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數字公共治理和多主體協作的研究問題提出 /1
一、數字公共治理中多主體協作 /1
二、研究問題 /3
三、研究內容 /6
四、研究意義 /9
五、研究框架 /13
六、結構安排 /15
第二章 數字公共治理和多主體協作相關理論 /18
一、數字公共治理 /18
二、多主體協作相關理論 /20
三、本章回顧 /35
第三章 數字公共治理中多主體協作模式:公民參與政府治理
視角下 /37
一、本章研究問題及其研究範式 /37
二、數字公共治理生態繫統治理模式的設計:以線上線下整合
公民參與為例 /40
三、數字公共治理生態繫統治理模式的評估:以線上線下整合
公民參與為例 /47
四、本章回顧 /57
第四章 數字公共治理中多主體協作模式:企業參與政府治理
視角下 /59
一、本章研究問題 /59
二、研究基礎:政府智能治理與社會技術繫統理論 /60
三、基於社會技術繫統理論的政府智能治理變革框架和
運作模式:以城市大腦為例 /63
四、政府智能治理變革框架的結構性風險分析:以海澱和
杭州城市大腦為例 /68
五、本章回顧 /73
第五章 數字公共治理中多主體協作平臺:人工智能技術支撐
視角下 /74
一、本章研究問題 /74
二、研究基礎:政務服務平臺化和智能化 /76
三、人工智能支撐下平臺型政府的技術框架 /78
四、人工智能支撐下平臺型政府的實踐路徑 /83
五、本章回顧 /86
第六章 數字公共治理中多主體協作平臺:工作流建模視角下 /88
一、本章研究問題 /88
二、研究基礎:協作式數字公共治理平臺和工作流建模 /90
三、協作治理平臺工作流建模的可擴展框架 /93
四、框架驗證:以公民訴求處理平臺工作流建模為例 /104
五、結果討論 /108
六、本章回顧 /108
第七章 數字公共治理中多主體協作機制:公民大數據驅動視角下 /110
一、本章研究問題 /110
二、研究基礎:城市治理與大數據 /112
三、構建公民大數據驅動下城市治理智能化的框架 /114
四、框架驗證:將框架應用於獻血治理智能化 /119
五、結果討論 /124
六、本章回顧 /126
第八章 數字公共治理中多主體協作機制:政民價值共創視角下 /127
一、本章研究問題 /127
二、研究基礎:公民參與價值共創的研究模型 /130
三、實證研究方法和數據 /137
四、實證研究結果 /142
五、結果討論 /149
六、本章回顧 /151
第九章 數字公共治理中多主體協作機制:政企PPP合作視角下 /154
一、本章研究問題 /154
二、研究基礎:智慧城市及其評估 /156
三、多案例研究方法 /157
四、多案例研究發現 /162
五、結果討論 /179
六、本章回顧 /181
附錄 /184
附錄 A 公民參與價值共創機制研究的調研問卷 /184
附錄B 公私合營治理機制研究的訪談提綱 /188
附錄C WMDA 的建模流程和定義 /194
參考文獻 /201
後記 /211

隨著公共管理向公共治理的逐步轉型,公民、私有企業等非政府主體與政府協作完成公共服務供給、公共事務治理、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等項目,已成為數字公共治理的新趨勢。數字技術的使用為公共治理中多主體間的交互帶來了新機遇。一方面,數字公共治理平臺 (尤其是智慧城市、城市大腦、政府 APP)的建設、運作和管理作為一項技術依賴性強、投入成本高、實施周期長的任務,越來越多地需要私有企業的參與。另一方面,在開展公共服務供給和公共事務治理過程中,數字公共治理平臺作為多主體間的交互渠道,促使參與主體的角色發生轉變。其中,政府扮演著平臺服務發起者角色,私有企業以公私合營的模式成為平臺價值補充者,二者以數字治理創新為手段來提供公共服務並鼓勵公民參與治理,最終實現多主體間公共治理的價值共創。本書提出了數字公共治理生態繫統的概念,對上述現像進行了繫統性描述,並根據2015年 《MISQuarterly》期刊所提出的服務生態繫統三重框架,明確了數字公共治理生態繫統服務創新的研究需解決模式、平臺和機制這三個維度的核心問題:生態繫統應采取怎樣的治理模式來支持多主體間的服務交換? 應構建一個怎樣的數字治理平臺來促進主體間服務交換效率的有效性提升? 應采取怎樣的治理機制以保障或鼓勵私有企業和公民參與政府的公共治理價值共創?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本書從七個具體研究內容入手:在模式維度開展兩個方面的研究,分別從政府外部治理和內部運作入手,對公民參與政府數字治理和企業參與政府數字化運作中的多主體協作模式進行研究;在平臺維度開展兩個方面的研究,分別從平臺技術、流程和數據入手,通過分析人工智能技術應用下的平臺智能化、工作流支撐下的平臺業務流程建模,以及大數據驅動下的平臺治理決策這三個內容對數字公共治理平臺的構建進行研究;在機制維度開展三個方面的研究,分別從政民和政企交互入手,對公民通過參與數字公共治理與政府進行價值共創的治理機制,以及私有企業以公私合營方式參與政府數字治理項目的治理機制進行研究。本書采用設計科學研究方法、案例研究方法和問卷調查研究方法,試圖通過七個子研究內容,為數字公共治理生態體繫中多主體協作的模式、平臺和機制給出一些探索性回答,具體如下。研究一關注的是公民參與政府治理視角下數字公共治理中多主體協作模式。該研究遵循設計科學研究範式,以整合公民線上線下參與活動為背景,對數字公共治理生態繫統的治理模式進行設計和評估。在設計階段,首先,識別出繫統的核心參與者,包括政府部門、公民和電子治理平臺承包商,定義參與者角色,並基於社會交換理論來分析各參與者之間的社會交換形式。其次,設計參與者間的協作共治模式,將其細化為五個組件:可參與式治理的動機、情境化治理政策和戰略、公民為政府提供線下∕線上支持、政府為公民提供線上∕線下獎勵,以及留存與推薦。最終構建數字公共治理生態繫統治理模式原型。在評估階段,本研究以綠色出行治理案例為例,對治理模式的實例化應用進行有效性評估,並根據評估結果對模式原型進行持續改進,提出多層次治理模式以滿足情境化治理需求。本研究基於社會交換理論,對數字公共治理中多主體間的治理創新和價值共創進行繫統化描述,並對參與者間的交互過程進行理論化構建,促使多主體協作治理研究由概念分析向理論設計和科學驗證發展,也為實踐中不同情境下的數字公共治理生態繫統模式的構建提供一般性、可操作化的設計方案。研究二關注的是企業參與政府治理視角下數字公共治理中多主體協作模式。該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方法,探索了多主體協同下的政府智能治理的變革框架和典型模式。基於社會技術繫統理論,本研究構建了政府智能治理變革中參與者、結構、任務和技術協同變革的一般性框架,並結合案例識別了其典型運作模式。其中,參與者包括需求者、設計者、開發者和運營者;結構是多主體間的協作機制;技術包括政府智能治理所需的技術基礎以及治理平臺 (政府端和公眾端);任務是實現高效的公共政策執行和精準化公共服務供給,基於海澱 “城市大腦”和杭州 “城市大腦”兩個典型案例的分析,識別出治理牽引、政企合作式變革和創新驅動、產業生態式變革這兩種模式。針對要素間的結構性風險,本研究提出了六個應對策略。本研究彌補了已有研究僅識別變革要素但缺乏要素間協同變革模式識別的不足,也彌補了已有研究僅限於風險識別但缺少應對策略研究的不足,幫助政府管理者從整體視角來確定治理參與主體及合作機制、設計技術體繫和明確治理任務,並關注它們之間的協同變革關繫,減少變革失敗的可能性。研究三關注的是人工智能技術支撐下數字公共治理中多主體協作平臺。該研究遵循設計科學研究方法,構建了智能化數字公共治理平臺的技術框架,並分析其實踐路徑。本研究從平臺服務供需方定義、技術性基礎庫構建和政務服務治理全流程的模塊化智能化三個方面對平臺型政府的技術框架進行構建。具體來看,平臺服務的供應方是政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需求方是公眾,也可能是政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技術性基礎庫包含統一數據庫、統一規則庫和統一模型庫這三個類別;政務服務治理涉及五個核心模塊的智能化,即:服務事項識別模塊下的智能問答、智能身份驗證、智能填單和智能文件識別;事項派發至部門模塊下的基於供方能力的智能派發和基於需方偏好的智能派發;部門辦理事項模塊下的智能辦公規劃、監測和輔助;辦理結果反饋模塊下的基於事項關聯度的智能推薦;服務供給管控模塊下的智能優化。在充分考量平臺型政府有效實施機制和政務服務智能化的實踐挑戰的基礎上,本研究提出了技術框架實施應遵循的三條路徑。本研究彌補了平臺型政府研究中數據能力智能化在技術和管理兩個方面實現方式探索的不足,為 “十四五”規劃中政務信息化的共建共用和服務效能提升這兩個目標的實現提供建設性方案參考。研究四關注的是工作流建模視角下數字公共治理中多主體協作平臺。該研究采用設計科學研究方法,對跨組織邊界的協同治理平臺構建了一個可擴展框架,用於指導協同治理平臺設計與開發中的工作流建模。該框架包括需求、方法和模型三個可擴展的維度,其目的是為各種情境下的治理平臺提供通用的平臺功能和模式分析,以及提供面向對像的基於數據流、分析工作流的有效建模方法,從而促進處於協作治理平臺建設初期的發展中國家高效、準確、低成本地構建平臺工作流模型,並用於後續的平臺開發。具體而言,本研究在需求維度識別出包括四種基本通用功能在內的八種功能模式,包括結構化請求和非結構化請求兩種模式的電子服務、並行和串行兩種模式的電子行政、內部節點提醒和外部實時上報兩種模式的電子監督,以及基於公民主觀滿意度和 客 觀 平 臺 數 據 記 錄 兩 種 模 式 的 電 子 評 估。在 方 法 維 度 上,本研究提出了可擴展的 OOWMDA 方 法,在 WMDA 中 增 加 了 一 些 關鍵定義,即功能對像、功能對像數據依賴和功能對像依賴。在模型維度上,利用數據流分析完成了基於功能對像依賴關繫的頂層平臺工作流建模和基於活動依賴關繫的功能模式工作流建模。最後,本研究通過公民訴求 處 理 平 臺 的 工 作 流 建 模,對 該 框 架 的 可 用 性 進 行 了 驗 證。本研究推動了不同治理情境下平臺基本功能及其常規實現模式的識別,促進了建模的可操作性、準確性和低成本性的提升,也促進了模型整合的有效性和效率的提升。研究五關注的是公民大數據驅動視角下數字公共治理中多主體協作機制。該研究采用設計科學研究方法,構建了基於公民大數據分析治理決策智能化的應用框架,並提供了適合每個步驟的數據分析算法。該框架包括三個層次:數據合並層、知識發現層和決策層。首先,收集個體層面的多源大數據,通過概率模型、監督或半監督方法、主動學習方法或基於規則的方法,來計算同一數據實體在不同使用中的相似度,然後進行數據合並;通過準相似度等排序匹配算法將實體衝突最小化。其次,在數據合並層為每個公民建立一個以公民為中心的全景數據集。通過對全景數據集的分析,在知識發現層構建個體和群體層面的公民檔案和畫像,以描述城市治理中的各種公民屬性,包括公共服務接受屬性和城市治理參與屬性。采用簡單的統計分析算法識別基本屬性,進而在公共管理理論的指導下,運用機器學習和計量經濟學方法來識別畫像和屬性間有價值的關聯關繫。在決策層,通過數據挖掘和貝葉斯網絡技術,從公民檔案和畫像中識別出合適的屬性,確定治理任務類、公民個體類和公民群體類之間有意義的推理規則,建立城市治理智能化的本體模型,然後利用馬爾可夫預測模型和順序評價模型對本體模型進行優化。最後,以 “我的南京”APP的獻血治理為例,對所提出的框架進行了驗證。將公民獻血相關的四個不同來源的數據進行合並,然後準確識別出屬性和角色。獻血治理智能化的相關信息體現在緊急獻血治理的本體模型中。合並的、多源的公民個體和公民群體大數據,通過本體建模標準化後,確實可以提高緊急獻血治理的效率和效果。本研究強調了公民大數據在以公民為中心決策制定中的潛在價值,有利於促進技術研究和治理問題研究間緊密關繫的建立,為數據驅動式治理決策智能化提供一個具有可操作性的實施路徑,為實踐提供借鋻。研究六關注的是政民價值共創視角下數字公共治理中多主體協作機制。該研究采用問卷調查的研究方法,探究了公民參與數字公共治理與政府進行價值共創的治理機制。借鋻公民參與模型和理論、認知整合理論以及遊戲激勵等相關文獻,在區分公民參與中公共價值創造和私有價值獲取的基礎上,構建理論模型並提出研究假設;然後,以南京市綠色出行數字公共治理中公民參與為研究情境,對市民填寫的269份調查問卷數據進行分析,從公民個體視角探究了兩種價值在公民參與價值共創機制中的作用機理。研究發現,公共價值創造受到時間充裕、調動和集體激勵這三個驅動因素的顯著且正向的影響,私有價值獲取受到時間充裕、調動、健康激勵和線上形像激勵這四個驅動因素的顯著且正向的影響,但是,線上金錢激勵對私有價值獲取並無顯著影響;兩種價值對公民的持續參與都有顯著積極影響,且私有價值獲取的影響更大;兩種價值對這些驅動因素和公民持續參與的關繫具有顯著的中介效應,且私有價值獲取比公共價值創造對時間充裕、調動與公民參與的關繫具有更強的中介效應。該研究釐清了公民參與治理所產生的公共和私有價值,實證性地檢驗出私有價值的重要作用,兩種價值的中介效用在心理價值感知層面對公民參與內在機制的作用機理給出進一步解釋。本研究為實踐中數字公共治理平臺如何設置有效的激勵手段來鼓勵公民參與提出了見解。研究七關注的是政企 PPP合作視角下數字公共治理中多主體協作機制。該研究遵循案例研究方法,選擇三個有代表性的智慧城市項目作為研究對像,來探究公私合營的模式結構及其對數字公共治理平臺的成功影響。通過對案例訪談記錄的跨案例比較分析,我們發現衡量數字公共治理平臺成功的關鍵維度是數據集成導向型績效和公民服務導向型績效;促使數字公共治理平臺成功的公私合營治理機制包括地方政府頂層規劃、政府主導基礎設施建設、混合型組織平臺作為總承包商,以及吸納多個私有合作商的深度參與;構建有效的公私合營模式結構的兩個關鍵前驅因素是溝通成本和關繫維護成本。同時,我們發現關注溝通成本的公私合營模式更有可能制定地方政府頂層規劃並建立混合型組織平臺作為總承包商,且制定地方政府頂層規劃和建立混合型組織平臺作為總承包商這兩種治理機制都對數字公共治理平臺的數據集成導向型績效產生積極影響;關注關繫成本的公私合營模式更有可能采納政府主導基礎設施建設的模式並吸納多個私有合作商的深度參與,且采納政府主導基礎設施建設的模式和吸納多個私有合作商的深度參與這兩種治理機制都對數字公共治理平臺的公民服務導向型績效產生積極影響。本研究對公私合營治理的 “黑箱”問題做出了創新性探索,所識別的四種治理機制為其在不同研究情境下的普適性提供證據支持,所明晰的智慧城市績效評估維度及其與治理機制之間的命題假設,為後續治理機制的實證檢驗提供了理論基礎。本研究對實踐中智慧城市項目的評估,以及政企合作中交易風險的避免提供了一定的借鋻。