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讀者早已不會因為一位外國學者的到訪而感到新奇，但哈佛大學哲學教授邁克爾·桑德爾的到來仍讓中國讀者興奮。桑德爾因為網絡公開課《公正》而為中國公眾所熟知，在2007年到訪中國後，更是獲得了“通常隻有好萊塢明星和NBA球員纔能享有的受歡迎度”。

桑德爾說：“我去過很多國家，可能除了美國之外，中國有關自由市場的設想和道德直覺是z深刻的。”桑德爾一直期望能更深入地了解中國哲學，並從中汲取資源。2016年，桑德爾專程來到中國，與中國哲學領域的國內外學者進行了為期兩天的探討。與會專家從中國哲學當中有關德性、家庭、共同體等觀念出發，反觀桑德爾的政治哲學思想，指出它與中國哲學思想的可能性關聯和衝突。桑德爾針對這些批評或思考，給了出自己的回應。後來，各位學者的與會論文與桑德爾的回應結集成冊，就形成了這本《遇見中國》。

《遇見中國》是一部具有啟發意義的中西哲學平等對話之作。它體現了自晚清、五四以來，中國文化的兩個轉向：一是中國對西方思想文化由全盤接受走向反思與辯證，二是中國對自身傳統思想文化，由批判、全盤否定走向重新發現與求證。與桑德爾的相遇，為我們重新發現傳統的價值，提供了契機。

邁克爾·桑德爾在《向中國哲學學習》中總結道：“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之間任何一種相互學習的方案，均應該從接受某種不對稱開始。我的朋友、前哈佛大學同事杜維明先生曾經說過，中國是一種學習型文明，而西方是一種教導型文明。他在這樣說的時候，並不是在稱贊西方。我認為他是在說，那些認為自己是在給世界上其他國家傳達指令的社會，終會陷入一種狂妄自大。他們的學說會墮落為布道。一種一心從事教導和布道的文明，不僅會招致普遍的憎恨，自己也會喪失面向世界、聆聽世界並向世界學習的能力。我很感激這本書的對話者，他們慷慨地貢獻了自己的思想，饋贈了批判性的互動。”

引言 桑德爾與中國的相遇\\ 歐逸文

編 正義、和諧與共同體
第1章 無和諧的共同體？—對邁克爾·桑德爾的一種儒家式批評\\李晨陽
第2章 個人、家庭、共同體及其他—對桑德爾正義觀各主題的若干儒家式反思\\白肜東
第3章 作為美德之正義、依據美德之正義以及/抑或關於美德之正義—儒家對桑德爾正義觀的修正\\黃勇

第二編 公民德性與道德教育
第4章 桑德爾的德性觀念\\朱慧玲
第5章 關於桑德爾論共和主義德性的思考\\陳來

第三主義與完美：桑德爾與道家傳統
第6章 性別、道德分歧和自由—中國語境中桑德爾的公共善政治\\王蓉蓉
第7章 滿足、真實的假裝以及完美—桑德爾《反對完美》與道家\\德安博

第四編 個人觀念：桑德爾與儒家傳統
第8章 儒家倫理中“人”的理論化\\安樂哲
第9章 如何不考慮道德主體而思考道德\\ 羅思文
第10章 對儒家角色倫理的一種桑德爾式回應\\德安博

第五編 桑德爾的回應
第11章 向中國哲學學習\\邁克爾·桑德爾
致謝
譯後記

引言 桑德爾與中國的相遇
歐逸文

2012年12月的一個夜晚，在中國東南沿海的廈門大學的校園裡，大批學生聚集在學校報告廳的門外，其人數遠遠超過了報告廳的容納量。我站在門裡，透過玻璃看著蜂擁而至的年輕學生興奮激動的臉龐。一批保安在吁請人群保持安靜；校長也致電給當晚活動的組織者，提醒他們不要失控。
他們所熱誠盼望的對像，在中國獲得了“通常隻有好萊塢明星和NBA球員纔能享有的受歡迎度”（《中國日報》曾這樣評價道）。他就是邁克爾·桑德爾，一位溫和而善辯的明尼蘇達人。他是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他教授的《公正》課程廣受學生歡迎，引導學生了解西方思想史當中的核心人物，如亞裡士多德、康德、羅爾斯等。桑德爾將這些人的道德決策理論編進現實世界的道德困境當中。刑訊逼供是正當的嗎？如果你的孩子需要某種藥救命，你會去偷嗎？美國一家公共電視節目拍攝了這些課堂現場，並放到了網上。當這些課程開始在中國傳播的時候，一些志願者翻譯了字幕。兩年之內，桑德爾在中國獲得了驚人的明星般的知名度。《中國新聞周刊》雜志稱他為“2010年度有影響力的外國人物”。
清華大學經管學院院長錢穎一告訴我：“桑德爾解決道德問題的進路對於中國讀者來說不僅非常新穎，而且與某些重大社會問題的日常討論密切相關。”直到我去校園現場感受桑德爾與中國相遇的時候，他那些有字幕的關於西方政治哲學理論的課程，在網絡上的觀看次數已經至少有2000萬次。《時尚先生Esquire》曾經以他為封面，標題是《巨匠與傑作》。
如果生活在21世紀早期的中國（我於2005—2013年在這裡生活），就會見證一種哲學和精神上的復興，這可以與19世紀美國的大覺醒時代相提並論。
人們的基本物質需求越是得到滿足，就越質疑以往的分配方式。為了尋求新的意義，他們不僅從宗教，也從哲學、心理學和文學當中尋求新的方式，從而在一個意識形態上不一致並不斷改革的世界當中為自己辨明方向。在一個競爭激烈、由市場驅動的社會中，個體對陌生人負有什麼樣的責任呢？當說真話非常危險的時候，一個人有多大的責任要說真話呢？一個社會應該如何定義公平和機會？追尋這些問題的答案，在某種程度上就像是在追求繁榮發展那樣，喚醒並激發著人們。
桑德爾習慣於和他的妻子及兩個兒子安靜地生活在馬薩諸塞州布魯克林市，後來開始學著應對他在國外，尤其是東亞所產生的異乎尋常的反響。在首爾，他曾在一個室外體育場向1.4 萬人演講；在東京，他的演講入場券被黃牛炒到了5一張。在中國，他激發了一種近乎宗教的虔誠，他在這裡成為明星般的人物。有一次，在上海機場，護照檢查官攔住他，然後喋喋不休地告訴他，自己是他的粉絲。
在廈門大學的報告廳外面，人群聚集得越來越多，後主辦方決定將門打開，以便更好地維持秩序。因此，盡管有消防法規，他們還是讓人群湧入過道，密密麻麻的年輕人坐滿了每一個角落。
桑德爾走上講臺，在他身後是一塊巨大的塑料橫幅，寫著他新書的名字：《金錢不能買什麼》。在這本書中，他詢問道，是不是現代生活的很多特征，正在變成他所說的“牟利的工具”。在中國，鐘擺已經迅速地遠離了計劃經濟，如今社會上的每一件事物似乎都有一個價簽：服兵役、幼兒園上學資格、法官的裁決等等。桑德爾所傳遞的信息與此密切相關，因而聽眾全神貫注。他告訴聽眾：“我並不是在反對市場本身；我是在說，我們幾乎沒有意識到，近幾十年以來，我們已經從市場經濟變成了市場社會。”
桑德爾提到了從報紙頭條上讀來的一個故事：某個來自安徽省一個貧困地區的高中生將自己的腎賣了35；當他拿著iPad和iPhone回到家之後，他的母親發現了這場交易；緊接著他出現了腎衰竭。給他做手術的醫生和另外8人隨後被捕—他們已經以10倍的價格把這顆腎轉賣了出去。“中國有150萬人需要器官移植，”桑德爾告訴聽眾，“不過，每年隻有1萬個可用的器官。”他接著發問：“我們這裡有多少人會支持合法地通過自由市場來買賣腎器官呢？”
一個英文名叫彼得的中國年輕人，身穿一件白色運動衫，戴著厚厚的眼鏡，舉起手表達了一種自由至上主義的立場，認為使腎器官交易合法化會消除黑市。其他人則不同意他的觀點。桑德爾突然加大了砝碼，假設一個中國父親先是賣了一顆腎，“幾年後，他又要送老二上學，這時一個人來問他，如果他願意放棄生命的話，是不是願意把另一顆腎（或心髒）也賣了。這樣做有什麼不對嗎？”彼得想了想，說：“隻要是自由、透明、公開的，富人就可以買到生命，這不是不道德的。”這時人群中傳來一陣騷動，我身後的一位中年男子喊道：“不行！”
桑德爾讓現場安靜下來，接著問：“市場的問題，本質上是一個我們想要如何一起生活的問題。我們想要一個什麼都可以拿來買賣的社會嗎？”
第二天，桑德爾告訴我：“我去過很多國家，可能除了美國之外，中國有關自由市場的設想和道德直覺都是深刻的。”不過，讓他感興趣的，還是與此相對的力量，也就是從人群中傳來的對賣第二顆腎感到不安的聲音。他說：“如果你通過討論進一步探究並考察這些直覺，就會發現他們在道德上猶豫要不要將市場邏輯延伸至每一個領域。例如，中國觀眾一般會接受黃牛票—高價轉賣演唱會門票，甚至是公立醫院看醫生的號。但當我問他們，在春節人人都要回家的時候，是不是應該允許黃牛倒賣火車票，大多數人表示反對。”
在中國，外國思想引發公眾關注和學術討論已經有一段歷史了。“一戰”後，中國在很多方面仍然是封閉的，但它吸引了一些有影響力的人到訪。清華大學中文繫與歷史繫教授汪暉告訴我：“20世紀20年代，很少有著名的西方哲學家來中國訪問，除了約翰·杜威和伯特蘭·羅素，還有印度詩人泰戈爾。有聲望的知識分子，如梁啟超和杜威的學生胡適，引薦了他們。”有了這些不同凡響的引薦，杜威和另外幾位學者吸引了大量的追隨者。後來，弗洛伊德和哈貝馬斯也走上了這條道路。
2007年，桑德爾次來到中國。當時的中國觀眾已經不再會因為一位西方學者的到訪而感到新奇萬分，因而互動就需要更加深入，而不僅僅是依靠好奇。汪暉說：“在桑德爾來中國之前，已經有好多西方學者來過了。一些哲學家，像羅爾斯及其正義論，弗裡德裡希·哈耶克及其‘自生自發秩序’理論，在中國的知識分子當中都有著極大的影響力。因此，知識分子接受桑德爾的過程，就是一個辯論和協商的過程，這在我看來是好事兒。”進行深入對話的時機已經成熟了。清華大學萬俊人教授在介紹桑德爾的時候說，中國有著一顆“急迫的心”。
桑德爾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考慮自己所說的“我們對同胞所負有的道德責任”。他在13歲以前一直生活在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的郊區霍普金斯，後來隨家人搬到了洛杉磯，那裡的同學會翹課去衝浪。這強烈衝擊著他內心的那種來自中西部的慎重內斂。他告訴我：“南加州對性格養成的影響，能在真實世界不受約束的自我當中看得到。”他早期帶著對自由主義政治的興趣，進入了布蘭迪斯大學，隨後又獲得羅德獎學金的資助，去了牛津大學。一個寒假裡，他要跟一位同學合作完成一篇經濟學論文。“我這位朋友有著非常奇怪的作息習慣，我大概午夜睡覺，而他會通宵達旦。於是我就有了早晨的時間來讀哲學書。”桑德爾這樣說道。開學的時候，他已經讀完了康德、羅爾斯、羅伯特·諾齊克和漢娜·阿倫特的著作；他終將經濟學放在一旁，轉向了哲學。
在隨後的幾年裡，他開始呼吁更加直接地討論公共生活中的道德問題。他說：“馬丁·路德·金清晰地引用了精神和宗教上的資源。羅伯特·肯尼迪在1968年競選總統的時候，也明確地表達出一種在道德和精神上引起共鳴的自由主義。”然而，到了1980年，美國的自由主義者已經將有關道德與德性的話語擱置一旁，因為這被看作“宗教權利所做的事情”。桑德爾說：“我開始感覺到，在這種價值中立的政治當中，好像缺了點兒什麼。我擔心主流公共對話當中的道德空虛會造成一種真空，從而給宗教激進主義和強硬的民族主義留有可乘之機。美國的自由主義變得越來越官僚，沒有能力激發人們。”
2010年，中國有一群志願者聚集到一起成立人人影視，翻譯國外節目。當他們翻完情景喜劇和刑偵劇之後，轉向了美國大學那些開始上線的網絡課程。桑德爾曾經來過中國一次，給一些哲學專業的學生做過演講，但當他的課程上線後再次來到中國時，他發現了一些現像。“他們告訴我，如果講座是晚上7點開始的話，那麼孩子們會在下午一點半就開始占座。”他說，“他們擠滿了教室，我得小心翼翼地從這些熱情的人中穿過。”桑德爾也看到自己的思想在其他國家所產生的影響，但都沒有像在中國這樣強烈。我們討論過，並試圖理解這種現像。哈佛大學的名號當然有號召力，而且公共電視臺的專業潤色和制作，也的確使這門課程比其他課程觀看起來更有趣。然而，對於中國學生來說，他的上課方式也是一種驚喜：他讓學生站起來表達自己的道德觀點，讓他們獨立參與復雜而無限制的問題討論，這在中國課堂上是罕見的。錢穎一說學生們津津有味地閱讀桑德爾《公正：該如何做是好？》的中文版，“這部分是因為中國教的西方哲學很少，而且，這本書非常適合中國大學生，它用很多有趣的例子來闡明不同的思想學派” 。
除了上課風格受歡迎之外，桑德爾還更為深刻地解釋了中國人對道德哲學的濃厚興趣。他說：“當社會出問題的時候，無論出於什麼原因，他們都無法嚴肅地公開討論各種重大的倫理問題。”年輕人尤其“感到公共討論的空乏，他們想要更好的”。在某種意義上，中國是無拘無束的樂土；在這裡，個體能夠從社會紐帶和歷史當中擺脫出來，根據自己的興趣做決定，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鄧小平發起了經濟改革，呼呼繁榮發展是要務。1992年，他說“發展是硬道理”；中國從此走上了一條自己不曾知曉的、通往富足的康莊大道，但同時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國遭遇了市場社會所帶來的風險，如假藥泛濫、豆腐渣工程、腐敗猖獗等。
桑德爾給中國的年輕人提供了一些有用、富有挑戰性但又不具有顛覆性的話語繫統，也提供了一個能夠在其中討論不平等、腐敗和公平等問題但又聽起來無關政治的框架。這是談論道德同時又不直指政治合法性和政治權威的討論。
有時候，桑德爾會遭到中國評論家的質疑。對於有些人來說，他反對市場的論證在理論上可行，但“薄”（thin）的公平概念會觸動中國人回想起定量供應和空蕩蕩的貨架。另一些人則認為，有錢是保護自己不受權力濫用傷害的途徑，因此限制市場隻會增加政府手中的權力。“有些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非常氣憤地批評他的觀點，但大多數聽眾都很喜歡。”清華大學的汪暉教授這樣說道，“桑德爾的話題，如正義、平等、道德在人生中的作用等，都與我們這個社會息息相關。”
在廈門演講之後，我又觀看了桑德爾在北京給不同學校的大學生所做的幾場演講。當桑德爾描述說，美國已經分裂成一個富人vs其他人的社會，即“空中包廂化”（skyboxification）的時候，很顯然，中國聽眾在很大程度上感同身受。在昂首闊步地朝著一切皆可買賣的社會前進了30年之後，很多中國人開始反思。
在北京的後一晚，桑德爾要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做一場講座。在這裡，他遇到了一些學生志願者，他們努力完美地翻譯桑德爾的“公正”繫列講座。一個年輕女生滔滔不絕地說：“您的課堂拯救了我的靈魂。”桑德爾正準備問她這樣說是什麼意思的時候，人群就擁簇著他去照相和簽名了。我猶豫再三，還是走了過去，自我介紹後接著問她。她叫石葉，24歲，即將獲得人力資源管理專業碩士學位。她告訴我說，當她接觸到桑德爾的著作時，就像得到了“一把開啟心智的鑰匙，並開始懷疑一切”。“一個月之後，我開始感覺到不一樣，這已經是一年以前了。現在，我會經常捫心自問，這裡的道德困境是什麼呢？”
初她的父母都是農民，後來她的父親做海產品貿易。“我陪著母親一起去拜佛，會在桌上擺好供品。以前我並不會覺得這有什麼問題，但一年後我再次陪著母親去的時候，我問她：‘你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她的母親對這個問題感到惱火。“她認為我在問非常愚蠢的問題。我開始質疑一切，我不是在說這是對是錯；我隻是在質疑。”
石葉已經不再從黃牛那裡買火車票了。她說：“當他按自己設定的價格向我出售時，就限制了我的選擇。如果不是他定價，我可以決定是買經濟艙還是頭等艙，但現在他奪走了我的選擇權。這是不公平的。”她還開始遊說朋友們也這樣做。“我還年輕，還沒有能力去改變多少，但我能夠影響他們的思維方式。”
石葉就要畢業了，但她在政治哲學當中所進行的探索，使一切變得更加復雜了。“在我接觸這些講座之前，我非常肯定自己以後會成為一名人力資源專家，在大型企業的人力資源部門當經理，管理員工。但現在我感到困惑了，我開始質疑自己初的夢想。我想要做一些更有意義的事情。”她沒敢告訴自己的父母，但暗自希望自己在人力資源領域找不到工作。“我可能會用一個間隔年出國旅行，做一份兼職，出去看看世界。我想知道，我能為這個社會做點兒什麼。”
對石葉和其他到了逐漸能夠掌控自己的經濟和人生的年輕人而言，限制他們能詢問什麼似乎有些陳舊。接受各種新的觀念，包括邁克爾·桑德爾所提出的那些，不僅僅是出於好奇。這代表著要尋求一種新的道德基礎，中國的中產階級開始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