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超越秩序，不要試圖控制一切，適度混亂纔是好的
2020年2月5日，我在莫斯科的一間重癥監護室裡醒來，發現自己被一根近2米長的繩索綁在床上，因為在無意識狀態下，我曾經激動地試圖撥掉手臂上的輸液管並離開重癥監護室。我困惑又沮喪，不知道自己在哪裡，周圍都是說著外語的人，女兒米凱拉和女婿安德雷也不見蹤影。允許探視的時間很短，他們無法在我醒來時陪在身邊。
我也為自己的處境感到憤怒，因此在幾個小時後，衝著來探望的女兒發了火。我感到自己被背叛了，但這和事實完全相反。在異國他鄉求醫問藥面臨著許多生活起居問題，而家人一直在盡心盡力地滿足我各方面的需求。我對來這裡之前的幾個星期沒有任何記憶，再往前也隻是依稀記得12月中旬自己曾在多倫多住院。回顧2019年初的日子，我少有的能回憶起的事情之一就是寫這本書。
一個難關之後是另一個難關
在我寫作《人生十二法則2》期間，家人接二連三地遭遇了嚴重的疾病。這些情況廣受輿論關注，也因此有必要詳細說明一下。
首先是女兒。2019年1月，她不得不找外科醫生更換她大約10 年前植入的人造腳踝，因為這個裝置的使用情況並不理想，給她帶來了嚴重的疼痛和行動障礙，終幾乎失效。我在瑞士蘇黎世的一家醫院待了一個星期，陪她做完手術並度過了初的恢復期。
接著是妻子。3月初，妻子塔米在多倫多做了個常規手術，治療一種常見且不難治療的腎髒癌。那次手術切除了她三分之一的腎髒，但術後一個半月我們纔發現她其實患的是一種極其罕見的惡性腫瘤，一年內的死亡率接近100%。兩周後，醫生切除了塔米剩餘的三分之二腎髒，以及很大一部分的腹腔淋巴繫統。手術似乎阻止了癌癥的蔓延，卻導致她受損的淋巴繫統產生每天多達4 升的體液滲漏。這種情況被稱為乳糜性腹水，其危險性堪比之前的癌癥。我們前往美國費城求助於一個醫療團隊，在注射了本來是用於增強磁共振成像的罌粟籽油染色劑之後的第4 天，塔米的體液滲漏完全停止了。
這個好轉剛好發生在我們結婚30周年紀念日那一天。塔米恢復得很快，後來各方面情況都證明她已經痊愈。這個結果既證明了我們的幸運，又證明了她令人欽佩的力量和勇氣。
後是我。在上述一切發生的同時，我的健康狀況也每況愈下。我曾在2017 年初開始服用抗焦慮藥物，因為2016年聖誕節期間我喫的某些食物可能引起了一些自身免疫反應A，我對食物的反應給我帶來了持續的急性焦慮，而且無論蓋多少毯子都覺得渾身冰冷。此外，我差不多完全失眠，血壓也急劇下降，以至於每當我想站起來時都幾乎暈厥，也隻能蹲下好幾次。醫生給我開了一種苯二氮?類藥物和一些安眠藥，安眠藥我隻喫了幾次，因為包括失眠在內的糟糕癥狀幾乎立刻被苯二氮?類藥物治療完全根除。我繼續服用了整整三年的苯二氮?類藥物，因為此間我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從一個不知名的大學教授和臨床咨詢師變成了一個生活跌宕起伏的公眾人物，也因為我認為苯二氮?類藥物像宣傳的那樣是對人體沒有太大副作用的。
然而，當妻子在2019年3月開始對抗病魔時，我的情況發生了變化。我的焦慮在女兒入院接受手術的過程中激增，因此我讓家庭醫生給我增加了苯二氮?類藥物的劑量，以避免焦慮問題干擾我和家人。遺憾的是，劑量調整後我的負面情緒顯著增加了。這時候我們正在應對妻子的第二次手術和並發癥，我以為這纔是焦慮加劇的根源，於是再次提出增加劑量，但焦慮還是進一步增加了。我以為是困擾自己多年的抑郁癥傾向復發了，後來纔診斷出，問題出在我對苯二氮?類藥物的逆向反應。於是我在5月完全停用了苯二氮?類藥物，並在一位精神科醫生的建議下開始一周兩次服用氯胺酮。
這是一種非常規的麻醉劑，在有些情況下會對抑郁癥迅速產生療效。但是它給我帶來的除了兩次持續90分鐘之久的地獄之旅、強烈的內疚和深入骨髓的羞恥情緒，沒有一點積極療效。
第二次使用氯胺酮之後的幾天，我產生了急性苯二氮?類藥物戒斷反應。這種反應痛苦難忍，導致了前所未有的焦慮，帶來了醫學上稱為靜坐不能的難以抑制的坐立不安、鋪天蓋地的自毀欲，以及快樂感的完全喪失。一位醫生朋友向我指出突然戒斷苯二氮?類藥物的危險，於是我又重新開始服用較小劑量的苯二氮?類藥物，大多數癥狀就此得到了緩解。為了對付剩餘的問題，我開始服用一種曾經對我有用的抗抑郁藥物。然而這種藥物卻導致我疲憊不堪，每天需要多睡4小時或者更長的時間，同時也讓我的食欲增加了兩三倍。當妻子還處於嚴重的疾病中時，我的身心問題是個很大的麻煩。
在經歷了大約3個月嚴重的焦慮、失眠、食欲過盛和令人抓狂的靜坐不能之後，我去了一家聲稱專門進行苯二氮?類藥物快速戒斷治療的美國診所。盡管那裡的精神科醫生都盡了力，也僅能緩慢地降低我所需的苯二氮?類藥物劑量以及那些無法控制的負面癥狀。
盡管如此，我還是在那裡住了院，從8月中旬妻子術後並發癥康復之後的幾天開始，一直到11月末。當身體狀況大不如前的我回到多倫多的家中時，靜坐不能已經嚴重到讓我幾乎完全無法以任何姿勢平靜地坐下或休息一小會兒了。12月，我住進了本地的一家醫院，再次有意識時我就已經在莫斯科了。後來我纔知道，米凱拉和安德雷在2020年1月初把我帶離了多倫多的醫院，因為他們認為我在那裡接受的治療弊大於利，而我在了解詳情之後也完全同意這個判斷。
我在俄羅斯恢復意識之後發現自己的情況很復雜，因為我在加拿大時患上了雙肺炎，但這個病在我進入莫斯科的重癥監護室之前並沒有被發現和治療。不過去莫斯科主要是為了用一種在北美不為人知或被認為太過危險的方法戒斷苯二氮?類藥物。由於我完全無法承受苯二氮?類藥物劑量降低帶來的癥狀，醫生讓我進入了人工昏迷狀態，這樣我就可以在糟糕的戒斷癥狀來臨時保持無意識狀態。這個過程從1月5日開始，我在一臺呼吸調節機器中躺了9天。1月14日，麻醉和氣管插管被撥掉，我醒過來了幾個小時，並且告訴米凱拉我不再有靜坐不能，不過我完全不記得這一段。
1月23日，我被轉到了另一間專門進行神經康復治療的重癥監護室，記得我26 日醒過來了一陣子，然後就是2月5日的完全清醒。這10天我經歷了一段真實且強烈的譫妄，在這之後，我搬到了莫斯科郊外一個比較溫馨的康復中心。在那裡，我不得不重新學習如何走路、上下樓梯、扣扣子、躺上床和把手放在電腦上打字。我沒法看清事物，更準確地說是不知道如何讓四肢和看到的東西進行互動。幾周之後，當我在感知和協調上的障礙減輕後，米凱拉、安德雷和他們的孩子與我一起遷到了佛羅裡達。在經歷了莫斯科寒冷灰暗的鼕日之後，我們急需在陽光下度過一段安寧的休養時光。此後不久，新冠肺炎疫情就開始在全球範圍內引發恐慌。
在佛羅裡達，我試著戒掉了莫斯科診所開的藥，不過左手和左腳的肌肉開始有麻木和顫抖的癥狀，前額也是，同時伴隨癲痫癥狀和嚴重的焦慮。這些癥狀都隨著藥物攝入量的減少而明顯增加，大約兩個月後，我的用藥又恢復到了初在俄羅斯使用的劑量。這是一次實打實的失敗，因為一開始打算減藥的樂觀動力被打破，我又回到了之前付出沉重代價試圖擺脫的藥物依賴狀態。幸好這期間有家人和朋友陪伴，他們的陪伴讓我在愈發難以忍受這些的時候有動力繼續堅持下去。5月底，我離開俄羅斯已經有3個月了，情況顯然在惡化，繼續依靠親友不是長久之計，對他們來說也不公平。米凱拉和安德雷聯繫到了塞爾維亞的一家醫院，它可以用一種新療法來戒斷苯二氮?類藥物。塞爾維亞因為疫情關閉了邊境，允許入境兩天後他們就安排行程將我帶了過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