，唯有建立心理表征纔能做到。生活模擬了心理表征。我們現在的生活就像一種介質，通過這種介質，我們腦中的表征與世界相通。然而這些表征是被我們加工制造而成的，因此，人類的體驗已變成精心設計並且可以被操縱的產物。
我努力感受專注在真正的目標中是何種體驗，關注他人又是何種體驗。這使我開始懷疑人類認知的基本信條，也使我發現這些信條給我們的日常生活帶來的困擾。這些信條使我們過往經驗中的某些方面難以辨認，由此產生壓力。對文化的陌生感成為探究過程中的焦點，這裡所指的文化包括我們的教育方法，以及在公共空間中的感受。
我結合哲學傳統思想上的不同意見，提出了一個我認為更有力的觀點，來理解我們是如何與周遭事物、與其他人相通的。我希望這種理解可以幫助我們清楚地思考目前發生的注意力危機，並且有助於人類繁衍。
在有關技術工種的注意力案例中，我們可以發現這個積極論點的重要性。我並不是要讀者幻想自己成為快餐店廚師、摩托車車手或管風琴制作者，而是希望對於此類工作，從事者可以完全沉浸在特定情境中。這表明，西方公認的自我認知理論中遺漏了關於自我構成的某些部分。
這種技術形成了人與其頭腦之外的世界的一種連接，這種連接使一個人與現實中的物體和他人構成三角關繫。令我驚訝的是，通過這種關繫，我們可以發展出類似“個性”的東西。在大眾社會之中，我們經常將個人主義掛在嘴邊，卻沒有弄明白個人主義的真正奧義。
注意力作為一種文化問題
有一天，當我買完生活用品準備刷卡結賬時，寫這本書的意願忽然變得強烈起來。我專心地看著屏幕，等著它提示下一步該做什麼。有些聰明人已經認識到，在接下來的幾秒鐘裡，我將成為一個受到牽制、無法移步的觀眾。在刷卡、確認金額、輸入密碼的間隙，我看到了廣告。我本以為這些間隙本身隻是通信技術的產物，現在看來，它們都是被設置過的。這些中止和暫停是為某些人的利益而服務的。
類似的注意力入侵隨處可見。一次，在飛往芝加哥的飛機上，我打開了前方座椅後背的小桌板，發現整塊小桌板上貼滿了智能手機 Droid 的廣告。在奧黑爾國際機場，自動扶梯的扶手上不斷出現林肯金融集團（Lincoln Financial Group）的廣告語：由你做主（You’re In Charge®）。到達酒店後，我拿到的電子房卡上有一面印著紅花餐廳（Benihana）的廣告。這張房卡也就巴掌大小，上面的內容一目了然。但不知怎的，一直沒人發現它的經濟價值，直到近，情況纔發生了變化。在經濟學概念中，“經濟”這個詞表示因稀缺而珍貴。因此，當我們談論信息經濟時，我們真正想說的是注意力經濟。
以上幾個例子就已說明，我們要探討的是社會技術的發展，而非電子技術的發展。我們將人們不可回避的公共空間變為市場營銷的站點，而這並不是“數字”本身的發展可以實現的。
雖然我們已經找到了一些方法來規避我們不想了解的營銷信息，比如戴上耳塞或者埋頭沉浸於自己的電子設備之中，但韓國首爾的公共汽車乘客卻已感受到技術的前沿：廣告湧入了鼻子。在公共汽車到達唐恩都樂（Dunkin’ Donuts）店門前時，伴隨著唐恩都樂廣告的廣播，一種類似於該品牌咖啡的氣味會釋放到通風設備之中。為了防止乘客錯過信息，廣播員還會提醒乘客留意氣味的變化。這種廣告具有侵略性和不可防備性，敏銳地將通勤者設為傳播對像。聞到廣告的他們可能想要喝一杯咖啡，而剛好公交站邊就有！這家廣告公司憑借該廣告得到同行的認可，並獲得銅獅獎（Bronze Lion）的“環境媒介利用獎”。
很多其他領域仍有待進一步發展。在很多學區，老師讓學生帶回家的紙質材料，比如家庭作業、成績單、家長同意書等，背面仍然是空白的。這顯然違背了空間的高效利用原則。馬薩諸塞州皮博迪（Peabody）的一個學區頗有遠見，正在出售這些紙張背面的廣告空間。
侵入式廣告隻是文化冰山中的一角，注意力環境中的一些積極吸引和被動吸引一樣令人煩惱。現在，隨便打開一份報紙或一本雜志，就能看到關於精神生活支離破碎、注意力集中的時間縮短、普遍的注意力分散等情況的抱怨。這些情況通常與神經科學的新發現有關。新研究發現了信息發散習慣和電子刺激是如何連接大腦的。雖然注意力是個人大腦的分支，但顯然，注意力分散已成為現代生活中我們需要共同面對的緊急問題，它成了一個文化問題。
我們的注意力受到各種要素的衝擊，對衝擊的敏感性必然與“強化 神 經 刺 激” 有 關。 這 是 德 國 社 會 學 家 格 奧 爾 格·西 美 爾（Georg Simmel）在 100 多年前用於描繪大都會環境的說法。試想一家公司的經理，每天收到 200 封郵件，還要花費時間應付雜亂無章、互不關聯的各個待辦事項。通常，我們經歷注意力危機就如同經歷自我所有權危機一樣：在引導我們的意願時，注意力不再隻屬於我們自己，我們為此抱怨連連。一個人可能在下班回到家或者度假時也要頻繁地查收郵件。然而，當他在給孩子洗澡或者和伴侶一起喫飯時，就很難做到隨時待命。不斷改變的技術環境產生了前所未有的需求刺激。這種刺激的內容幾乎是和環境毫不相關的。注意力的分散似乎表明：我們並不知道什麼是值得關注的，什麼是值得重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